個人簡介：

衛興華，1925年10月生，山西省五臺縣人。1950年，進入新建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習，后轉入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做研究生。1952年，以全優的成績畢業，留校任教。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曾任第三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濟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經濟學科規劃小組成員、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全國綜合大學《資本論》研究會會長、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課題組主要成員等。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指導委員、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智庫”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學術顧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等等。

研究領域主要是《資本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他在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和財富理論、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理論、經濟運行機制理論、所有制理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經濟增長與發展方式轉變、收入分配等重要理論和現實問題上，他都有系統的研究和論著。在六十余年的教學和研究生涯中，衛興華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經濟學動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各類報刊發表文章1000余篇，出版學術著作（含主編、合著）40多部，成為中國最多產的經濟學家之一。衛興華教授被學界稱作“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國《資本論》研究權威”。獲世界級、國家級、省部級獎項共約25項。2013年獲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馬克思經濟學獎。2015年12月，榮獲第四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9年9月，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

論文簡介：

論文題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堅持、發展與創新問題》

發表期刊：《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年10期

獲獎情況：北京市第十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論文獎一等獎，2019年

內容簡介：

本文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需要科學理解的諸多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論述。論文厘清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兩個理論規定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相互關系，澄清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有制的存在形式與其實現形式、判斷改革開放是非得失的標準與判斷姓“社”姓“資”的標準、生產力標準論和唯生產力論、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等諸多經濟范疇和理論內涵之間的聯系與區別；并論述了社會主義要大力發展生產力與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相結合，發展經濟要將公平和效率相結合，一貫不贊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堅持生產重效率，分配重公平，將二者統一起來；分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中的歷史繼承性和創新性，闡述了社會主義經濟改革與發展中需要堅持的基本立場和理論創新方向。

本文的主要觀點是：要準確認識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間“源與流”的繼承與發展關系；不贊同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摒棄“傳統社會主義”的觀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兩個獨立的理論規定，在內容上既有所交叉，又有所區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特指我國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中一個特定的起始階段，其核心在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只能存在于初級階段，并反映初級階段的特點，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不限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和規定性，不能放大和延伸到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我國社會主義的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依然會具有中國特色，依然可稱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兩者并存，不能混同。但從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角度看，在社會主義的成熟和高級階段，則不會和不應當有資本主義和其他私有制的繼續存在與發展。

在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是兩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經濟制度，二者并存于憲法中。前者只以公有制為基礎，后者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但主次有別，公有制經濟必須占主體地位，這樣才能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質。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并不能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經濟體制范疇，而社會主義經濟是經濟制度范疇，兩者內涵不同。

本文提出，不要混同公有制的存在形式和實現形式。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的存在形式，承包制、股份制等是其實現形式，不能用后者取代前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標準論，但不能將其錯解為唯生產力標準論或唯生產力論；不能以“市場經濟”來否定“宏觀調控”。“三個有利于”是作為判斷改革開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標準，而不能作為判斷姓“社”姓“資”的標準；在經濟發展中，應堅持共同富裕的目標，堅持經濟和社會同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