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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工商時報》：中央最早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什么時候？如今再次強調具有什么意義？

　　李義平：經濟發展方式我們從1995年就提出來要轉變，那時候提兩個轉變：一個是從粗放經營轉向集約經營，一個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15年過去了，現在還刻不容緩，說明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歷史上是短缺經濟，不需要轉換經濟方式，中國經濟發展方式開始轉換是近30年的事，按照歷史和邏輯，開始的時候肯定是追求速度，追求規模，資源環境也能夠承受，產業層次也比較低，只需將國際產業轉移承接過來就可以了，我們那時候是需要速度和規模，但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整個都變了。現在我們的資源環境成本已經不堪重負，壓力很大，我們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在國際上沒有競爭力，而且嚴重依靠外需顯得非常被動，我們的經濟主要是靠天量的貨幣投入，而不是靠經濟本身的活力，而經濟本身的活力來源于體制，來源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換，已有的發展模式遇到了巨大的沖擊。所以中國經濟要高質量健康地發展，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體現的既是一個已經刻不容緩的偉大的戰略性任務，也是有一個里程碑式的戰略式的目光。

　　《中華工商時報》：現在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總體思路是什么？

　　李義平：黨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強調要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我認為這個轉變的總體思路就是一二三產業的和諧發展，適當地提高第三產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的比重。提升我們的創新能力，使我們的發展是一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可以持續的、穩定的發展的經濟發展方式，這應該是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的，也是我們科學發展觀的一個要求。我們要建立起一個深刻的，與經濟形勢相適應，與自主創新能力相適應，與世界經濟、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相適應，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新的經濟發展方式。

　　《中華工商時報》：目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總體情況如何？

　　李義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提出一個概念就能轉變的，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速度，還包括教育、衛生、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公平正義等，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一個系統工程。但現在是這么一個情況，對干部而言，GDP等于政績，政績等于升遷，因此他們就會不擇手段地追求GDP，這使得在整個收入分配中容易向政府傾斜，容易向企業的利潤傾斜，而不是向勞動者傾斜，政府拿這個錢再投資保增長，它很可能就忽視了民生，在勞動投入和勞動分配方面就很少，投資多了產生的結果就是內需拉動不起來。內需拉不起來就需要外需，整個經濟增長方式就轉變不過來。

　　另外政府往往傾向于向一些并不急缺的生產線和基礎建設去繼續投資，而不是向那些急需的社會保障、民生、醫療、教育等投資，因為前面的投資可以增加GDP，后面的效果沒有前面的明顯，然后會通過地方保護、產能過剩重復建設，

　　同時因為對創新估計不足，產生一些為追求短平快不惜污染環境、不惜浪費資源進行重復建設的現象，創新的模式也沒有得到轉變。

　　《中華工商時報》：為什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么難呢？

　　李義平：這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衡量的發展標準沒有轉變，不擇手段，不計成本，很難顧及到民生，經濟增長僅僅是數量的增長，而經濟發展除了數量的增長之外還包括社會的醫療保障、教育、休閑、公平、環境等等各個方面；二是科研體制的轉變。創新很重要，可以獲得超額利潤，我們現在主要是跟著別人后面做，但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就要創新，就涉及到用人體制、風險投資基金和教育的問題，特別是創新和科研的體制和機制，要建立一個內生的、自主創新的體制；三是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沖在第一線拼經濟，本來應該由它們提供的公共產品，包括教育、基礎科研、公共服務，包括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這些卻都做得不到位。政府可以制定規則，決定機制，但不應當決定哪個產業能夠勝出，哪個產業就不行，所以政府的職能要轉換，應該高瞻遠矚地指引確定一個方向，然后讓企業去選擇，真正創新的主體是企業。

　　《中華工商時報》：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當前我們應該在哪些方面做出改變？

　　李義平：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關鍵在于轉變體制機制。在體制上包括轉變干部的評價機制、科研創新的機制，需要市場配置資源，政府功能準確定位。

　　現在首先要做的是修改衡量地區經濟發展的標準，要改變以GDP作為經濟發展的唯一衡量標準，擺脫經濟“增長主義”。如果把經濟增長本身作為目的，片面追求GDP的增長，那就成了“增長主義”，就會帶來很多消極后果，使資源、環境不堪重負，甚至會偏離經濟增長的目的——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以及提高人們群眾的幸福指數。不光是一個簡單的GDP，還包括環境、社會公平、幸福指數，用這個去衡量干部的政績，而不是經濟增長的速度。

　　另一個是政府職能的轉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公共服務，創造了良好的環境，人們安居樂業，企業奮發向上，在市場規則的約束之下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經濟自然會持續地高質量地發展。如果政府職能錯位，直接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那就會產生許多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悖的現象，政府應著力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可以放開民營經濟的準入領域，如果民營經濟能夠在更為廣闊的領域進入的話，很多東西可以轉變，因為企業要進入會考慮投入和產出的，它選擇的項目就容易站在一個市場經濟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