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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現代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對現代金融危機的理論研究不斷深入，也形成了不同的分析范式。研究發現，這些分析范式存在顯而易見的缺陷，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考察現代金融危機形成的機理，構建一個新的金融危機分析范式。在全球化條件下，國外過度金融化和國外金融化資本的過度積累不可避免地導致其他國家對其貨幣或貨幣索取權的過度積累和虛擬資本的積累，因此，不僅要避免本國金融化資本的過度積累，也要防止國際金融化資本的過度積累向本國的過度轉移，避免因這種過度轉移而造成的國際金融化資本的累積，對金融化資本的國際流動的適當控制是必要的。

　　關鍵詞：現代金融危機；分析范式；明斯基金融；結構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金融化

　　中圖分類號：F831.5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462X(2015)10-0081-06

　　收稿日期：2015-07-08

　　作者簡介：陳享光（1957—），男，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理論經濟學與宏觀貨幣金融理論研究。隨著現代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對現代金融危機的理論研究不斷深入，也形成了不同的分析范式。研究發現，這些分析范式存在顯而易見的缺陷。

　　一、明斯基式金融分析范式

　　現代金融危機特別是2008年從美國開始爆發的世界性金融危機是在金融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出現的，危機爆發的金融因素是顯而易見的。對此明斯基式的解讀自然流行起來。Jan Kregel、Charles Whalen和Randall Wray等認為2008年爆發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是典型的明斯基式的危機，是明斯基金融不穩定性假說完全能夠解釋的純粹金融現象。

　　根據明斯基金融不穩定性假說，金融體系具有內在的不穩定傾向，這種不穩定性來自兩個不同的周期，即“基礎明斯基周期”和“超級明斯基周期”。基礎明斯基周期中的金融脆弱性體現在主體的資產負債表和融資安排上，這一周期是一個從套利金融開始、通過投機金融到龐氏金融結束的演變過程。按照明斯基（1992）定義，套利金融是能用他們的現金流全面履行合同規定的付款義務的。它往往是與有更大權重的股權融資的負債結構相聯系。投機金融則可以滿足他們負債收入賬戶上的付款承諾，即使他們不能償還現金流，這些單位需要“滾轉”他們的負債。龐氏金融意味著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不足以充分償還或他們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不足以滿足未償還債務的利息，這些單位可以出售資產或借款。基礎明斯基周期起始于套利金融，之后轉為投機金融，直至最終陷入龐氏金融騙局。基礎明斯基周期存在于每個經濟周期。

　　超級明斯基周期是一個改變商業機構、商業習慣和支配市場結構的過程。這些結構對于保證資本主義經濟的穩定是至關重要的，明斯基稱他們為阻礙不穩定的“阻制機構”。侵蝕和轉換需要幾個周期的過程，這就是為什么超級周期是一個長期而基本周期更短的相位周期的原因。當超級明斯基周期已有時間削弱經濟的“阻制機構”時，威脅經濟生存能力的全面金融危機就會發生。超級明斯基周期在幾個基礎明斯基周期的時期都會發揮作用，在其作用過程中，“阻制機構”不斷弱化，最終完全被侵蝕，金融過度深化，經濟經歷了一個無法控制的周期性的蕭條。一旦大規模爆發，經濟將進入一個重建“阻制機構”的時期。

　　超級明斯基周期可以被認為是允許更多的金融風險進入體制的過程，這個周期包括“監管松弛”和“風險增加”。監管松弛過程被認定為風險供給增加的過程，而風險增加過程可以認定為風險供給和需求兩者都增加的過程。監管松弛和風險增加的過程有三個維度。監管松弛的第一維度是規制俘獲。“阻制機構”限制了金融機構的活動，如果經濟受到阻礙，這些限制將減少利潤。這創造了一種經濟激勵去俘獲監管機構以削弱管制。第二維度是監管退化。監管者是人，更是社會成員的一部分，與投資者一樣，易于記憶喪失和重新解讀歷史。因此，監管機構忘記了過去的教訓，樂于相信經濟周期死亡的辨術。其結果是愿意相信削弱監管的理由，認為情況已經改變，不再需要調節。這種政策轉變可能得到為同樣社會力量所驅動的經濟學發展的支持，它為監管改變提供了合理性證明。第三維度是監管逃避。風險供給通過逃避金融監管的金融創新而增加，創新引起的活動游離于“阻制機構”的范圍之外，從事創新就要不斷更新管制。風險增加的過程同樣也涉及三個維度，第一維度是金融創新提供的新的產品會帶來更多的冒險。金融市場創造和擴大了一系列新產品的使用，包括證券化和分組證券、衍生工具，期權，所有這些產品都允許家庭、商業、金融機構采取新的模式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金融風險。第二維度是記憶喪失和文化變遷增加了風險需求。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逐漸忘記了以往的金融危機，增強了甘愿冒新的風險的意識。相應的文化變遷會改變人們對風險的態度。第三維度是數據的滯后。按照明斯基的觀點，經濟結構是持續變化的，這個變化過程必然會產生數據滯后。危機伴隨一段時期的重建風險、改變生成數據后果的系統，隨之而來的是一個管制俘獲、監管退化、監管逃逸、金融創新、記憶喪失和文化變遷的不平坦過程。這意味著數據生成過程是連續變化的，以至時間序列分析成為一個完全不恰當的行動指南。然而，這并沒有阻止人們使用這樣的分析。

　　按照明斯基的邏輯，冒風險的機會和欲望由于記憶喪失、金融創新和監管松弛等而不斷增加，市場參與者推動著風險—收益表向上移動，然而，他們卻無視包括所有參與者冒險的增加等結構條件改變造成的風險—收益表下降的事實。更重要的是，包括監管者在內的所有市場各方都是這樣，以致市場約束對風險防范失效，最終走上危機的道路。

　　二、結構凱恩斯主義的分析范式

　　結構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方法是由托馬斯·帕利提出的。帕利（2009）認為，盡管危機有著顯而易見的金融因素的影響，但不能把它看作是一場純粹的金融現象，明斯基理論的危險性在于：將這次危機揭示為一場純粹的金融危機而忽略了其根源于新自由主義這一事實。帕利也特別重視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自由主義轉型的意義。凱恩斯主義集中于總需求的分析，因而總需求也是分析新自由主義相聯系的結構變化影響經濟的切入點。帕利（2009）認為，在他的結構凱恩斯主義分析中，金融通過債務和資產價格膨脹取代工資增長，在維持需求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是其結構凱恩斯主義分析的第一個特點。第二個特點是認識并強調了金融創新和解除管制對促進需求增長的功能性意義，提供了一個把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并入對危機的綜合解釋中的渠道。第三個特點是認識到貿易赤字和美國全球參與模式的缺陷是引起全球危機的一個原因。美國由于支持借貸和資產價格膨脹而損害了收入和就業，進而損害了實體經濟。美國推行的全球化模式不僅造成工資擠壓效應，而且是造成美國經濟需求流失的影響因素。因為美國全球參與模式的缺陷導致進口支出的漏出、工作的離岸外包、新投資的海外轉移三重失血，這三重失血加速了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固有的停滯趨勢，因此也助長了危機的爆發，并使之帶有全球性。

　　帕利認為，危機根源在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取代“二戰”后的底特律條約的增長模式。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依賴債務和資產價格的膨脹來填補由工資停滯和收入差距拉大造成的總需求的缺口。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解釋了金融市場如何填補缺口并使這種填補遠超過合理預期的范圍。20世紀80年代之前，經濟政策致力于充分就業和工資隨勞動生產率而增長——就是所謂的底特律條約模式。這一模式創造了良性循環，與勞動生產率聯系的工資增長意味著強勁的總需求有助于充分就業。充分就業為投資提供了刺激，反過來促進生產率提高，進而支持工資增長。80年代后，經濟政策從致力于充分就業上退卻，并切斷生產率增長與工資之間的聯系，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以借貸和資產價格膨脹為動力，取代工資增長成為總需求增長的引擎。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是危機的根源。

　　帕利認為，新自由主義模式發展的結果是擴大了收入不平等，工人工資增長與生產率日漸脫鉤，關注通貨膨脹，而不關注充分就業、損害工會、勞動力市場保護、最低工資、通過全球化把美國工人置于國際競爭中，等等，自然引起工資與生產率脫鉤；而削弱工人地位、強化公司地位的經濟政策對這些結果的發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新政策像圍欄一樣把工人囚在其中，圍欄的四周是全球化、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小政府和遺棄的充分就業。全球化推動了生產的國際化，把工人推向國際競爭舞臺。對政府合法性的攻擊推動了私有化、放松管制、削減稅收導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惡化對政府支出及公共投資的擠壓。勞動市場的靈活性削弱了工會和對勞動市場諸如最低工資、失業救濟、勞動保護、雇員權利等的支持。通貨膨脹目標制的采取把通貨膨脹置于優先于充分就業的位置。而華盛頓共識發展政策促使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蔓延，通過使所有國家采取此政策而強化了它的影響。也使所有國家造成工資擠壓、工資競爭強化和管制放松。在帕利看來，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金融過度只是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的主要驅動器，單純的金融改革如果未涉及新自由主義的增長模式將會使經濟停滯惡化。帕利強調了債務與金融繁榮的重要性。債務為消費者提供了無論工資如何停滯、收入差距如何擴大都能維持消費的手段，而金融繁榮則為消費者和廠商支持其擴大債務融資支出提供了擔保。可見，帕利的結構凱恩斯主義分析把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性理論當作解開金融和經濟危機之謎的鑰匙，雖然他承認資本積累過程是有裂縫的，但認為此缺陷并非不可修復。按照帕利的觀點，金融不穩定和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具有的反凱恩斯主義的性質。帕利自己宣稱，“結構凱恩斯主義相信，設計適當制度結合傳統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可以挽救資本主義的趨勢并實現充分就業、分享繁榮。”

　　三、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分析范式

　　與結構凱恩斯主義對危機的解釋不同，福斯特和麥克切斯尼等新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積累出現斷層，陷入停滯—金融化的陷阱源自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非新自由主義［1］。新自由主義僅僅代表了最有利金融化的壟斷資本利益的經濟政策。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是根植于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的經濟深度停滯趨勢的回應。面臨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的缺乏，資本日益把大政府和大銀行時代造成的金融投機當成避難所。結果是：如果停滯是壟斷資本本身的主要矛盾，將演化成壟斷—金融資本階段的經濟停滯—金融化的雙重矛盾。新自由主義本身是停滯—金融化陷阱的反應。不存在超級明斯基周期及其明斯基的復蘇，也不存在結構凱恩斯主義者對危機的回應。

　　福斯特在其發表的《資本積累的金融化》一文中指出，明斯基等人對金融周期的分析忽略了資本主義積累過程中的長期結構性變化［2］。他認為，金融化的發展、現代信用體制的興起極大地改變了資本積累的本質，因為真實資本的資產所有權變得從屬于股票或紙面資產所有權——通過舉債而實現的杠桿化經營越來越多。從生產和金融的關系看，投機性資產定價結構與財富所有權憑證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有關，它支配了與產出有關的“實體”定價結構。因此，經濟基礎范圍內可用于積累的貨幣資本頻繁被轉化為M—M＇，即資產價格的投機。這種轉化成了長期趨勢，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經濟發生重大結構變化。在經濟中產生的潛在儲蓄或剩余超過可盈利的投資機會，將導致停滯趨勢，因為生產缺少市場，資本就會轉向杠桿化金融投機（一大堆令人迷惑的期權、期貨、衍生品、掉期等）以避難。因此，金融化不僅僅滋生于繁榮時期，也滋生于停滯時期。其主要矛盾在于，金融爆炸一方面能在短期內刺激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從長期來看，它會產生更大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新馬克思主義者馬格羅夫和斯威齊認為，如果出現金融全球化，人們不可能對其監管，那么遲早停滯的生產基礎上的金融上層建筑的膨脹，就可能導致相當于20世紀30年代的大崩潰。他們認為，明斯基的理論沒有很好地解釋生產（實體經濟）與金融之間的關系，帕利通過結構凱恩斯主義對此進行了考察，但他主要關注的是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如何在以下方面改變了生產和金融的關系：以階級為基礎的對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使上層獲益（包括工資停滯和巨額利潤）導致有效需求的相對短缺，以及新自由主義通過債務積累和資產膨脹為經濟提供增長動力。在帕利看來，這些連同金融投機去除了阻斷機制的超級明斯基周期一起，導致了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的發生。帕利沒有看到積累或儲蓄投資過程才是問題，資本積累過程的斷層不是源自新自由主義，而是源自資本主義制度。

　　福斯特認為，金融化的發展使經濟活動的重心從產業部門（甚至從諸多正在擴大的服務業部門）轉向金融部門，金融化導致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發生了深刻變化，進入壟斷金融資本時期，資本在基本層面上的進展不大，而是陷入了似乎永無止境的經濟停滯和金融膨脹的循環中。他認為，金融化的發展，催生了期貨、期權、衍生產品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使得金融投機甚囂塵上；金融化的快速發展使得巨額財富的積聚日益與金融活動而非生產過程相關，金融部門也日益掌控著非金融公司現金流管理的速度和規則；金融化導致收入和財富分配差距；金融化使得生產性投資和金融資產積累之間沒有了必然的直接聯系，兩者的背離有可能達到相當大的程度，這種背離的惡果就是導致經濟繁榮終結的投機性泡沫，投機性泡沫又會導致嚴重的經濟動蕩。

　　福斯特和麥克切斯尼認為，傳統上，金融擴展與實體經濟的繁榮密切相伴，但金融化的發展改變了這種情況，金融擴張不是以健康的經濟為基礎，而是以滯脹的經濟為基礎。由于不能為其實體經濟中不斷增長的剩余尋找出路，資本通過企業和投資者把額外的剩余——儲蓄注入金融，投機于資產價格的上漲。同時金融機構發現了容納這種大量貨幣資本流入的新的、創新的方式，并通過增加借款的杠桿作用把金融上層建筑不斷推向更高的高度，創造出衍生工具、期權等各種各樣的金融工具，結果是累積如山的債務產生，外加上金融利潤的超常增長。雖然金融化通過各種財富效應推動了GDP的增長，然而整個經濟日益依賴一個接一個的金融泡沫，以便游戲能夠繼續進行。而且，隨著信貸債務的量的增加，它的質量卻在下降，這整個過程意味著，一旦金融泡沫破裂，危機就可能爆發。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化加速發展，世界經濟遭受到越來越多的金融危機。福斯特在《資本主義的金融化》一文中指出，短期內房產泡沫是阻止經濟停滯的利器，也是金融化的核心基石，它與美國居民的基本福利密切相關。如今房產市場的低迷將導致嚴重的經濟衰退，觸發全面的金融混亂。繼續調高利率有可能導致經濟停滯甚至房產價值銳減和居民債務負擔比率上升（進而導致大面積的住房信貸信用風險）之間的惡性循環。美國的消費需求是全球經濟需求的核心源泉，美國的消費需求一旦劇降，就極有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危機的風險。

　　現代金融危機是伴隨金融化的發展而不斷出現的,正因為如此,有的新馬克思主義者，如拉帕維查斯,把現代金融危機的原因直接歸結于金融化。拉帕維查斯認為，現代金融危機如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與過去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不同，它的產生是由于個人收入的金融化, 特別是對美國工人的抵押貸款,包括對最貧困工人的抵押貸款，這種金融化與投資銀行業務在金融機構之間的擴展相結合, 使得資本從工人和其他人的個人收入中直接榨取金融利潤變得越來越重要，這可以稱為金融掠奪。與這些利潤相對應的是通過投資銀行業務得來的金融收入，在一定程度上,這些收入也根源于個人收入,特別是來自于對大規模儲蓄的管理，工人廣泛卷入金融機制中, 這是金融掠奪的基礎。金融掠奪是流通領域中產生的一項額外的利潤來源，它與個人收入相聯系, 包括已經存在了的貨幣和價值的流動, 而不是新的剩余價值，金融交易是關于貨幣和可貸貨幣資本的交易，而不是生產出來的商品的交易，它們通常包括以信任為基礎的承諾與義務的交換，而不是直接的等價交換，價值在金融主體之間的最終轉移取決于制度框架、法律安排、信息流動和社會權力。個別工人越是被迫依賴于金融機構，后者在信息、權力動機上的內部優勢越是允許它們使交易向自己的利益傾斜。霸權和隸屬的要素存在于這些關系之中, 盡管這并不與生產中的剝削直接對等。這場危機擴展到了全球范圍，是因為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在金融化的過程中發生了轉變，商業銀行與產業資本、商業資本更加疏遠，從事于投資銀行業務，并且將個人收入當作利潤來源，2001—2007 年, 投資銀行業務與金融化了的個人收入相結合，使美國和其他地方產生了巨大的泡沫, 并最終導致了災難。

　　四、新范式的構建：金融化資本過度積累說

　　現實的金融危機不是純粹的金融現象，而是金融化資本過度積累的必然結果，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只是造成金融化過度積累的一個因素。

　　如前所述，在產業資本積累主導下，資本循環周轉雖然不斷游離出貨幣資本，造成過度的貨幣資本的積累以及虛擬資本的積累，而這種貨幣資本和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也會對資本積累和循環周轉造成一定阻礙，甚至造成獨立的貨幣危機，但由于金融領域的資本，特別是貨幣資本從屬于產業資本，游離和積累的貨幣資本最終將以借貸資本和虛擬資本的形式回流到產業資本主導的循環周轉中（否則就會限制甚至失去其增值性），因此，貨幣資本和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有一定的限度，即便發生貨幣危機，所造成的影響相對較小。在高度金融化的情況下，貨幣資本的積累與虛擬資本的積累是交織在一起的，且是相互作用的，它們共同構成了金融化資本的積累。由于金融化的快速發展，貨幣資本和虛擬資本的獨立性被極大地強化，貨幣資本和虛擬資本容納的金融空間極大擴展，但金融領域能夠容納的金融化資本并不是無限的。因為無論是借貸貨幣資本還是虛擬資本代表的金融化資本，與現實資本即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之間存在著看不見的聯系，一旦全面突破由現實資本積累和收入能夠支撐的范圍，社會再生產正常進行所需的條件為金融斷流所破壞，現實資本與貨幣資本、虛擬資本之間看不見的聯系不得不按市場固有規律重建時，就會通過金融危機的強制來實現。

　　與產業資本積累主導的情況不同，金融化條件下產業資本循環周轉中游離出的貨幣資本不一定回流到產業資本的循環周轉中去，因為金融自身不斷創造出新的投資對象，吸納著資本循環周轉中游離出來的貨幣資本和社會剩余。我們的分析表明，無論是貨幣資本形式的金融化資本的過度積累，還是虛擬資本形式的金融化資本的過度積累，都埋藏著金融危機的種子，都存在觸發金融危機的機制。在高度金融化的條件下，金融化資本的積累與現實積累之間的斷層和矛盾更深，金融化資本的積累不等于現實資本積累，金融的繁榮不代表實體經濟的繁榮，反之，金融化資本積累是現實積累減少或現實積累受阻的結果，金融繁榮是實體經濟停滯或衰退的結果，金融化資本積累與現實積累、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發展相背離，這種背離由于金融化發展甚至可以達到很高的程度，也將不可避免地催生金融泡沫。金融投資獲得的金融利潤不同于產業資本積累主導下的金融利潤，有剩余價值轉化而來的，更多的是來自社會收入的再分配，因此，這部分利潤的增加是以社會各階層收入的減少為條件的，這樣一來，金融利潤的增加可能帶來兩方面后果，一是社會各階層收入減少而抑制實際有效需求的增加；二是金融化資本的投資和投機帶來金融利潤的增加，在平均利潤率既定的條件下，金融利潤的資本化將引起資本的相對過剩或加劇資本的過剩，而過剩的資本又可能流入金融領域成為金融投資和投機的資本來源，這不僅促進了金融化資本的過度積累，而且進一步助長了金融泡沫化。

　　進一步分析發現，金融化的發展會使貨幣資本和虛擬資本能夠脫離產業資本的制約而積累，它們的過度積累支撐了借貸資本的過度擴展和房地產金融的過度發展，這不可避免地導致房地產和其他資產的泡沫化，特別是房地產市場由于金融化資本的支持和投機價格走高。而無法承擔虛高房價的民眾，在借貸資本的支持下則成為次貸市場的需求主體，如美國2008年危機爆發前，大量的金融機構為這些次貸主體提供了大量次級貸款，并且在此基礎上創造了許多組合債券和金融衍生產品；同時，一些金融機構和社會上、國際上的其他剩余資本則成為這些組合債券和金融衍生產品的最終投資者。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斷創新和大量發行催生了似乎永無止境的國內、國際資金的注入，甚至有些機構投資者不惜以高杠桿借貸進行投資。金融的自由化和國際化使得這些場外衍生交易工具（CDS等）的交易脫離了政府的監管，以至于在危機爆發時，各國政府竟不能準確估計出次級貸款及其衍生產品的規模。盡管資產的證券化可以將風險在國內、國際上不斷地轉移，但是卻不會減少、更不能消滅風險，甚至還會放大風險。以次貸為基礎的金融衍生產品的運行狀況直接或間接取決于次級貸款的運行狀況，而次級貸款的運行狀況又取決于房地產價格的漲落，這就使得巨大的虛擬資本對房地產價格的波動十分敏感。為了防止這一過程中可能引發的通貨膨脹，美聯儲連續上調聯邦基金利率，導致住房抵押貸款市場利息率上升和房地產價格下降，貸款者無法以新借款的形式償還原來的抵押貸款，致使違約率上升，次級貸款運行狀況惡化，又進一步危及各種各樣的衍生產品，同時預期現金流的無法實現使得這些虛擬資本的價值大幅度縮水。隨著有價證券（RMBA、CDO、CDS等）價格的下跌，按照現價計算的原則，金融機構不得不做出大量的資產減記，從而引起經營杠桿率的進一步上升，為了維持或降低原有的杠杠比率，在新的股權投資不足的情況下，金融機構只能壓縮其資產負債表。貨幣市場利息率的上升和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壓縮，造成信貸緊縮，進而可能并實際上引起經濟的衰退。另外，虛擬資本還通過托賓的q值效應、金融加速器效應、財富效應、信心和預期等影響企業依靠自有資本投資和企業與居民的消費，逐步將自身的危機擴大、傳導至實體經濟。由于投資或投機于美國金融市場上的資本是全球性的，通過貿易、資本流動和匯率等渠道，次貸危機也從美國的金融市場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市場，從美國的實體經濟傳導至全球的實體經濟，對世界各國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自然也難以獨善其身。

　　從這次金融危機形成和爆發的機理看，其源于金融化資本的過度積累，防范金融危機需要避免金融化資本的過度積累。貨幣資本的積累實質上是貨幣形式或對貨幣索取權的積累，在其積累過程中總會在一定階段出現貨幣資本的過剩，并且這種過剩會隨著信用的擴大而發展，結果導致貿易過剩、生產過剩、信用過剩。脫離現實資本積累的貨幣資本積累越多，造成的這種后果就越嚴重，危機爆發引起的經濟和金融波動就越大。因此，要避免脫離現實的貨幣資本的過度積累，鼓勵產業資本積累而不是金融化資本的積累，鼓勵資本向生產領域的轉移而不是相反，鼓勵積累的貨幣資本的產業化而不是產業資本的貨幣資本化，鼓勵貨幣資本投資而不是投機。

　　在避免貨幣資本過度積累的同時，也要避免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虛擬資本的膨脹從本質上來說是非生產性的，它并不增加一國的實際財富，各種金融游戲在浪費了大量的實物資源的同時，還吸引人力資本向金融部門集中，大大降低了整個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所以，政府在一開始限制復雜金融衍生工具使用的同時，還應該出臺各種政策鼓勵資本、人才向生產性部門的流動。特別是在全球化的條件下，要避免對外國貨幣形式或貨幣索取權和虛擬資本的過度積累，否則國外金融化資本的過度積累所引發的危機將會給中國造成重大損失。國外金融化資本的積累僅僅表現為外國貨幣或貨幣索取權的積累，或僅僅是所有權證書的積累，這種積累與本國資本積累幾乎沒有任何關系，在某種意義上是對本國現實積累的限制要素，因為它導致了本國實際資源的國際轉移。不僅如此，它還易于遭受貨幣貶值的損失，發生危機時，積累的來自國外的金融化資本體現的實際價值會大為降低。為此，來自國外金融化資本應限定在必要的范圍之內，應著眼于現實資本的積累，著眼于實體經濟的發展和競爭力的提高，而不是金融化資本的積累。

　　特別要提及的是，不能割裂生產和金融兩者之間的關系，更不能顛倒它們之間的關系，試圖通過金融化和金融化資本的積累解決經濟發展問題是不現實的，最終只能適得其反，拖累經濟發展。為此，生產是社會生產再生產的根本環節，生產發展是經濟發展的關鍵，金融對生產和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并不是無條件的，無視條件的限制刻意搞金融化，單純進行貨幣資本的積累和虛擬資本的積累，超越一定限度，不僅沒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還有造成實際積累的障礙，阻礙經濟發展。金融發展應著眼于經濟發展的需要，金融發展要特別是生產發展的需要，金融發展要為社會生產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創造有利的金融條件，使金融成為加速資本積累和集中，促進資本有效配置的有力杠桿。適應經濟發展的金融發展和金融工具的創造，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資本和金融支持，適度使用一些金融衍生工具，比如期貨等，有利于分散和規避風險，使資本或要素能夠按風險調整的收益進合理配置。但是，脫離實體經濟需要的過度金融化及相應金融工具的過度創造，將會極大地強化實物運動和價值運動的相對獨立性，弱化乃至于割斷金融投資與實體投資的聯系，不僅會導致經濟和金融風險的累積，造成難以控制的經濟不平衡性和金融的不穩定性，而且也會造成現實積累的障礙，加劇積累過程中的矛盾，阻礙經濟發展。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復雜金融工具的反復衍生和過度證券化不但不能最終消滅風險，還可能在全球范圍內傳遞和放大風險，加劇全球性金融危機，放大其沖擊力和危害性。因此，決不能脫離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特別是生產發展的需要盲目發展金融化，因為這種金融化會助長金融化資本的過度積累，無助于現實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

　　全球化條件下，國外過度金融化和國外金融化資本的過度積累不可避免地導致其他國家對其貨幣或貨幣索取權的過度積累和虛擬資本的積累，當金融化資本過度積累引發危機時將引起所代表的貨幣資本的大大減少，從而造成資本的損失，且金融危機的國際傳染產生的影響更大，造成的損失更嚴重。因此，不僅要避免本國金融化資本的過度積累，也要防止國際金融化資本的過度積累向本國的過度轉移，避免因這種過度轉移而造成的國際金融化資本的累積。

　　要提及的是，在金融化和全球化快速發展的當今世界，國際金融化資本積累不可避免地造成金融化資本的國際擴張，特別是金融化資本的大規模國際流動會對國內經濟和金融市場造成嚴重沖擊，會導致包括貨幣風險、資本外逃風險、金融脆弱性風險、傳染風險甚至主權風險在內的各種風險的累積，達到一定程度會給一國經濟、金融造成極大危害。要避免此類風險和風險的累積，對金融化資本的國際流動的適當控制是必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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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福斯特,麥克切尼斯.壟斷金融資本、積累悖論與新自由主義本質［J］.國外理論動態，2010,(1)：1-9.［責任編輯：房宏琳］

原文鏈接：http://www.qstheory.cn/llqikan/2015-11/07/c_11170698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