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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中國宏觀經濟失衡出現了新的特點，我們叫做既有潛在的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又有經濟下行的嚴峻的威脅。”在1月15日舉行的中國經濟前瞻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針將當下中國宏觀經濟現狀歸結為“雙重風險并存”，并稱，傳統的宏觀調控方式遇到了根本性的挑戰。

“作為一個上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我們現在遇到了發達國家歷史上遇到的問題，但到今天他們并沒有解決的宏觀經濟失衡的特殊矛盾。”面對新的失衡局面，劉偉建言稱，必須要把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引入到宏觀調控方式的重要方面來。

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的三個階段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宏觀經濟失衡大體上分成三個階段。”劉偉在論壇上表示，第一階段是1978年到1998年，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的總體情況是需求膨脹、供給不足、經濟短缺。因此，主要問題就是通貨膨脹壓力比較大，特別是需求拉上的通貨膨脹。“當時是一個短缺的年代，所以人們對通貨膨脹的擔心、疑慮非常強，稍有政策變化，風吹草動，就引起搶購。因此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在將近20年的時間里，長期緊縮，無論是財政還是貨幣。”

第二階段是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10月，這個時期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的突出特點是需求疲軟、產能過剩，特別是內需不足，期間還遭遇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深刻的沖擊和影響，一系列經濟增速乏力、失業矛盾突出等問題凸顯出來。“這個階段宏觀經濟政策改變了此前二十年長期堅持的緊縮政策。”劉偉指出，從1998年的6月份第一次提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開始擴大內需，采取擴張性的宏觀調控。到2008年為了應對世界金融危機，進一步明確了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所謂的財政貨幣政策的組合拳，雙擴張，全面刺激經濟。一直到2010年10月，對外宣布中國從反危機的政策軌道率先退出。

第三階段是從2010年以后，特別是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中國宏觀經濟失衡出現了新特點——雙重風險并存，既有潛在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又有經濟下行的嚴峻威脅。“在這種雙重風險并存出現的情況下，傳統的宏觀調控方式遇到了根本性的挑戰。”劉偉解釋稱，這種矛盾一旦出現，從總需求角度入手，進行宏觀調控就有了極大的局限，這種局限是從方向上、總量上，擴張擴不得，緊縮緊不得。

在這一情況下，便有了宏觀調控方式的根本性改變的觀點。“面對這種新失衡，宏觀調控方式主要的、甚至是首要從需求方面入手進行需求總量調節，是難以解決問題的，必須要把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引入到宏觀調控方式的重要方面來。”劉偉說。

內需不足成經濟下行主要原因

需求有局限，需要引入供給，引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否能解決問題？劉偉指出，就中國現階段來講，宏觀經濟失衡表面上看是需求側出了問題，但深層的原因在于供給側特別是結構性失衡所導致的。

從形勢上看，經濟下行在2013年以來越來越明顯，無論是增長速度還是各種估計的指數，都形成了一個態勢，持續下降。“我們分析原因是由于內需不足，內需就兩塊，一個是投資，一個是消費。”劉偉就此進行了具體論述。

“投資消費為什么不足，是貨幣供應量不夠嗎？實際上現在根據統計數據顯示，M2（廣義貨幣）的存量應當差不多有160萬億，潛在的貨幣存量量很大，恐怕不是需求方面的問題。”劉偉稱，投資需求疲軟，深層次的原因是來自供給側的結構性失衡，“我們的制造業、我們的企業創新力不夠，沒有新產品，沒有新的投資機會發現，因此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所以即使融到錢，沒有有效的投資機會。”

在這一現實狀況下，問題接踵而來。“如果沒有有效的投資機會硬投，那就是在產品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不變的基礎上，擴大投資規模，這種擴張就是低水平的重復投資，劣質產能的進一步擴大。”劉偉稱，在市場約束的條件下，這種方式不現實，且不可持續。

然而，拿到錢之后追逐高質量的資產，追逐好的掙大錢的投資機會，是否有效呢？劉偉指出，這又帶來兩個問題：一是如果實體經濟當中出現了一個好資產，好的投資機會，由于本身創新力不夠，好資產、好機會就很少見，會引發大量的資本一擁而上，把門檻、價格抬得非常高，阻斷投資機會，很難實現有效的投資。二是，既沒有好的投資機會，沒有結構升級的動力，同時又有大把的錢，或者能融入到錢，就往虛擬經濟涌入，炒各種各樣的虛擬產品，導致虛擬市場混亂，進一步沖擊人們正常的經濟預期。

當前，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和間接融資渠道應當說是基本通暢的，問題是它的投資需求上不去，根本原因在供給側方面的創新力不夠，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

內需不足的另外一個方面的表現是消費。劉偉指出，中國的消費需求疲軟，不是從需求角度看收入沒有增長，而是說從供給角度看收入分配出了問題。一系列供給側的收入分配的結構性矛盾導致消費需求的增長和經濟增長需要之間出現了極大不適應性。

“中國經濟增長有一個特別突出的特點，長時期中投資驅動的作用比消費驅動的作用要大，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在供給側。”劉偉稱，消費需求疲軟深層次原因是國民收入的分配出了問題，導致消費傾向下降。在這時提出供給側改革，正是對中國現在雙重風險矛盾的主要方面對癥下藥的舉措。

需求管理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保持適度協調

“在現實的宏觀調控方式的協調當中，短期和長期，總量和結構必須有機統一。”劉偉結合市場形勢，對如何處理需求側和供給側方面的協調關系作出建言。

劉偉指出，需求管理總的來說是短期的，政策短期就能見效，擴張需求還是緊縮需求，市場上或者市場預期很快就有反映。供給側影響的是生產者，生產者包括企業、產業和勞動者，涉及到的是企業成本的下降，企業創新力的提高，產業結構的調整，產業組織的完善和勞動者、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是長期累積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針對經濟失衡的特點，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不等于放棄忽略需求側的管理。”劉偉稱，要有一個適度，一方面使需求適度擴張，保證經濟穩定增長，營造就業增長、就業繁榮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不能過度擴張，把劣質產能激活，就不存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和可能了。

“所以我們現在提出的是短期的需求管理來說，我們這次特別提出要適度擴大內需，保證必要的經濟增長速度，維持一個良好的經濟增長秩序。所以是松緊搭配，松緊適度，提出適度的增長范圍。”劉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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