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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

本文旨在通過凝練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偉大實踐，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并闡述這一理論為什么不同于傳統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這種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礎與傳統理論所表述的經濟體制基礎存在顯著差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之上的。

黨的十五大報告在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論述中正式明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報告都提出了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兩個基本原則，即“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結構調整、戰略性重組，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有效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

從黨的十五大報告到黨的十九大報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礎的表述上雖有所變化，但始終清晰地表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同時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大力發展。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踐有自己獨特的市場經濟制度基礎：存在主導性的國有金融部門，而不是傳統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所倡導的純粹的經濟金融自由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偉大實踐，已經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這種理論的邏輯是，強調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強調通過國有所有權來實施金融控制戰略，通過金融控制來有效降低或阻隔金融市場上的“羊群效應”和“傳染效應”，守住不發生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并尋求金融控制程度和降低金融系統性風險之間的最佳組合；強調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積極發展具有正外部性的普惠金融，從而逐步實現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公平增長的目標，并以此實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互動，形成了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政治經濟學。

本文分五個部分來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政治經濟學。第一部分是導言；第二部分是分析傳統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講述了什么樣的故事；第三部分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實踐和理論的形成邏輯；第四部分論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的深化；最后一部分是簡要結論。

二、傳統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講述了什么樣的故事？

從1950年代開始，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儲蓄不足帶來的資金短缺制約，研究者從金融要素出發，認為金融發展滯后和金融體系運行低效是阻礙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一些西方經濟學家開始從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方面的研究工作。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中認為，“金融理論的本質就是找出決定一國金融結構、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流量的主要經濟因素，并闡明這些因素怎樣通過相互作用，從而促進金融發展”。可見，這是一種經濟增長決定金融發展的傳統邏輯。但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上，該書指出，“我們無法弄清這種聯系究竟意味著什么，到底是金融因素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呢，抑或金融發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經濟增長的一種反映？”

此后，以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先后出版了以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專著，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論，開創性地提出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羅納德·麥金農隨后提出了經濟自由化的順序中的金融控制(financial control)理論，進一步豐富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赫爾曼等結合東亞金融與經濟發展的經驗，提出了金融約束(financial constraint)理論。這些理論的目標就是找到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邏輯關系，并提出相應的金融發展戰略。

                                             

表1 傳統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的簡要對照

表1給出了傳統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的簡要對照。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的金融抑制理論和金融深化理論都是在反思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實證分析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直面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在《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一書中，羅納德·麥金農認為，“銀行信貸在某些領域仍然是金融附屬品，甚至經常項目上的一般政府赤字，也常常占用儲蓄銀行有限的放款資源。經濟體中其他部門的融資必須由放債人、典當行與合作社這些匱乏的資源來滿足，這就是金融抑制現象”。因此，金融抑制理論認為放松政府對于外源融資的控制，放松對貸款名義利率的限制，有助于提高資金的配置效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換言之，金融深化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如何進行金融深化？為了尋求“一個壓抑國內外貿易的中央集權化控制的經濟過渡到一個完全市場經濟過程中金融政策的最優順序”，羅納德·麥金農提出了向市場經濟過渡中的金融控制理論：在控制財政信用防止通脹的前提下，放開國內資本市場，在“(成功地)進行了國內貿易和金融自由化以后，就可以以適當的步伐來啟動外匯市場的自由化了”。愛德華·肖也指出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有利于就業和產出的穩定增長，從而可能擺脫經濟徘徊的局面”，因為金融深化可以提高居民和政府的儲蓄率，并通過金融市場來尋求投資選擇，這樣金融自由化（包括消除金融抑制的利率管制等）就開辟了優化儲蓄的道路。

與上述理論有所不同的是托馬斯·赫爾曼等提出的金融約束理論。金融約束理論是在總結東亞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金融政策經驗基礎上提出的，“金融約束的本質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創造租金機會，政府使存款利率低于競爭性均衡水平。為了維持金融部門的租金，它必須對市場準入，有時還對直接競爭加以管制。對存款利率的控制可能還輔以對不同部門貸款利率的一系列控制，這些控制旨在影響租金在生產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的分配”。政府的作用在于不尋求租金，讓租金在生產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分配。租金為銀行創造了“特許權價值”，使得銀行經營更加穩健，更有動力去監督企業貸款，管理貸款組合的風險；企業也獲得了較低的貸款利率。因此，金融約束理論本質上是一種扭曲的分配理論，因為政府壓低了居民儲蓄利率，控制貸款利率為銀行和企業創造了租金，且沒有考慮租金的分配是否具備效率和公平。

這些傳統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所描述的場景大多是基于不發達經濟體的，銀行中介體系幾乎成為金融發展的唯一選擇。在羅納德·麥金農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控制理論、愛德華·肖的金融深化理論以及托馬斯·赫爾曼等的金融約束理論中幾乎只涉及銀行金融中介。在金融約束理論中，證券市場的發展是受到抑制的。“我們認為，即使發展證券市場是可行的，也未必是理想的。主要原因在于證券市場與銀行部門爭奪居民的資金。只有經濟中聲譽卓著的最大型企業才能利用證券市場融資。如果它們這么做，銀行將失去一部分收益最高的業務，從而損失特許權價值。由此可見，證券市場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儲蓄工具，可能影響銀行部門的租金，威脅金融系統的穩定”。因此，上述理論在說明轉軌時期的金融制度安排時沒有研究股權市場在資源獲得和風險化解中的作用。

同時，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幾乎沒有涉及金融系統運行本身存在的系統性風險問題，即使金融控制理論也僅僅涉及宏觀不穩定背景下銀行業存在的道德風險問題。金融約束理論強調的是通過政府管制創造的租金來維持和改善銀行業的穩健性。因此，傳統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在討論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時，對金融的系統性風險關注不夠，恰恰忽視了現代金融發展的本質之一就是要規避金融的系統性風險。

可見，傳統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理論講了一個這樣的故事：金融發展有助于經濟增長。這也是后來大量的實證研究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的基礎。但這些理論在以下幾個方面并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踐。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踐有自己獨特的市場制度基礎，獨特的市場制度基礎構成了中國特色的金融控制，而不是傳統理論所表述的經濟完全的自由化。其次，中國在1990-1991年建立了組織化的、全國性的資本交易市場(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隨著改革的推進，股權市場越來越多元化，股權市場在經濟與金融改革和促進經濟創新中的作用越發重要。換言之，中國經濟在開啟風險社會化的進程中，努力探究形成銀行和市場之間競爭又互補關系的高效金融體系。再次，中國金融發展在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和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沒有出現過大的系統性金融危機。最后，中國的金融發展強調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屬性，強調發展普惠金融彌補市場天生之不足，以促進公平增長。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踐和理論的形成邏輯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上的本質特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踐有獨特的市場制度基礎：存在主導性的國有金融部門。主導性的金融部門是黨和政府在推行國家發展戰略、動員資源實施逆周期宏觀政策調控等方面堅實的金融基礎。尤其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趕超戰略，政府必須擁有大規模動用資源的能力。簡言之，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動員能力。

從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角度來說，有動用資源的能力，也必須確保宏觀效率和金融系統的穩健性。這與傳統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提出的自由化市場經濟模式存在明顯的不同：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邏輯是基于私有化的個體分散決策，通過市場出清去強調個體效率，風險確實社會化了；而政府扮演了“守夜人”的角色，不會前瞻性地主動化解個體分散決策導致的宏觀金融風險，而金融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帶來的經濟衰退成本巨大，成為與自由市場經濟基礎上的金融發展相伴的故事。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大的金融危機常常爆發在以自由市場經濟為基礎的金融體系中，歷史上金融危機一再重演就是佐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實踐強調的是以市場為基礎，做強做優做大國有金融資本，推動經濟金融健康持續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因為國有金融資本在主動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上具有天然的優勢：可以通過金融控制來割裂微觀主體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傳染渠道和有效降低金融市場上的“羊群效應”。這種隔離個體重大風險的措施防止了金融市場的傳染效應，同時給了市場投資者穩定的風險化解預期。2015年中國股市發生的“股災”事件中“國家隊”資本的進入和2019年5月下旬央行接管包商銀行都是有效降低或阻隔系統性風險傳染和爆發的例證。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表明了黨和政府在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強化市場配置資源的同時，能夠政治動員金融資源來實現國家發展戰略，并通過金融控制政策來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的技術實現路線

1、通過金融系統改革與發展來實現市場化內生要求的風險社會化過程

中國經濟金融改革的過程也是風險社會化的過程。這種金融風險社會化的過程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1990-1991年建立了組織化的、全國性的資本交易市場——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隨著證券市場改革的深入和推進，各種類型的股權市場在經濟與金融改革中的作用凸現，股權市場已經成為中國金融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居民通過參與股權市場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風險社會化進程。其次，通過改革中國傳統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系統模式，放松銀行業業務管制，讓居民參與銀行的各種信貸、理財和投資渠道，來實現風險的社會化進程。

中國漸進式市場化改革路徑也是風險社會化的漸進路徑，中國金融制度的選擇也是采取了漸進化的改革方案。而金融中介和市場的共同發展提供了居民參與風險社會化、管理風險的功能。機構和市場都是居民參與風險社會化進程的平臺或者載體。金融功能觀也說明了金融發展對于居民和機構在尋求投資收益和管理風險的各種功能上的重要性。但這些功能的效率將依賴于金融發展的程度，也取決于投資者在市場化過程中逐步成長的成熟度，而這些恰恰是在風險社會化的進程中才能逐步實現的。只有在風險社會化的過程中，才能形成多樣化的市場參與主體，通過市場培養出不同風格的投資者，形成市場投資者管理風險的能力，并形成管理風險的規則和手段，從而提高整個金融市場管理風險的能力。

2、通過金融控制去最大限度地克服金融監管始終滯后于金融創新的難題

傳統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其政策基本是經濟和金融自由化，市場所內生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始終存在。基于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隨著每一次大的金融危機的爆發而來的經濟蕭條將持續數年，嚴重拖累經濟增長。金融危機理論一代又一代地出現，但始終沒有阻止金融危機的爆發。其根本原因在于危機本身具有復雜性和不可測性，這也非常符合現代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之間的邏輯關系：金融監管始終滯后于金融創新。

金融市場及金融機構的發展有自己獨特的功能，這些功能對于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管理風險和促進經濟增長是必要的；而機構和市場的創新是金融功能進一步發揮的活力源泉，但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潛在風險。伯南克(Bernanke)指出，金融創新對我們的經濟有很大的好處。監管的目標應該是在實現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標的同時保護這些利益，包括金融穩定、投資者保護和市場完整性。盡管金融創新在某些方面促進了這些目標，例如允許更好地分擔風險，但金融創新的某些方面——包括金融工具和交易策略的復雜性、某些工具的非流動性或潛在的非流動性以及明確或嵌入的杠桿作用可能會帶來重大風險，為金融創新設計適當的監管對策是一項挑戰。次貸危機后，全球金融監管取得了進步，但監管依然滯后于金融創新。奧瑞(Awrey)認為，盡管新的危機后，美國和歐洲管理場外衍生品市場的監管制度在解決市場復雜度帶來的監管挑戰方面前進了一步，但它們實際上還是忽視了金融創新帶來的挑戰。因為在一個高度變動的世界中，不完善的知識使監管設計永遠處于追趕模式。隨著系統的發展和新風險的出現，特別是在銀行系統之外，我們需要采用多學科、主動的方法，包括更大的緩沖、適當的激勵和更具侵入性的監督。這種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應對新風險，如影子銀行和資本市場。尤其是技術進步的快速發展、創新性的科技金融的興起，對金融的監管更是提出了嚴峻挑戰。科技和網絡世界的迅速發展為一個新的、未知的領域打開了大門。各公司和國家都在努力應對這一最新的威脅，尋求在保護其信息和聲譽的同時降低金融風險的方法。

同時，隨著金融的發展，全球貨幣供給和金融資產總量急劇膨脹，導致可能存在過度金融現象。切凱蒂和卡羅比(Cecheti & Kharoubi)以及阿坎德、伯克斯和帕尼薩(Arcand，Berkes & Paniza)首次指出了全球可能存在這種“太多金融”的現象。由于資本的逐利性，“太多金融”意味著需要更多的金融創新來滿足資本的獲利需求。對金融市場來說，某些金融創新就不一定是負責任的金融創新，往往會超出現有的金融監管框架，即使是巴塞爾協議不斷升級，也難以防范此類不負責任的金融創新帶來的風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控制戰略的核心在于：擁有主導性的國有金融部門，通過金融控制去努力解決金融監管滯后于金融創新所帶來的內在沖突——被動的系統性風險防范與化解。這是因為政府擁有主導性的國有金融部門，當市場出現系統性風險苗頭的時候，監管當局可以通過金融控制來降低或阻隔金融市場上的“傳染效應”和“羊群效應”，避免出現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和危機。正是金融控制使得監管當局具備迅速、及時割裂市場潛在系統性風險爆發傳染渠道的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監管始終滯后于金融創新給市場帶來的重大潛在風險，極大地降低危機發生的概率和成本。

四、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的深化

（一）強調守住不發生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市場天生是不穩定的，尤其金融市場更是如此。從發展至今的金融系統來看，全球主要存在兩種金融系統。一種是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即以英美為代表的市場主導型的金融系統。這類金融系統的優點是競爭性市場帶來信息分享和創新激勵，但也存在明顯不足，因為市場是不完全的，比如存在“搭便車”問題、系統性風險問題、在經濟不好時不利于融資依賴型產業的發展問題，等等。

另一種是以德日為代表的全能銀行制度，或稱主銀行制度。主銀行制度在克服不對稱信息、參與公司治理結構方面具有優勢。比如，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就指出，機構的作用在于減少信息不對稱；青木昌彥等認為日本的主銀行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在對企業監控的三階段中解決不利選擇和協調失敗、道德風險以及承諾問題。同時，全能銀行系統具有私有信息，因而在降低信息成本和在對非所有者的管理者的監督上，全能銀行系統具有優勢。

機構和市場誰是最優的？很難有一致性的答案。正如默頓(Merton)所說，“當我們靜態地審視某一特殊產品的行為時，中介與市場的確是兩個競爭性的制度。然而，當我們動態地看待金融系統之演進時，兩者則恰恰正是互補性的制度，它們在功能的績效上彼此相互加強，相互促進”。因此，不同類型的金融系統之間的比較是復雜的，而且不存在一個簡單的結論。實際中，我們觀察到大量不同的金融系統，每一個金融系統都有優勢和劣勢。富蘭克林·艾倫等在《比較金融系統》一書中做了比較全面的研究和闡述。但無論采取何種機構或者市場合約去降低風險，由于知識和信息的非完備性，系統性風險始終存在。

因此，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是現代金融系統健康發展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強調了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同時指出，發展金融業需要學習借鑒外國有益經驗，但必須立足國情，從我國實際出發，準確把握我國金融發展的特點和規律，不能照抄照搬。

中國金融系統的發展，正是借鑒了國外的有益經驗，但沒有刻意去發展銀行主導或者市場主導的某一種類型的金融系統，而是在強調發展市場和機構的功能的同時，通過探索找到適合中國的金融系統結構。同時，堅持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底線思維，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應該說，中國特色的金融控制政策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二）探尋金融控制程度和降低系統性風險的最佳結合點

堅持黨對金融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的一個體現就是中國經濟中擁有大規模的國有資本。新時代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已成為國家戰略，金融領域也是如此。政府控制的國有金融資本規模與整個經濟中的金融規模之間存在一個恰當的比例，這個比例本文稱之為最佳金融控制程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說明發展是硬道理。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速是改善人民福祉、全面實現小康的基礎。政府需要有明確的發展規劃，必須控制金融資源，保證改革目標（如國企改革目標、技術進步目標、經濟增長目標等）的實現，同時盡可能減少這種運作方式帶來的風險。因此，涉及社會經濟資源分配的一切重大方針政策就必須在金融控制和風險化解之間進行組合，而且這種組合是一種動態組合。至今，中國經濟已經取得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長，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金融經濟危機，充分說明了中國特色的金融控制政策在降低系統性風險上具有天然優勢。

圖1 金融控制程度與系統性風險之間的U型曲線關系

圖1給出了本文首次提出的金融控制程度與系統性風險之間的U型曲線關系。在圖1的右上方，金融控制程度高，系統性風險也高。這個區域和傳統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對不發達經濟體在轉型初期情形的批判是一致的。對公司所有權、金融市場利率、資金流向過多的控制必然帶來資源配置的低效率。亞諾什·科爾內在研究東歐國家國有企業時發現，一旦國有企業發生虧損，政府常常要通過金融系統追加投資或者貸款，并提供財政補貼，這種現象被稱為“預算軟約束”。“軟預算約束”必然帶來金融系統大量壞賬，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圖1的左側區域I描述的是金融控制低，但系統性風險高的情形。這與自由市場經濟情形相對應。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基于私有化個體的決策往往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歷史已經多次證明大的金融危機基本都是爆發在自由市場經濟中，自由市場中的個體或者機構的貪婪必然帶來泡沫和危機。羅伯特·希勒在《非理性繁榮》一書中深入描述了金融市場波動的心理根源，列舉和論述的自由市場經濟中資本市場所固有的不穩定性就是有力的證據。

圖1的左側區域II描述的是金融控制處于中間層次，系統性風險也處于中間層次的情形。這種情形和傳統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描述的轉軌時期的金融控制（深化）與經濟增長情形相匹配。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隨著經濟自由化的深入，金融控制程度會下降，并且輔助以嚴格的財政紀律對通脹進行控制，有助于維持較為合理的正利率區間，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健性要好于原來的狀態，市場系統性風險程度與自由市場經濟相比要低一些。

圖1的左側區域III描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的情形。在市場化逐步發展和深化的進程中，一方面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同時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因此，政府對金融資源的控制程度是動態的，而且通過國有資本實施的金融控制戰略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監管始終滯后于金融創新給市場帶來的重大潛在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因此，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就是要探尋金融控制程度和降低系統性風險的最佳結合點。對這一最佳點或者區域（比如在區域III的右側小部分）的尋求構成了新時代中國金融、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指導原則。

（三）讓金融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質屬性，實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互動

恢復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質，是對金融的一種正本清源。讓金融回歸服務于實體經濟本質上就是在發揮金融功能的同時，避免或降低金融資產價格泡沫，從而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2017年7月14-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必須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遵循金融發展規律，緊緊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項任務，創新和完善金融調控，健全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推進構建現代金融監管框架，加快轉變金融發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國家金融安全，促進經濟和金融良性循環、健康發展”。

從既有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大量實證研究來看，在金融發展是否促進經濟增長的問題上存在不同結論。首先是金融促進經濟增長論，認為金融發展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如熊彼特(Schumpeter)的金融促進論，這一結論得到了許多后來的實證研究的支持。其次是金融需求跟進論，認為金融發展只是被動地對經濟發展做出反應——經濟增長帶來的收入增加促使人們需要更多的金融服務，也由此推動了金融的發展。最后一種是金融經濟發展互動論，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可能是雙向互動的，且在不同制度背景下可能會表現出不同的結果，即金融發展可能促進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也可能促進金融發展，但也有可能是只有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原因的單向關系。應該說，至今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艾瑞斯蒂斯和德米特里亞德斯(Arestisand & Demetriades)的判斷，即不存在普遍的金融發展一定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情況。最近的研究也表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極其復雜的，取決于多種因素。

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復雜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根本原因在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出現不匹配狀態，金融沒有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質屬性。最近幾年“過度金融”的提出就說明了金融過度發展無助于經濟增長，而且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黨中央多次強調金融供給側改革。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本質就是要形成有效的金融供給和有效的實體經濟需求相匹配，讓金融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質屬性。金融一旦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質屬性，就有望避免資產價格泡沫，從而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在通過資本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居民收入增加反過來需要更多的金融服務，也促進了金融本身的發展。因此，金融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質屬性是確保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呈現良性互動關系的基礎。

（四）發展普惠金融，彌補金融市場天生之不足

社會在發展的進程中，由于區域差異、稟賦資源差異等，會出現發展不平衡問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存在不同規模的貧困人口。金融資本天生具有逐利性，市場本身存在失靈。在缺乏資產抵押、缺乏資源的背景下，資本不會主動流向社會的貧困群體。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在強調微觀金融市場效率的時候，公平問題就凸顯出來了。作為社會儲蓄的公共資本天生具有逐利性，必然帶來資本的偏向性流動，難以完全惠及全體社會大眾。

公平和效率是市場經濟討論的永恒主題。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減少不平衡、實現共同富裕需要金融資本的參與。如何使得金融資本參與呢？要克服這種市場失靈，政府的參與和引導是高效率、大規模克服這種市場失靈的必要條件。

2015年11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八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發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務的覆蓋率、可得性、滿意度，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金融需求，特別是要讓農民、小微企業、城鎮低收入人群、貧困人群和殘疾人、老年人等及時獲取價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務。因此，政府可以通過自己控制的金融資源來加速實現普惠金融的發展，也可以通過政策性引導來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普惠金融的快速發展。在至今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進程中，政府控制的金融資源已經廣泛、大規模地參與到普惠金融的發展進程中，這對于打贏脫貧攻堅戰起了重要作用，有助于在實現通過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社會的公平發展。

五、簡要結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偉大實踐走過了一條不同于傳統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所描述的經濟和金融自由化路徑。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的邏輯是，強調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強調通過國有所有權來實施金融控制戰略，通過金融控制來有效降低或阻隔金融市場上的“羊群效應”和“傳染效應”，從而最大限度地去解決金融監管始終滯后于金融創新帶來的現實或潛在系統性風險難題，牢牢守住不發生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在持續深化。在進一步尋求金融控制程度和降低系統性風險之間的最佳組合上，在讓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屬性上，在發展普惠金融彌補市場天生之不足、促進公平增長上，都取得了重大進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有助于實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互動，也因此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政治經濟學。

（文章來源于百度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