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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房價的兩端

2009年究竟發生了什么？

2009年，全球經濟經歷了“二戰”以來首次負增長。中國則調轉宏觀調控方向，實施了以“四萬億”為代表的財政刺激計劃及“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由此，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主導型特點更為突出。根據央行1月29日公布的數據，2009年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同比增長67.2%，增幅比2008年提高61.8個百分點，全年增速達1997年以來最高水平。

房地產領域應聲而起。大批國企手握大筆銀行貸款，迅速突破了國資委關于“有進有退，做好主業”的原則，也大舉進軍房地產業。

中國指數研究院監測數據顯示，成交總價前十名的地塊中，國企獨占八席，成交樓面地價前十名中，國企也獨占八席。2009年成交總價前十名的住宅用地，平均成交金額為75.76億元，單價前十名的住宅用地平均樓面地價為26365元/平方米，而2007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51.93億元和16234元/平方米。

國企大舉進入，抬高了土地價格，加之通貨膨脹預期，大批民營企業紛紛將資金投入樓市避險。2009年3月份后，房價連漲10個月，12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7.8%，2009年全國商品房銷售均價比上一輪暴漲時期的2007年高20.8%。一線城市數據則更高。

“房子是要賣給有房子的人。”房產的居住屬性弱化，投資屬性強化，成為財富再分配器。由于漲速過快，擁有資本和房產的富人更富，“非富”人群也可以參與獲利，但月供等門檻已高不可攀。

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等，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進行了四次全國范圍內的大型居民收入調查：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課題組的研究，1998 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是中國消費支出模式的“拐點”，1994~1998年消費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隨著經濟增長而出現不斷提升的態勢，由52.4%持續上升到1998年的58.2%，但1998 年住房制度改革后，該比值從1998 年的58.2%直降到2006 年的52.0%。其核心原因就是居民對于住房投資的支出大幅度擠壓了消費支出的空間。

中國居民住房投資支出占總收入的比重，從1998 年的2.96%上升到2006 年的11.2%，中國居民投資支出與消費支出的比例從1998 年的0.051：1 上升到2006 年的0.215：1。

雖然還沒有2009年的最新統計數據，但房價史上最猛的暴漲，顯然加劇了上述趨勢。

正因如此，2009年，“地王”超越了房地產界，也超越了經濟界，成為全社會最熱詞匯。

那么，從居民消費中擠占出來的房地產資金又流向了哪里？據《財經國家周刊》對深圳的調研，2009年深圳市1944億元房價總市值分配去向中，包括268億元銀行利息、124.7億元房地產業稅收和130億元土地出讓收益，余下部分，理論上歸開發商分配，也包括中介機構和炒房者。

不對稱的增長

房價暴漲背后是國民財富結構的迅速調整。

劉元春分析說：近年來，中國財富不僅在實物資產與金融資產的比重方面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而且實物資產與金融資產各自的內在結構也發生著巨變。

經濟高速增長后，國民財富已積累到一定規模，要求更多的金融工具來分散資產風險，資產結構多元化需求日漸強烈。居民大規模重新組合資產，包括在消費貸款創新的帶動下，將銀行儲蓄資產提前轉移到不動產上；將銀行儲蓄轉化為股票、基金、保險以及債券等金融資產，出現居民儲蓄活期化和大搬家的現象。

2009年，這一局面有強化之勢。

“原本用來進行固定資產投資的大量資金，卻在金融系統打轉?！眲⒃赫f，2009年新增信貸9.59萬億元，金融機構新增存款13.1萬億元。第四季度開始，存款活期化明顯，貨幣大量流向資本和投機領域，從而導致房地產價格、股票價格以及黃金等投資品價格大幅上揚。

比如，作為各種投資產品價格風向標的黃金價格，于2009年10 月初突破1000 美元/盎司，超過金融危機前的水平。2009年末上證指數收于3277.14點，與2008年底的1820.81點相比，上漲1456.33點，漲幅達80%。

被中央領導再三強調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則在2009年形成了史上最緊張的局面。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關系。根據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社會管理研究室主任常興華的研究，在1992~2007年間，政府、企業和居民部門收入分別增長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長速度超過其他主體收入增長速度；企業收入增長主要是本世紀以來比較快，超過了平均增長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長速度始終是最慢的，且低于平均增長速度。這是一種并不對稱的增長。

結果，在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下滑。

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預計達到68477億元人民幣，增長11.7%。根據國土資源部2月份數據，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總價款達15910.2億元，同比增加63.4%。2009年我國土地出讓金占財政收入的23.22%。在2009年這輪房價暴漲中，政府收益最為明顯。

過高的企業留利和財政收入直接導致企業投資規模和政府基礎建設規模高速增長，也導致中國投資-消費局面惡化。而這，也正是政府千方百計用投資擴大內需，內需卻難以真正啟動的原因。

“擴大內需”與“擴大內供”

看起來，要減少企業留利和政府稅收在GDP 中的比重。然而，財政刺激計劃將形成大量政府赤字，讓人聯想到其結果之一可能會是加稅。

與此同時，經濟要素也借財政刺激計劃進一步向政府集中。據《上海證券報》報道，由于大規?；A設施建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數量和融資規模在過去一年中暴增，2009年末，全國有3800多家地方融資機構，在當年全國9.59萬億元的新增貸款中，投向地方融資平臺的貸款占比高達40%，總量近3.8萬億元。一些地方性融資平臺的負債率達到94%，有的地方甚至高達400%。以至于在1月19日召開的國務院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溫家寶提出：“盡快制定規范地方融資平臺的措施，防范潛在財政風險。”

一貫對中國經濟體制富于信心的經濟學家張五常，在新近出版的《多難登臨錄》記錄了金融危機后對中國經濟政策的思考：“政府大手加速項目肯定會扼殺無數半生不死的私營工廠的生存機會?！?/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