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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轉型的最主要理論來源是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跟增長理論的最大分歧就是結構問題。當大多數的主流經濟學家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關注窮人問題時，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時，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與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問題不一致。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結構轉變，這是發展經濟學家對發展的定義，也就是發展經濟學討論的主要是結構變遷問題，結構變遷的核心是研究一個國家如何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變。但是，如果把經濟變遷的過程拉長來看，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發展問題，所有發達國家最初也是從鄉村社會變為城市社會的。那么，僅僅討論一個國家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結構變遷，是不是就到此為止了?為什么很多發達國家可以從農業經濟轉變為工業經濟，但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戰后并沒有成功地實現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

　　(一)傳統發展經濟理論的四個誤導

　　一是結構變遷過程的缺失。發展經濟學僅僅把結果告訴了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但是沒有告訴它們怎么實現，這就使得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以為，只要通過各種手段、政策進行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就能成為發達國家，結果并沒有成功，原因就在于發展經濟學并沒有給出實現結構變遷的過程。

　　二是農業份額下降規律的誤導。討論發展問題的時候，主流理論對發達國家進行分析，都發現了農業份額的普遍下降———其一是農業產值占GDP份額的下降，其二是農業就業份額的下降，這是發達國家的基本規律。錢納里建立了國家標準模型，分析結果就是一個國家要實現工業化的進程，農業份額必須下降。但是這里有幾個誤導。第一，世界各國在農業份額下降的過程當中，農業產值占GDP的份額和農業就業占就業總量的下降是不是同步的?事實上，世界各國并不存在兩個份額同時下降的現象，因為各國的資源稟賦是不一樣的，各國農業現代化的路徑也是不一樣的。比如，日本在工業化的過程當中，農業就業的份額雖然也下降，但是就業的份額下降是遠遠低于GDP份額下降的。日本1955年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由1955年的20%左右下降為2009年的1.5%左右，第一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從1953年的39.84%下降至2010年的4.07%。世界各國的共同規律就是農業產值占GDP份額的下降，但是農業就業份額的下降并不與之一致。第二，討論結構轉變時，只講農業份額的下降，所以在發展政策上普遍采取的方式就是忽視農業，降低農業的重要性，包括減少農民。但是，所有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在農業份額下降的同時，農業還發生了要素的重塑，農業的競爭力實際上是提高的。比如，2018年美國的農業在GDP中才占1%，農業就業人員占比也只有1.42%，但是，美國的農業在兩個份額下降的過程當中，競爭力是增強的。

　　三是“何為工業化”的誤導。發展理論給出的建議是一個國家要從窮變富必須要實現工業化，工業化是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唯一路徑。但是，在理解工業化的問題上同樣產生了三個重要誤導。第一，就是把工業化簡單地理解為做產業，或者說把農業、工業、服務業都當成單純的產業，認為搞農業就是種地、牽牛耕田，工業就是在工廠里面做工。但是，被忽略的是，工業化最重要的是生產要素組合的變化，這才是工業化的本質。農業社會的產業有農業，也有工業，但是在農業社會中的經濟活動使用的主要是簡單的要素，沒有發生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工業化的本質在于其中的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和轉型升級，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是組合的一個要素，企業家以及各種常規生產要素也都是如此。第二，把工業化等同于制造業。如果說工業化是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那么這個生產要素的組合只要在任何一個行當里面發生，就是工業化的過程。工業化的過程，可以在制造業里發生，也可以在農業里發生;可以在城市發生，也可以在鄉村發生。當工業化是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的時候，工業化就不簡單是制造業了，它可以是農業的工業化，也可以是服務業的工業化。第三，更大的誤導在于，以為一個國家的產業必然經過從農業到制造業再到服務業的轉變。有些地方在實際操作中，先發展服務業。但是有些地方從來就沒有工業，經濟十分落后，服務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遠遠超過很多發達地區，然而這并不能說明這個地方的經濟是一個先進的經濟。這里的問題就在于對工業化理解存在偏差。如果都是擺小攤的服務業，沒有工業化的結合，沒有生產要素的組合，產業就是落后的。

　　四是發展績效指標的誤導。把城市化率的高低作為發展績效的唯一的指標。人們經常這樣判斷這個國家是先進的還是落后的：落后的就是鄉村社會，先進的就是城市社會。將城市化率作為城市社會的標志，但是問題是城市化率可以作為衡量國家的唯一指標嗎?比如，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2018年墨西哥的城市化率為80.16%，朝鮮的城市化率為61.90%，但這可以證明這兩個國家的發展績效好嗎?有些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率可能很高，但是貧困問題可能也很嚴重，社會問題可能也很多。受到這種誤導的影響，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地方的主要任務是建城和提高城市化率。甚至已經狂熱到為了把城市化率提高，將原來的縣改成市區，但通過這種方式達到的城市化率，即使達到60%又有什么意義?

　　新古典的發展理念在討論結構問題的時候出現的四個誤導，使得我們對一個社會結構轉變的過程的理解簡單化，把它看成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從鄉村社會轉變為城市社會的過程。進而把發展的目標簡化為唯有工業、城市是先進的，農業和鄉村就是落后的。以此為基礎的發展政策就是盡一切力量發展工業，盡一切力量建設城市，對立面就是把農業和農村消滅掉。

　　(二)中國城鄉轉型過程中的三個反常規事實

　　從農業經濟轉變為工業經濟的結構變遷事實來看，中國城鄉轉型的過程跟所有的國家是一致的，即在結構轉變的過程當中，農業的份額不斷地下降，工業份額不斷上升。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出現了三個反常規事實。

　　一是農業就業份額過大。中國在農業產值份額下降跟世界趨同的過程中，保留了一個過大的農業就業份額。有極少數的國家在農業份額下降的過程當中，農業產值份額下降，就業份額下降卻沒那么大。2018年中國農業的GDP的份額降到7.2%，就業份額還維持在將近三分之一的水平———26.11%。也就是說，當農業的GDP份額已經沒有那么重要了，農業部門還占了太大的就業份額。

　　二是兩個城市化率的問題。在研究發展問題的時候，很多文章都會提到非正式部門、貧民窟這樣的在發展中國家普遍的現象。中國的城市化問題表現為兩個城市化率：第一個城市化率是戶籍人口城市化率，第二個城市化率是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如果一個人在城市待六個月，并沒有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務———尤其是教育———也算是城市化率，叫做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城市里有很多貧民窟，有很多不好的住房，但是沒有說住在這里的人跟城市公共服務無關。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中，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市化之間存在將近2.85億人的差值。這些人到底是農村人口還是城市人口?

　　三是中國農業在結構轉變的過程中越變越弱。幾乎所有的國家在結構轉變的過程當中，農業都是變強的，其基本特征就是農業的回報率高。留下來從事農業的人的收入并不比城市中的其他行業低，而且他們農業的回報要比從事其他行業高。中國的問題是為什么沒有人愿意留下來繼續做農業呢?原因在于如果行業回報不高的話，這個行業怎么有希望?所以所有的發達國家在結構轉變的過程當中，農業的報酬是提高的。我們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結構轉變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加快，但是農業利潤率下降了。說明農業是越來越弱的，那誰會去做農業?

　　我們要反思中國從鄉村社會轉變為城市社會的過程當中為什么會產生這三個反差。如果是自然演進，并且跟所有國家有同樣事實的話，也就不存在什么反思了。但是類似于中國這樣的社會，從鄉村轉向城市的過程當中，為什么會出現我們常說的“三農問題”?從發展經濟學的原理出發，簡單地說，發展就是從農業向工業經濟的轉變過程，其中更重要的是采取什么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方式，而不在于農業的份額是多少。一個國家城鄉問題的根源在方式，而不在于比例。所以采取不同的工業化、城市化方式，城鄉轉型的結果和行為就不一樣，這是問題的本質。

　　(三)中國城鄉轉型過程中的政治經濟問題

　　在討論城鄉轉型問題時，一定要從過去簡單地關注結果轉向關心它的方式和過程。在發展過程當中，我們是以一切手段來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但是最后在城鄉轉型當中卻產生了三個政治經濟問題。

　　一是農業的附屬地位。簡單地將工業化和城市化等于現代化，農業居于服務和從屬的位置。農業問題一直備受關注，但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日益嚴峻。根子就在于發展理念上覺得國家只要把工業化和城市化完成了，農業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農業在這里的角色是工業化、城市化的輔助，而它自己要不要現代化則另當別論。

　　二是農民的“他者”地位。中國的“三農問題”說起來就是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但是實際上大家關注的核心是農業問題，因為農業的糧食供應功能。就比如豬肉問題，大家關心這個問題是因為發現了豬肉價格上升，至于養豬虧沒虧，則可能沒那么關注。原因就在于豬肉的價格關系著城市的穩定。所以農民在我們的發展過程當中就是一個“他者”，沒有主體性。在集體化時期，農民就是給城市種地、供糧;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城市化加速，農民的角色就是先在家里種地，沒錢了再去城里打工，打工以后再回到鄉村———始終處于“他者”地位。

　　三是重“城”輕“鄉”。城市空間和鄉村空間在地理學上是兩個空間，而且鄉村的空間更大，但是在發展問題上，大家主要考慮的是城市空間。也就是說在鄉村和城市這兩個空間里，我們只看到城市空間，對鄉村空間關注不夠。大城市外圍就是鄉村，但是決策的過程考慮都是城市空間，至于鄉村空間，在城市決策過程當中是不被考慮的不夠。為什么要提城鄉轉型?一般意義的城鄉轉型是一個自然的要素流動，沒有被干預的過程。但是我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方式，使得我們在城鄉轉型的過程中產生了這三個政治經濟問題。

　　結構轉變方式與中國的城鄉轉變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找出中國的特殊性。中國的轉型實踐，跟發展經濟學所討論的常規的結構轉變有一個非常重大的差別，就是體制因素的存在。探索用什么樣的體制實現從農業到工業的轉變，這是我們的獨特之處。在這當中又有兩件事：第一，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農業向工業的轉變，決定了中國的轉變跟其他體制下的結構轉變不一樣;第二，在結構轉變的過程當中，體制和結構轉變之間出現了不匹配。中國已經意識到了體制問題必然是長期的，所以改革開放以后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道理就在于避免體制上的盲目性，避免過急的制度改變對生產的破壞。所以，我們體制上的探索是進步的。但是，我們在結構轉變當中從來是一以貫之的。結構轉變的過程始于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提出要將中國從一個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到現在為止，中國的結構變遷基本的方向就是快，越快越好，迅速將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就覺得我們是現代化國家了。中國轉型實踐獨特之處在于，改革以后在體制上相對穩定，但是在結構上還是追求快，造成了體制轉型跟結構轉變之間的不匹配。

　　所以，城鄉轉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重點要研究兩個問題：第一，不僅僅是研究結構變革本身對城鄉轉型的影響，重要的是研究結構變遷的方式如何影響城鄉關系;第二，研究體制安排和體制變革對城鄉轉型的影響。這是政治經濟學必須要回應的兩個問題。

　　(一)“鄉土中國”的主要特征

　　中國從近代以來，各代的仁人志士就有這樣一個目標：“怎么樣改變鄉土中國，怎么樣將中國從過去的傳統的農業社會變成一個現代社會”。“鄉土中國”轉型為現代中國的難度主要在于如何從鄉土結構里面拔出來。在中國轉型的過程當中，對“鄉土中國”的特征理解不清晰，就會在結構變遷的方式和體制的轉變上面臨很多的麻煩。

　　1.超穩定的小農經濟

　　“鄉土中國”的第一個特性是很多人會忽略的，也就是鄉土的結構到底是什么樣的結構。中國在近代的時候，有三派在改造鄉土社會上針鋒相對的觀點。西方列強進入中國以后，當時中國的問題是救亡問題，救亡問題的主戰場在鄉村。討論如何以鄉村為主戰場救亡的時候，實際上有三派觀點。第一派觀點，吳景超先生的觀點是要實現中國從一個鄉土社會救亡，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方式就是建立都市大工業，將農民從鄉村移到城市。第二派觀點是梁漱溟先生的“鄉建派”，認為農民太愚昧，生活方式太落后，又不識字，組織方式也很落后，于是教他們知識，教他們組織。將農民移走和教農民識字都是通過外力進行干預，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外力進入鄉村以后，如何跟鄉土本身結合。第三派觀點是費孝通先生所強調的，要改造鄉村，首先要認識鄉村的社會結構———鄉村本身是有結構的。

　　一是農工混合的小農經濟。小農經濟實際上是靠著自己的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勉強維持不饑不寒的小康生活。當然，這不是我們現在說的小康。當沒有外力介入的時候，農民是靠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鄉村結構第一個表現是農民以農業為主，但并不簡單的只是種地的人，同時兼具工匠的角色。農民當中有做裁縫的，有木匠，有鐵匠。所以，鄉土經濟是一種農工混合的經濟，不只是單純的農業經濟。家庭手工業、作坊手工業等鄉村工業跟農業結合，支撐著農村的家庭經濟。農戶既是家庭農場的經營單位，也是手工業生產單位。農民一方面靠農業維持生計，但不是簡單地從事農業，另一方面還要靠工業和手工業找生活，這是鄉村經濟的基本形態。

　　二是這種小農經濟是超穩定的。穩定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是農民依附于土地，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農民向土地討生活，包括現在的土地制度改革在設計上也是非常謹慎的，因為這是一個傳統。只要農民有一塊土地，農民就有生計，基本上就安穩了。其二是雙軌的鄉村治理。縣以下的區域的治理靠鄉村治理，鄉村是高度自治，鄉村依靠傳統規則的教化來維持禮治秩序。其三是城鄉從來是互通的，鄉村問題的根源就在這里。當農民跟土地的關系出現問題的時候，要出事;當鄉村的治理不好的時候，要出事;當城鄉“斷流”的時候，要出事。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是城鄉互通的，表現就是農民跟鄉土之間的桑梓情誼，最后落葉歸根。

　　2.被土地束縛的傳統社會

　　“鄉土中國”被土地束縛了，形成了一種超穩定的鄉村社會。主要有三個表現，第一個就是離不開土地，因為他不輕易放棄土地;第二個是土里土氣;第三個是以農為主，安土重遷，結果就是土地成為負擔。“從土里長出光榮的歷史，自然也會受到土的束縛”。中國的土地沒有掉入馬爾薩斯陷阱，滋養了那么優秀的文明，但同時也被土地束縛住了。所以中國的傳統社會是離不了土的，是生于斯、長于斯的，而且具有高度的地域性。鄉村振興的核心是村，這種村就是地域性。陌生人很難進入，這是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

　　3.“家本位”的小農經濟

　　中國的“家本位”意識表現在中國的土地所有權上，中國是最早建立土地私有制的國家，但是這個土地私有制有別于西方的模式，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家庭是生產生活的基本單位，也是財產和財富的基本單元，這是小農經濟非常重要的特征。這種家本位有三個特征：一是土地是家內成員以各種不同等級共有的財產，而不是個人所有;二是家庭和家庭之間的土地權利具有排他性;三是家庭內的各成員不完全保持同等權利。所以這種特征的結果是在很多農業經濟活動里面，看似不合理的內容以家庭為單位出現時就變得合理了。比如用工，家庭成員的義務和責任將過多的勞動力束縛在農業活動上。

　　4.以耕作權為大的土地產權制度

　　中國農業耕作制度更本質的產權是耕作權。清代以后，中國土地制度分成田面權和田底權，田底權是所有權，田面權是佃農的權利。佃農獲得田面具體使用的權利，田底權只有收租的權利。中國的土地制度不斷支撐人口不斷的上升，形成了中國非常獨特的人地關系。中國到宋朝的時候已經有了過億的人口。從宋以來，我們一直延續了可耕地資源的增長速度低于人口增長速度的趨勢，土地資源十分有限，從明代前期到民國近600年的時間，耕地總量增長了1倍，人口增長了6倍。中國最后成為一個被土地束縛的社會，實際上就是近代工業化進程受阻，農業承載過多的人口。1952年時，農業人口和勞動力分別占總人口的87.54%和83.54%。一個被土地束縛的國家，農業怎么支撐這么多的人口?我們6個世紀來的糧食產量增長，差不多一半要歸功于耕地面積擴大，其他的是單產的提高，但是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所以這是一個沒有發展的增長。中國鄉土最大的困難就是從過大的人口壓力下，從人依附于土地的社會形態中拔出來，拔不出來就是一個傳統社會，但是拔出來了也不一定走得通。

　　(二)制度安排和體制變遷對城鄉轉型的影響

　　1.近代西方工業對鄉村的沖擊

　　鄉村社會在近代沒有外力進入的時候是穩定的，但是當外力———西方機器大工業———進入鄉村以后，鄉村原有的農工和農副結構受到了什么影響?首先破壞的是鄉土工業，我們原有的手工業、紡織工業不堪一擊，很短的時間內被洋火、洋衣擊潰，原來農工和農副互補的情況變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依托于農業了。鄉土工業出問題以后，所有的壓力都轉嫁到了農業上，但是農業在中國的傳統社會里面，是只管生計不管生活的。這樣，農民就陷入了貧困。農民陷入貧困以后，在鄉村社會出現了兩個現象：第一個就是資本外逃，農民貧困以后無法交租，原來在鄉村投資土地的城市資本第一個外逃;第二是鄉村的年輕人出走，因為鄉村供養不了那么多人，年輕人紛紛遠走。所以，近代工業化對鄉土社會沖擊后，農業出問題、農民貧困，然后鄉土社會開始出問題，鄉村的兩大要素———資本和年輕人———開始逃離。

　　鄉村的治理也開始發生變化。鄉村不能完全獨立自治的時候，外力開始進來，鄉村的治理也開始失序，更主要的是城鄉的有機循環割裂。所以我們現在所說的城鄉關系的根本在于鄉村有東西跟城市交換。但是，當鄉村的工業被西方工業破壞以后，鄉村農業在維持農民生計的同時，又要保障農戶的生活，鄉村農業難以維系。所以鄉村社會沒有東西跟城市交換，于是城鄉的有機循環割裂，第一次鄉村危機是外力導致的鄉村結構失衡造成的。

　　近代給我們的啟示就是鄉村有一條衰敗鏈，表現形式首先是鄉土工業出問題，而不是農業先出問題。隨后，農業開始不堪重負，農民收入拮據，接著鄉村的人口開始流失。另外就是鄉村的自治破壞，鄉村循環“斷流”。最后是鄉村破產。所以，鄉村問題的根源在于結構問題，如果對鄉村的結構認識不清楚，任何外力進入鄉村都有可能出問題。

　　2.國家工業化戰略對鄉村的影響

　　第二次外力進入鄉村是計劃經濟時期，新中國成立以后，發展目標是要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但是我們工業化的方式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優先發展重工業就是一個趕超戰略，其基本制度安排扭曲了產品和生產要素價格的政策環境，并且資源的配置高度集中，形成了計劃體制，再加上微觀經營主體沒有自主權，以及人為地壓低重工業發展的各項成本，降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門檻。農業服務于這個發展戰略，依靠農業剩余和低價農產品，滿足城市低工資條件下的食品供應。

　　在這種工業化的方式下，鄉村配套的制度安排包括三項：農產品的統購統銷、集體化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及戶籍制度。這一套制度安排形成的結果就是在國家工業化時期，為了保證城市的農產品低價格的供應，農業必須要保證產出。但是在制度低效的條件下，靠什么來保證農業的產出?一是提高單產的投入，多投化肥是增加產量的主要方式;二是提高復種指數，這個時期的農民是非常艱辛的。所以，在國家工業化時期，農業的功能除了像傳統社會一樣保證基本生存以外，還要保證資本積累。主要靠土地生產率來支持糧食的生產，但是農業生產率、勞動生產率依然停滯。從1952到1957年，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每年增長1.66%。在這一套制度下，工業化快速發展。普遍認為計劃經濟的國家工業化，建立起中國的工業體系，但是集體化制度、人民公社、戶籍制度，把農民綁在土地上的，不是一個讓農民脫離土地的工業化進程。1952年的時候，農村勞動力占83.5%，1979年是72.5%，變化很小。

　　這一套鄉村服務于城市、農業服務于工業的發展方式結果是鄉村的副業沒了，鄉村的產業沒了，鄉村只剩一條路了———生產糧食保證城市的供應。這個鄉村產業窄化的結果就是農民的貧困。第一是產業結構窄化導致的貧困，與歷史上是一樣的。第二是由于農業本身服務于工業以后，為了保證資本積累，剩余被抽取。第三是因為農業的績效不好，農業的生產率、產出都不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體制問題和城鄉“斷流”。所以國家工業化的方式，它不是一個讓農民脫離土地的方式，而是使農民跟土地之間的關系被束縛。而且，這一套工業化的方式使鄉村的結構更加窄化。

　　3.鄉土工業化時期的鄉村結構修復

　　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出現了“不離土的鄉村工業化”。在這個時期，土地制度上是有松解的，其一就是農地集體所有、農戶承包制度，解決了農業績效不好的問題;其二，更重要的是非農用地上，允許集體土地上的鄉村工業化。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農民的集體土地是可以搞工業化的，土地的兩個權利都放開了。所以1998年之前非農用地主要是在鄉村，而不是在城市。隨后，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農民開始參與工業化的進程。

　　但是參與的是鄉村工業化。僅僅依靠鄉村工業化就能解開土地對農民的束縛嗎?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工業化進程，可以總結為：“有分工”，農業跟工業開始分工;“有分業”，但是農民都是在本鄉本土，所以這個工業化還是一個不離土的工業化。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村經濟之所以出現轉機，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結構修復。鄉土結構的修復靠四個方面：一是農業經濟多樣化，可以搞副業了，80年代改革開始增加農民的自主權;二就是把自留地擴大了，所以農業經濟開始了多樣化，農民的收入就提高了;三是鄉土工業化，即鄉鎮企業的發展;四是村民自己建城，譬如說龍崗。龍崗是第一個農民建立的城市，最近又從原來的一個鎮變成了一個城市。鄉土結構修復的結果就是農業績效改善、農民收入提高，以及城鄉關系改善。所以，這一段時期的進步在于結構修復，鄉村有了分工和分業，還可以參與工業化，但是農民還是沒有從土地上擺脫出來。

　　4.沿海工業化和快速城鎮化對鄉村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迎來了高速的工業化、城鎮化的浪潮。工業化浪潮最主要的表現就是農民開始卷入跨地區的流動，城鄉之間的大門真正打開，農民的進城是前赴后繼，但是躲躲藏藏。當時對待進城農民的方式是歧視性的，如果歧視性的制度不改掉的話，中國的城市化農民的權利就無法保證。城市化浪潮使農民真正離開故土進入城市，每年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人口超過1500萬，其革命意義就是農民跟鄉土分離，農民跟土地的束縛開始松綁。

　　支撐這一轉變的結構變遷方式有，第一，工業化的方式基本上是從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農民自主的鄉土工業化，轉為政府主導。地方政府根據特殊的土地制度，向企業低價配置土地。第二是靠土地的資本化保證城市建設，土地資本化的過程產生了兩筆收入，一個就是地方政府的招拍掛的收入，二是地方政府土地抵押的收入。土地資本化的兩筆收入為中國快速的城市化提供了資金支持。農民跟土地的關系中，是不是真的把農民從土地的束縛里拔了出來，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中西部地區的農民開始往南跑、往東部跑。農民開始出村，這對中國的城鄉轉型是具有革命性意義的。“鄉土中國”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農民對土地的深深依戀。所以，離土出村，邁出了一大步。但是我們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方式的結果是第一代的農民沖出去以后又回村了。

　　中國轉型的困境就困在不把農民徹底從地下拔出來，他就會返回去。鄉村結構危機還是回到結構變遷中去討論。園區工業化和政府主導的城市化的方式，是可以建成世界制造工廠的，可以把城市化率提高到60%，但是最后鄉村的工業化和鄉村城鎮化停滯，以及農業回報低下。1998年為了保證工業園區和城市化，我們實現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結果就是農業的經濟活動更加單一化，進而造成農業回報降低。農業沒有回報，資本就逃離鄉村，結果就是城鄉要素流動單向，城鄉要素全部往城市跑，又造成鄉村經濟活動單一、回報的下降。最終呈現的結果就是鄉村衰敗，這兩個后果跟近代史上是一樣的。鄉村的人口不僅是相對量下降，更是絕對量下降，出現鄉村村莊的縮并。

　　回顧近代以來的轉型困境，有兩個轉型問題。第一在于是否認識到了城鄉轉型的根本是把農民從土地束縛中拔出來。我們到目前為止的基本思路就是想要快速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但是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采取的方式沒有實現農民從土地束縛中的擺脫。第二個轉型問題就是怎么認識鄉村的經濟活動，如果鄉村的經濟活動等同于只有農業，而且是生存性農業的話，轉型難以實現。最后就是鄉村的結構一次次被破壞，破壞的結果就是農民的貧困和鄉村的衰敗。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制造工廠，城市建設也足以媲美歐洲，甚至比歐洲還漂亮，但是中國的鄉村還不行。原因就是轉型不能只看工業升級，一定要看工業化、城市化到底給鄉村帶來了什么。給鄉村帶來什么的根本標志是看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否到底帶來了農民跟土地的關系以及跟村莊的關系的疏解。如果沒有這個疏解，農民遲早還得回到鄉村。現在有些人說農民就該回去，這種觀念是反現代化的。

　　“城鄉中國”結構與鄉村振興路徑

　　中國的結構是否改變了?現在是什么結構?只有認清了這一點，才能討論中國當下的城鄉問題。從結構上來講，中國已經發生了有史以來的一次大轉型，這個轉型就是中國已經從“鄉土中國”轉型為“城鄉中國”。“鄉土中國”的基本特征是以農為本、以土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所有的東西都跟土聯系在一起。“城鄉中國”的基本特征是鄉土已經變故土，農業已經告別了過密化農業，鄉村變故鄉，城鄉從單向變互動。觀察中國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變革的角度，就是農民跟土地與村莊的黏性。

　　(一)城鄉中國的結構

　　“城鄉中國”的結構特征，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1.農民的變化

　　農民最重要的變化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變化是中國的農民已經不是一個小農的含義了。2017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第一產業的經營收入僅占25.2%，工資性收入占40.9%。單純依靠農業獲得收入的農戶數量銳減，以農為主、以工為輔的兼業農戶數量不斷增加。這種農民在生產、生活和社會方式的選擇上，跟傳統意義上的農民相比大不一樣，農民從均質化轉變為異質化。農民的另一個變化是代際變動。表現在80后農民對土地的依附跟第一代的農民工有天壤之別。80后的農民印象里面還有地，知道他有一塊地，卻已經不知道土地的具體位置了。他是不種地的，跟土地關系是疏離的。

　　農二代跟城市的關系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是他的生活方式完全城市化，消費方式逐漸向城市居民靠攏。二是工作的正式化。過去馬路邊的建筑工已經消失了。三是對收入要求的變化。不再追求收入最大化，而是相對的體面。居住也是如此，不再是過去那種一個工棚里面住幾十個人。還有一個現象就是以往農民工外出是獨自外出，現在是舉家搬遷。這些現象都反映了農民已經出村并不再回去了，鄉土變故土、家鄉變故鄉。當然，也有社會學研究者講，人的遷徙是有一定周期的，農二代在50歲的時候還得回去。對于這類觀點，我們可以再觀察一下。

　　農民與村莊的變化。已經走出鄉村的農民跟村莊的關系已經開始疏遠，有三個主要表現。一是一年回來一到兩次，開著車回到鄉村，卻住在縣城的賓館。二是這些80后回家不講家鄉話，都講的是非常不地道的地方普通話，以證明他是城里人。這樣的話他入城的傾向就加強了，回鄉村的傾向更弱了。三是重視對孩子的教育，小學帶在身邊，初中到周邊比較好的鄉鎮，高中到縣城。所以孩子的著落基本上就是家庭的著落。四是居住變化，農二代家里有老人的回去修房子，家里沒有老人的，房子的位置取決于孩子在哪。比如說孩子在鎮上讀初中，就在鎮上租房子，孩子在縣城上高中，就在縣城買房子或租房子。

　　2.農村產業革命的意義

　　傳統“鄉土中國”為什么沒有通過農業發展實現轉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弄清楚該如何發展農業。如果不能實現農業的高效發展，這一輪城鄉轉型能否實現依然要打一個問號。轉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對農業的反復打磨，農業能否走出一片新天地是觀察這一輪城鄉中國轉型能否成功的最重要的變量。從實際調查來看，中國的農業正在經歷一種產業革命，其標志是中國的糧食安全概念發生了重要變革。現在強調的是主糧安全，結果就是大量不適合種主糧的地方比如貴州、甘肅、廣西和云南等地的農業經濟是多樣化的，并不是種水稻和小麥，種的是地方特色的水果和經濟作物。這些地方農業經濟的價值開始提升，各種主體開始往鄉村去。這些主體不全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資來的，而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結果。當經濟價值提高以后，企業開始進入鄉村，農業的經營方式開始變化。所以如果經營主體沒有變化的話，農業經營方式是變不了的。

　　企業進來以后，帶來了五大變化：一是農業的生產過程發生變化，二是農業經營的質量、品種、標準發生變化，三是農業的經營規模發生變化，四是技術的變化，五是要素的變化。農業本身的經濟價值在提高，這些產業發生重大變化，所以農業的產業形態、農業的功能都發生了變化。城鄉關系在影響著農村的角色，城市人對鄉村的需求發生了變化。這些需求變化以后，我們就發現，農業在這個階段是被重新定義了。原來的農業就是糧食農業，但是現在的農業可能在經歷同城市制造業一樣的工業化，這個產業開始發生重大變化了。這個變化就是農業功能變化和農業發展方式變化。所以，在中國鄉村的要素發生重大變化以后，有可能會出現一場農業的產業革命。如果這場革命能夠成功，中國的鄉村就有希望。

　　3.村莊的變化

　　第一，對村莊重要性的認識。我們原來對農村的理解就只有農業和農民的概念，農業就是要解決吃飯問題。但是事實上，我們現在才開始意識到村莊的重要性。中國的鄉村有兩個載體———農民和村莊，原來研究鄉村的基本單位就是農民，但村莊是中國鄉村最重要的載體。村莊為什么重要?村莊是鄉村經濟、社會、政治、生活所有的代表，村莊是將農民、農戶和其他組織包括國家串聯起來的最重要的東西。這就是鄉村振興為什么重要的原因。

　　第二，村莊的分化。中國的村莊基本特征是分化———少部分村莊的活和大部分村莊的衰弱，這是我們現在村莊的基本形態，讓中國數十萬的鄉村都振興是不可能的。所以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是怎么讓少部分村莊活得更好，讓大部分衰敗的村莊更體面。

　　第三，鄉村未來的相對集聚。集聚理由就是原來中國的村莊是以農耕為半徑的，而傳統的農業就是以牽牛的半徑、灌水便利為依據的。但是現在農業的經營活動開始變化，中國的農業現在已經開始以機械為主了，半徑開始拉長。未來鄉村的整合依賴于兩個因素，第一是農業經濟活動的半徑，第二是農一代、農二代為了鄉愁而動，他們要去鄉村尋找鄉愁，但鄉愁卻不一定在老村子里了。

　　第四，鄉村傳統制度的復活。鄉村的治理不能完全只靠自上而下，那樣規模太大了。鄉村的治理還需要大量的非正式制度的存在。

　　4.新型城鄉關系的形成

　　結構轉變的本質不在于城市化率，真正的關竅是城鄉之間的互動。所以發達國家的城市非常先進，但是鄉村也很舒服，不像我們現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存在那么大的差距。在“城鄉中國”階段，已經出現了非常重要的變化。首先是資本下鄉，因為城市沒有那么多機會了，鄉村的機會開始變多。然后是勞動力的再配置。鄉村的年輕人來到城市，也有一些外面的人開始進入鄉村，原因是鄉村本身的機會以及人們對鄉村的需求在變化。接著就是土地，鄉村也是一個經濟活動場所，也要有土地配置的變化。城鄉互動的融合，帶來了鄉村要素的變化，這是“城鄉中國”的特征。當然，這些觀察還在進行當中。我自己認為，中國確實在發生一場歷史轉型，但是這個歷史轉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已經告別了“鄉土中國”。所以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中國在農民的特征、農業的特征、村莊的特征方面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已經進入到了“城鄉中國”階段。

　　(二)鄉村振興的路經

　　1.農業工業化

　　進入到“城鄉中國”階段，面臨著很大的問題就是能不能在轉變中國鄉村產業當中找到出路，這是現在的最根本的特征。貴州湄潭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到處是荒山，人均年收入只有300塊錢，但今天這個貴州西部如此貧困的地方，農業也變得有希望了。“城鄉中國”的階段，農業能不能實現飛躍的核心在于幾個概念。第一，農業工業化，如果簡單地把農業當做種植業、糧食農業的話，是沒有希望的。第二，如果搞農業的方式還是傳統農業方式的話，也是沒有希望的，這就是張培剛先生所提倡的工業化，工業化的本質是生產要素組合方式，而不簡單就是一個產業的改革。第三，轉型升級。轉型升級就是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的過程。如果有這幾個概念的話，農業和工業有什么差別?所以，如果發生了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變化的話，農業就在工業化。如果農業還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話，農業是沒有希望的。只有土地生產率的提高，沒有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個農業是沒有競爭力的。2018年，湄潭縣茶葉產值48.2億元，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32047元、13351元。土地和勞動生產率都在大幅提高，改變了原來沒有發展的困境。

　　工業化的過程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到底怎么做。實際調研發現，現在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每年做規劃，每年變規劃，越變農業越不好。而湄潭的政府進行了持續的制度創新和制度供給，一是解決土地制度的問題，二是主導產業的選擇和發展。

　　湄潭“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土地制度改革，切斷了農民和農地之間的不斷調整。一個傳統鄉村社會被切斷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農民沒有地，這個社會會怎么樣?所有人都在擔心這個問題，目前也有很多爭論。但是，轉型最大的困境就是如果不切斷對土地的束縛，農民跟土地之間的臍帶永遠是連著的，農業就沒有希望。1987年改革之后25年湄潭縣有12萬人沒有再分到土地，但是結果卻是越無地的人口，家庭收入越高。原因就是無地戶非農收益高，家庭土地多的人，家庭收入就低。農地越少的戶，非耕地比例越高，就是種植茶葉的比例越高。這一套制度的破除是非常艱難的，但是要打破土地的束縛必須要切這一刀。與耕地制度改革配套的荒山制度也為產業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制度保障，所以農民敢于在荒山上做產業，主要是茶產業。這兩項土地制度改革為湄潭的茶產業發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然后有了新的主體茶企業，農民就不是原來傳統的小農了，接下來就開始進行土地流轉了。土地流轉之后規模就更大了，地方的產業就做起來了。新主體進入到鄉村要有兩個東西：產業發展和外來人落腳。所以，農地的三權分置為新主體進入和發展提供了條件。最后是宅基地、集體建設用地的改革順應了鄉村產業發展和鄉村城市化的需求。

　　第二件事就是產業選擇。很多地方的產業現在都是政府規劃的，規劃的結果是產業發展并不如人意，一個重要原因是產業的選擇太凌亂。湄潭只有一個茶產業，所以政府就圍著一個主導產業去做。這個道理就是中國農業的規模經濟有賴于兩個問題的解決。第一個是靠區域規模化，有別于20世紀90年代的面面俱到，區位規模化后，每個縣集中培育一到兩個產業。第二就是政府什么時候介入和做什么，政府的介入一定要基于地方已有的基礎，不能憑空想象。所以湄潭先找到符合資源稟賦條件的產業;其次是示范村先行，隨后政府開始做主導產業的持續培育，面積擴大、農民培訓、市場建設、公共品牌培育、質量檢查和市場管制;最后，政府政策要有持續性，不能隨意變換。

　　更重要的是，農業的要素組合發生。一是全縣主要以茶為主;二是大量的茶農專業化;三是在鄉村地區建立鄉村企業、合作社、市場和加工廠;四是科技、機械這些生產要素的合理運用;五是市場發展。所以，農業要不要變是理念問題，要充分認識農業工業化是有希望的。如果簡單地依靠不斷地擴大規模，然后招商引資，結果是往往是越來越糟。

　　農業競爭力的奧秘在哪?在于只有當單位比例回報擴大以后再擴大規模農業才有效。農業，尤其中國農業的競爭力不是靠擴大面積，而是靠提高單位土地報酬的。單位土地報酬的提高依靠的是企業家在土地上進行要素的組合升級，而不是依靠傳統的小農。

　　2.鄉村振興的順序

　　我們現在所有人都在提鄉村振興，但是順序是關鍵。我們提倡的順序是：活業—活人—活村。最危害鄉村振興、破壞鄉村的順序就是先從振興村莊開始。只要有足夠的資金投入，修好鄉村的房子是很容易的，但這樣的結果是不可持續的。鄉村振興的核心一定是先有產業，轉型的根本就是農業能不能搞出名堂，如果不能搞出名堂，即使把人移到鄉村，最后也必然走向失敗。傳統的鄉村擁有的是沉睡的價值，關鍵是要把這些沉睡的價值開發出來，最簡單的路徑就是在村子里面找機會。比如浙江麗水的松陽縣，利用當地71個國家級傳統村落資源，發展鄉村工業化，吸引了大批外來人口在這里發展文化產業。實際上，鄉村的價值恰恰在于它原來的“老”東西，對這些“老”東西做機理的改造，改成譬如集市、書店、民宿等等。鄉村價值之所以沉睡，是因為只有鄉村的人自己在這里，其價值需要外面的人來發現。

　　城鄉融合的新政治經濟學

　　一是重新認識結構現代化。原來的結構現代化有兩極，一極就是“鄉土中國”，一極就是“城市中國”，這兩極不能有機融合。我們認為結構現代化應該有三個階段，一個是費老的“鄉土中國”，終級階段是“城市中國”，中間漫長的是一個“城鄉中國”。把城市化作為終極目標，以為中國的結構現代化就是兩個階段，這是極端錯誤的。我們應該像認識初級階段一樣，認識到中國將有一個非常長的時間處于“城鄉中國”的階段。城鄉中國的基本特質就是要素的對流、城鄉的平等、兩個空間的發展，以及主體的平等，不能只有城市沒有鄉村。

　　二是重新認識結構變遷的方式與結構變遷的結果。不能單純地追求工業化和城市化，一定要研究變遷方式的選擇。此前中國犯了一個非常大的錯誤，就是把工業化等同于現代化，忽視了結構變遷的方式對城鄉轉型的影響。

　　三是重新認識工業化。任何一個國家，沒有工業化，就沒有現代化。甚至再絕對地說，任何一個地區，沒有工業化，就沒有現代化。沒有一個地區不經過工業化，能夠直接進入到現代化，原因在于工業化是社會變遷的核心。工業化就是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發生改變，這里有傳統的生產要素，也有企業家進入，也有組織方式的變革。這些生產要素的變化和生產要素的組合轉型升級，就是產業升級的過程。一個地方沒有這種工業化，也會有那種工業化。我們要正確理解工業化，中國現在要解決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推進中國的農業產業革命，這是比我們理解工業化更難的一件事，而且要注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生產要素組合方式。

　　四是“城鄉中國”如何走向城鄉融合，關鍵在于“通”、“融”和“合”。首先是“通”，“通”以后才能“融”，“融”了以后才能“合”。中國城鄉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兩個板塊的隔離。所以現在要把城和鄉之間的這堵墻拆掉———如果城鄉之間的墻還堵著，何談城鄉融合?城鄉格局的新階段先是拆墻，拆除桎梏性的政策;“通”了以后城鄉才能“融”。“融”就是生產要素能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這個生產要素的流動，到最后才是“合”。“合”的結果就是城市和鄉村共同發展，兩個空間各司其職，城市起到城市的作用，鄉村起到鄉村的作用。

　　最后，要實現城鄉融合，核心就是體制創新，體制創新的核心在于城市一定要向鄉村開放。現在有兩個核心問題，一個是進城的人憑什么不是城里人?農二代已經不把自己當做農民了，未來的農三代天然地就不知道他是農村人。如果不開放的話，這將是未來社會發生撕裂的最大一塊。所以，第二就是鄉村要向城市開放，不能將鄉村當成傳統的鄉土社會，忽視農民的力量。鄉村必須要向城市開放，城鄉打通，才能形成城鄉融合的結果。

中國政治經濟學最大的議題之一就是城鄉轉型問題，城鄉轉型不完成，中國就不能實現真正的轉型。城鄉轉型的核心是真正找到適合轉型的正確方式，如果還是沿著原來的“城市中國”那條思路走的話，城市的問題會越來越累積，問題會變得更加嚴重。當然，所幸我們現在的機會是中國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就是“城鄉中國”的階段。這個階段為轉變結構變革方式提供了非常好的機會。能不能解決認識上的問題和發展路徑問題，有待我們進一步的研究和實踐。

（本文原載于《政治經濟學評論》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