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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對現實是一種啟迪。回顧和總結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曾經發生過的對宏觀經濟運行的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分析其各自針對的問題和適應的條件，對于我們應對當前的結構調整，理解供給側管理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改革將無不裨益。

一、需求管理及其理論

1929年始發于美國的經濟危機打破了古典經濟學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看不見的手會把資源配置得最好的理論框架和發展模式。對危機的最初反映是實踐性的，政策性的。時任美國總統胡佛進行了一系列的干預，如擴大政府投資，阻止工資下調，頒布貿易保護法令等。1933年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實行了更為廣泛干預的新政。新政以需求管理為核心，公布了法案和法規，建立了相應的旨在加強需求管理的機構，如聯邦緊急救濟署，公共事業振興署和農產品信貸公司等。新政的具體做法很多，其基本內容是：整頓和重建紊亂的金融銀行機構和制度；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舉辦公共工程，增加就業機會，刺激人民群眾的購買力；用獎勵和津貼的辦法，甚至包括減縮耕地面積等，緩解農業生產的蕭條；對于農民和小農戶，減少他們因抵押貸款過期，仍無法償還而遭受的部分財產損失。

縱觀羅斯福反蕭條的措施，其基本特征是：1、一反自由放任，著手政府干預。其著力點旨在通過擴大需求解決經濟蕭條。2、摒棄了傳統的財政平衡的作法，接受了財政赤字或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觀點，舉辦公共工程，鼓舞民眾信心。3、擴大信貸，實行高杠桿率，擴大流通中的貨幣量，刺激投資；4、向國外轉嫁危機。在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強需求管理的措施之后，經濟的確有所復蘇，但復蘇的確實比較慢，期間還有反復。

凱恩斯適時地出現了。他的出現是里程碑式的。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凱恩斯的出現，擴張性政策就可能只是一種偶然的應急措施，而不會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更不會成為此后各國政府的經濟政策選擇。凱恩斯把擴張性政策上升到了科學的層面，理論的層面，使擴張性政策有了普遍意義，使之成了一旦遇到危機時政府幾乎不假思索的選擇。凱恩斯在革古典經濟學的命，在革供給會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的命。

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對經濟危機給予了自己的說明。凱恩斯對經濟危機的說明完全不同于馬克思。馬克思認為經濟危機在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于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人占有制的矛盾。馬克思的分析既有總量問題，即資本主義的消費永遠趕不上生產，又有結構問題，生產的社會化要求按比例，而資本家的私人占有制又不能保證按比例。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或曰市場經濟本身并沒有問題，發生危機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加之危機帶來的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人們不敢投資，不敢消費。基于上述對危機發生的根源的判斷，凱恩斯認為靠市場自身是難以恢復的，不要指望復蘇是一個自然過程，只有借助政府的干預才能恢復。他認為促進復蘇的應當是財政政策。他的政策主張大致包括：1、擴大政府投資會發生乘數效應，即一定數量的政府投資可以帶動更多的民間投資，一個就業崗位可以連帶地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他甚至說財政部可以把錢裝在瓦罐里，埋在廢棄的煤礦里，讓資本家雇人去挖就可以啟動經濟。2、政府可以更多地舉債，特別是可以發放國債，可以多發貨幣。他主張降低利率，降低利率的辦法是發行更多的貨幣。他認為蕭條期間社會缺少貨幣，即使這樣做有通貨膨脹的危險，但只要發行的貨幣能夠把閑置的資源帶動起來，產品可以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就不用擔心通貨膨脹。3、鑒于收入低的群體邊際消費傾向高，凱恩斯主張通過收入的重新分配，具體可以通過向富人征稅和轉移支付制度等，以提高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

郝伯特·斯坦在《美國總統經濟史》中指出，新政是否治愈了大蕭條，這還是有疑問的。然而在1933年，經濟確實開始復蘇了，盡管速度緩慢，。到了1939年，總產量依然低于1929年的水平，復蘇經歷了10年時間。盡管如此，凱恩斯主義還是倍受各國政治精英的青睞，因為經濟的發展似乎全在他們的掌控之中，政府似乎花錢就可以制造一次繁榮。然而，經濟規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滯漲不期而遇。

今天看來，實施需求管理的政策所以會發生滯漲，是因為需求管理本身的先天不足：

1、需求管理著眼于周期，因而是總量，而不是結構，著眼于眼前而不是長遠。新政和凱恩斯的理論認為蕭條是需求不足。其政策要旨在于通過進一步的總量擴張擴大就業，增加收入，以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事實上，經濟所以蕭條，是因為經濟快速發展期間整個社會的投資過度擴張，投資了一些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使這些行業的產能過剩，是調結構，吐故納新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需求管理的總量擴張，使產能進一步過剩，以進一步產能過剩為依托的就業并非有效就業。隨著過剩產品的滯銷，只能是價格便宜，企業虧損，以及新一輪的失業。需求管理著眼于近期而不是長遠。凱恩斯說：長期，我們都死了。

2、需求管理認為政府可以花錢制造一次繁榮，為了恢復經濟，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事實上，不是經濟發展周期中的蕭條階段破壞了經濟秩序和經濟結構，而是快速的經濟發展破壞了經濟秩序和經濟結構，經濟蕭條階段不過是市場力量，或者市場機制的自我修正，包括通過破產、兼并、重組，強制性地淘汰落后產能和僵尸企業，使得各種稀缺資源能夠有效地重新分配。需求管理反映過度，沒有給市場機制發揮作用以充分的時間和空間，只會使結構問題、產能過剩問題更加嚴重，更加復雜，以致走走停停，長時間地徘徊在蕭條階段。刺激性政策提升了耐藥性，使得刺激的邊際效用急劇遞減，且破壞了貨幣的穩定性。貨幣的穩定性一旦喪失，就會影響到人們對經濟發展的信心。

3、需求管理把經濟發展更多地看作是宏觀層面的問題，是宏觀政策使然，忽略了經濟細胞活力的提升。事實上，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微觀層面的問題，是企業的活力和經濟體的活力問題。經濟體充滿活力的標志，就是能自然地、快節奏地吐故納新，能使資源高速度地有效配置。需求管理不在機體活力上下功夫，忽視了機體活力的提升，一旦經濟下滑，就條件反射地就進行刺激，刺激一下稍好一點，接著又是徘徊，又是刺激，以致滯漲。

二、供給管理與供給理論

長期的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實施導致了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滯漲，即通貨膨脹與失業交替上升，通貨膨脹上去了，經濟卻沒有實實在在地發展。1976年9月28日，當時的英國首相卡拉漢姆在對工黨大會的演講中深有感觸地說：“我們習慣于設想，你可以花錢擺脫一場衰退，以及靠減稅和擴大開支來增加就業，但我坦白地告訴你們，那個主意不復存在了，而且它曾經存在的時候，它能起的作用也靠將更大劑量的膨脹注入經濟，然后第二步接著是更高水平的失業。那就是過去20年的歷史。”需求管理的理論和政策遇到的問題給供給管理理論提供了機遇，使得一個尚在發展中的異端學派異乎尋常地受到了當時美國政府的垂青，成為里根經濟復蘇計劃的主要理論根據，其代表人物拉弗也成為自三十年代凱恩斯以來最迅速地施加了影響的經濟學家。

供給學派認為經濟所以滯漲是結構問題，是沒有創造出新的更高層次的需求。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是減稅，著力點在微觀層面，從供給入手解決經濟滯漲。拉弗介紹供給學派理論的杰作是“拉弗曲線”。這條曲線揭示了一個無可辯駁的真理，即超過某一點后，提高稅率會強烈地抑制納稅者的經濟活動，以致稅收會減少。就是說，稅率太高，納稅者覺得不劃算，因而不愿意生產，也不敢消費，稅收反而減少了。稅率低到某一點，例如在50%到100%之間的某一點，人們認為值得經營企業和敢于消費，稅收反倒會增多，因為稅基寬了。據此，供給學派主張通過減稅讓企業更能創新，能在更高的層次上創造出更高的需求，讓消費者更敢于消費。他們認為，人們的這些行為，會實實在在此促進經濟發展，減低通貨膨脹，而不是靠多發貨幣那種虛假的，泡沫式的發展。

1981年里根當選總統后實踐了供給管理的政策，大體內容是：

1、大幅度減稅，個人所得稅每年消減10%，共消減了3年。此外，大幅度減低企業投資所得稅。

2、大力壓縮計劃中的非國防開支。

3、減緩和穩住貨幣增長速度，促使通貨膨脹下降。

4、大力減少政府管制。

5、擴大國防開支。

6、在幾年內，使聯邦預算達到平衡、

從實踐的效果來看，靠供給學派理論支撐的供給管理確實在提高競爭力，促進美國經濟健康發展成效顯著。從長遠來看，正是這種政策效應支持了美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保持的經濟長期的繁榮。

供給管理源遠流長，從一定意義上講古典經濟學就是典型的供給學派，亞當·斯密批評了重商主義，認為生產是第一位的，即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不僅是古典經濟學堅定不移的信念，而且是與大衛·李嘉圖同時代的法國經濟學家讓·薩伊的名言，他說：“是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 此即著名的薩伊定律。薩伊斷言，一種產品生產過剩，其價格必然會下降，從而減少利潤。相反的另一種產品生產不足，其價格必然上漲，從而增加利潤。因此“除非政府當局愚昧無知或貪婪無厭，否則一種產品供給不足而另一種產品充斥過剩的現象，絕不會永久繼續存在。” 他認為，“僅僅鼓勵消費并無益于商業，因為困難不在于刺激消費的欲望，而在于供給消費的手段。” 后來的凱恩斯革命，直接就是革古典學派和薩伊的命。古典學派和薩伊是供給學派的鼻祖。

對于供給學派理論具有卓越貢獻的另一位是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籍教授羅伯特·芒德爾。早在1962年，芒德爾就針對美國政府出現的國際收支逆差，提出了減稅的政策主張。他認為唯一正確的作法是減稅，然后收緊銀根來保護國際收支平衡。如果把供給學派分作傳統供給學派和現代供給學派，那么，芒德爾就是現代供給學派的先驅。

總結供給管理，特別是現代供給理論，其特點是：

1、供給管理認為經濟下行是結構問題，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是一個長遠的問題。結構問題的實質是在經濟快速發展時大干快上，以致上了很多不該上的項目，形成了一些產業的產能過剩，資源錯配。產能過剩是低層次的產能過剩，高層次的產能仍然短缺。低層次的產能過剩的產業只是滿足了人們一定階段的需求，人們潛在的需求是永遠沒有盡頭的。供給管理相信企業的供給可以創造出新的需求。這就是結構調整。結構調整包括產業方面的調整，即進，調整出新的產業、新的產品；退，使過剩產能能夠順利退出，使稀缺資源能夠重新有效配置。一句話，吐故納新。結構調整還包括從一個產業、產品的產業鏈的低端上升到產業鏈的高端，結構調整引領的經濟發展是高質量的，是永遠沒有盡頭的。

2、供給管理認為經濟發展來自于企業的活力，來自于微觀層面，供給是企業的供給，不是政府的供給。正是因為如此，他們才主張減稅，主張藏富于民，藏富于企業，讓企業更有錢創新，讓人民更敢于消費。

結構調整的本質是創新，沒有創新就沒有結構提升。創新可以探索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市場經濟下的創新主要是企業的創新，企業是市場經濟下創新的主體。創新是探索未知領域，具有風險和不確定性。這種風險和不確定性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創新的方向和技術層面的不確定性。創新能否成功取決于創新者掌握的信息是否充分，做出的判斷是否符合事物的發展方向，以及必須攻克的技術難關是否能夠取得突破。人們期盼成功，但成功的概率并不確定。另一方面的風險來自于市場。創新者選擇的方向只是自己的預判，按照這個方向即使在技術上創新成功的產品還要接受市場的檢驗，市場遵循的是投入和產出的規則，是效益原則，以效益最大為選擇標準。馬克思指出，商品能不能通過市場檢驗是一個驚險的跳躍。創新的這些特點表明企業最適合成為市場主體，這正是供給管理的出發點。

3、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也是供給學派理論的特點。市場的競爭，既激勵創新，又淘汰落后。所以發生蕭條，正是因為產能過剩。應當認識到淘汰的積極作用。經濟蕭條階段的功能就是強制性地擠出泡沫，強制性地淘汰落后，調整和提升結構，刺激創新。淘汰落后產能的辦法包括破產，兼并重組等。馬克思高度評介淘汰的作用，他說，固定資本的更新是資本主義走出危機的契機。這是一種強制性地淘汰，如同馬克思講到價值規律的作用時所言，就像房屋倒在人的頭上時重力定律強制的為自己開辟道路一樣。供給管理是需要制度層面的供給，需要改革。制度的供給是政府的職能和任務所在。

三、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選擇

當前中國的經濟問題十分復雜，主要問題是結構失衡和創新能力不足。

結構問題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發展是變革的函數，產業結構規定著經濟發展的質和量的邊界。產業結構的“固化”會導致一國經濟長期徘徊不前，例如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產業結構，使歷史上的中國經濟幾乎處于“停滯”狀態，而引領經濟蓬勃發展的，引領時代潮流的產業結構總能使一國經濟持續發展，并在國際競爭中獲得超額的社會回報，充分展示了一國經濟體的活力。我國當前產業結構的特點是附加值比較低的制造業，遍地開花的基礎建設項目，各地普遍推崇的房地產業等為主打產業。尖端制造業，現代化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農業以及文化產業發展不足。如果GDP可以用稱稱重量，單位美元的GDP重量比發達國家明顯偏重。這樣的產業結構長期累積的結果就是低層次的產能過剩。

那么，為什么能夠形成低層次的產能過剩，而且幾乎固化呢？低層次的產能過剩既是我們既有發展模式的產物，更是體制、機制缺少“吐故納新”的活力使然。

低層次的產能過剩第一是我們曾經經濟發展模式導致的。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經濟是靠承接外來產業轉移，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發展起來的。承擔的外來產業的共同特點是勞動密集型的，附加值很低的制造業。各地大干快上，使相關行業形成了巨大的產能。當國際經濟形勢向好的時候，低層次的產能過剩通常會被掩蓋，世界經濟一旦進入周期性的調整，低層次產能過剩的問題立即顯現。第二，是地方政府的行為。地方政府官員會在給定的體制下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在給定的體制下他們一方面更多追求以GDP為主要考核內容的政績工程，直接上項目，或強令招商引資，形成了相關產業的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則對需要長期下工夫的實體經濟，制造業等提升我國經濟實力的產業關注不夠。第三，產能過剩是長期積累的，與時不時地、情不自禁的刺激不無關系。當低層次的產能飽和的時候，如果沒有結構提升和新的經濟增長的興奮點，經濟增長速度自然會降下來。這是自然規律，由此迫使速度結構調整。但宏觀經濟政策往往誤判，把結構性減速當作是需求問題，缺少戰略定力，進行情不自禁的刺激使得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加嚴重。第四，是缺少過剩產能的退出機制。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既有產業結構提升，即創新的機制，又有退出的機制，即淘汰的機制。從一定意義上講，退出機制比提升機制更重要，沒有淘汰，就沒有創新和提升。退出機制就是兼并、重組、破產，甚至包括危機。馬克思指出：“勞動資料大部分因產業進步而不斷革新。” 他強調：“競爭，特別是在發生決定性變革的時候，又迫使舊的勞動資料在他們的自然壽命中完結之前，用新的勞動資料來替換。迫使企業設備提前按照更大的社會規模實行更新的，主要是災禍危機。” 這樣的作用“就像房屋倒在人的頭上時重力定律強制性地為自己開辟道路一樣。” 充滿活力的機制可以在產能過剩初見端倪的時候予以消化，不至于釀成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

從一定意義上講，創新與結構調整是同等的，沒有創新就很難有結構調整和提升。幾十年的快速發展，源于產業空間巨大，搞什么都可以發展，是粗放經營，是靠產業空間，政策空間發展發展起來的，總體上沒有培育起充滿活力的微觀機制。一旦產業空間飽和，政策空間變窄，需要通過創新探尋新的經濟增長點時，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馬上顯現。更由于創新不足號召層面的事，而是制度安排層面的事，短時間難以見效。

鑒于中國經濟問題的實質是結構問題，創新問題是一個中長期的問題選擇供給管理的宏觀經濟政策是正確的。然而供給管理必須有適合供給管理的制度安排，因而實際上是一個制度變革的問題。其具體內容包括：

1、必須明確，供給管理所講的供給是企業的供給。企業的供給以“真”企業為前提，“真”的企業是產權明確，約束硬化，唯市場馬頭是瞻的企業。真正的企業的供給遵循效益原則，遵循投入產出的原則。如果供給對它是有利的，它會選擇供給；如果供給對它是不利的，它會選擇不供給。如果供給某項產品和服務對它是有利的，它可以選擇供給，如果對它不利它可以選擇不供給。一旦發現產能過剩，它會立即止步。資本再便宜，也不會盲目上項目。即使上了項目發現無利可圖，也會及時終止，因為所有的虧空都要由企業的所有者承擔。企業的供給既有創新，又有退出。但這一切都以企業是真正的企業為前提的。先天有缺陷的企業會扭曲自己的行為，或響應號召，或追求某種不當的非經濟利益。如果我們在以后的改革中，不能使企業成為真正的企業，那就很難有供給管理意義上的供給。

2、特別應當研究地方政府的職能轉變的問題。地方政府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已有市場經濟國家提供的案例跟我們完全不一樣，他們的地方政府基本上不負責經濟增長的問題，那是企業自覺行為的結果。他們的地方政府只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這樣的構架有利于經濟良性增長。我們現在的地方政府職能是計劃經濟體制的“路徑依賴”，這樣的架構有利于粗放性經濟增長，地方政府容易直接干預經濟，直接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應當讓地方政府角色回歸市場經濟的基本角色，總的原則是提供基本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務。實行供給管理，地方政府要做的是：盡可能減輕企業負擔，創造公平的市場環境，防止環境污染。

3、中央政府應當切實轉變職能，使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要減少審批，破除壟斷，精兵簡政，按市場經濟的要求設置政府機構，規范政府各部門的職能。要在培育完善的市場機制上下工夫，為破產、兼并、重組、清理僵尸企業創造制度性條件，使之成為日常的正常性的行為，以有效配置資源。政府可以發揮對產業發展方向的指導作用，但不要直接支持具體產業。不要干預企業，要給企業留下足夠廣闊的選擇空間。人們可以發現，創新最多的地方，通常是政府管的少，市場體制規范的地方，世界如此，中國如此。要改變思維方式，在健全市場經濟體制上下功夫，要盡可能低少調控，讓市場體制經濟規律自身起作用。健全的體制就像健全的人體一樣，其機制本身是具有調控能力的，是很少看醫生的機體。最好的，最有效的體制是最少調控的體制。政府各部門要恪守其基本職能，過多、過細、過頻繁，甚至基本精神矛盾的文件不利于穩定的市場秩序的建設。要像供給學派強調的那樣，切實減稅、費，切實減輕企業和老百姓的負擔。

創新是當務之急，然而創新就其本質而言不是號召的，不是轟轟烈烈的結果，二是制度安排的結果。市場經濟下的創新主體是企業。這源自于市場經濟下創新的特點，即創新的回報性和風險性。創新包括技術上的風險和市場上的風險。

一個國家的創新狀況取決于民眾的普遍參與制度，取決于商業氛圍。商業氛圍的濃厚，不僅會使創新的參與者絕對人數會增加，而且會提高創新的成功率。政府要做的是創造濃厚的商業氛圍，保護知識產權，使創新者能夠獲得應有的回報。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社會文化要高度評價創新者，要包容創新一開始的異想天開。政府要有規劃，但規劃不能太細，且要富有彈性。要發揮規劃在戰略層面，基礎層面的主導作用。在微觀層面，給企業留下充分發揮作用的空間。

4、當前調整產業結構，清理過剩產能，可以行政手段與市場機制相結合，但總體方向還是要建立起健全的、本身具有自我強調調節功能的、充滿活力的體制。最少宏觀調控的體制是最健康的體制。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和努力方向。

參考書目：

[1]【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

[2]【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北京：三聯書店，19 年。

[3]【美】保羅·克雷·羅伯茨《供應學派革命》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

[4]【美】郝伯特·斯坦《美國總統經濟史》，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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