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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瑞龍：經濟結構調整治標不治本 需要體制改革

非常規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時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成敗，伴隨中國經濟企穩回暖以及到來的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退出應如何抉擇？而經濟結構應該如何調整？由誰來調整？3月12日，在2010全國兩會這個時機，搜狐新視角經濟學人論壇邀請數位經濟學家，就“經濟刺激政策退出與結構調整”展開深入討論和剖析，以下是現場報道：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因為所謂刺激政策的進和退，我們當時采取刺激政策，對當前的救命是很重要的，我們當時也是非常有效的，現在為什么談退的問題呢？因為打強心針有副作用的，會產生副的問題，包括我們現在出現的一些問題，像價格問題、通脹預期問題，從去年和現在第一季度來看，CPI現在臨近3%了，關鍵是PPI原材料價格環比漲幅要快于CPI漲幅，表明需求和成本推動都有一定的因素，再加上前期的流動性泛濫對資產價格的泡沫化，以及一攬子的刺激方案條件下，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導致的地方政府投資過熱導致的一些不良債券的后遺癥等等一系列問題，所以我們就開始在言退，因為刺激政策帶來了一系列作用。

 談“退出”需謹慎成本與后果

我們從短期上來看，現在提出刺激政策退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問題在于退出政策本身是有成本的、是有代價的，當你把刺激政策退出的時候，因為我們前期講經濟復蘇，經濟復蘇在相當大程度上是靠以政府為主體的投資，市場拉動最近兩個月也有出現，民間投資，總體來講消費需求拉動與民間投資拉動對整個經濟增長拉動作用還比較小，主要是強力政策刺激為主體，現在如果要退，由于我們經濟復蘇是不穩定的，帶來的代價有可能會二次探底，我們不可能找到辦法說沒有弊只有利，都有利有弊，兩害相全取其輕，哪個更輕一點呢？

在短期來看，可能是保持政策的連續性所產生的后果，壞的后果比馬上刺激政策退出效果好一點。從短期來看，我們認為目前保持政策的連續性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防止二次探底，要把反通脹作為我們首要目標，讓正常增長更穩健一點，基礎更扎實一點，但是我們也不得不否認，看到了刺激政策的持續進行，帶來的副作用是挺大的，從中期來看，短期來說政策連續，長期來看，副作用還是挺大的，因此我們提出了一個辦法以進為退？

從當前政策著手還是要進的，以進為退短期進、長期退，怎么完成呢？結構調整就是一個環節。結構調整我們說幾個層面，短期結構調整就是政策結構調整，比如講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可能相比較而言，貨幣政策從寬松向中性，財政政策刺激性可能繼續保持連續性，貨幣政策相比來說，比如結構的調整，政策的投向，政府投資的投向，預期調整，這主要是短期的。中期調整主要是投資結構，投資結構要有一個中期的結構性調整，長期調整來看，可能就是三架馬車的結構調整，以及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剛才劉福垣講的很有道理，收入分配的結構調整。短期、中期、長期，最核心的問題，我也非常贊成的，結構調整不能就結構談結構，因為結構問題實際反映背后的制度問題、投資問題，投資問題背后反映的是制度問題，制度問題背后是改革問題，所以沒有改革結構調整癡心妄想。

城鎮化帶動經濟發展加速

城市化的問題與其說是調結構的一劑靈丹妙藥，倒不如說是尋找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源泉，因為經濟增長的一些動力機制，從未來中國的30年保持持續增長，毫無疑問城市化就是一個根本性的東西。從結構角度來講這是一個很長期的問題，結構調整問題既是個短期問題，又是一個長期問題，但是結構問題越調越差、越調越重，為什么呢？

其實在國外，在西方國家，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國家，結構問題始終不是他們所要談的問題，所以你去找國外的文獻幾乎找不到相關結構問題的文獻，因為他們不結構問題是伴隨市場經濟自然自然的問題。為什么在后來國家很重要的作用里面成為核心重要的問題呢，完全是與生俱來的問題，是因為我們后發國家要趕超發達國家，就把增長過程看成是結構的演進過程，根據結構演進的規律根據政府的作用對市場起關鍵作用來投入，然后導致一個不發達的金融強力的政府一定對市場是一種破壞。這樣的好處是，后發國家再一個比較短的時期里面完成了工業化過程，縮短了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問題就是借助政府的力量，在一些關鍵部門進行了結構性的投入，就產生了一個刀刃的正反兩面，好的拉動增長，壞的就使得對市場的迫害以及有些部門優先發展或者被強烈發展了。

原來我們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但是后來這個問題被弱化一點，是因為我們過去20年又另外找到一個增長點，出口，出口是相當多帶來世界市場對中國產業結構的引導。所以過去我們20年來滿，是以政府為主導的結構形成，由于出口出現被有所弱化了、有所改善了。但是這次金融危機，在金融危機沖擊下出口弱化了，為了讓中國經濟復蘇我們又抬出政府來了，政府一抬出，政府要加大投入，那毫無疑問肯定是由政府主體或者國有經濟部門，而國有經濟部門恰恰是那些長線部門，所以這樣我們就處于一個兩難，要復蘇個體經濟靠不住、外資經濟靠不住，他們見好就收，外需就沒有，那就政府吧，政府就鐵公基吧，結構問題被強化了。你不改變體制，要想弱化這個結構問題，就意味著經濟可能二度探底，因為唯有政府不計代價在這塊投入。

經濟結構調整治標不治本

所以由此可見，結構問題實際反映了中國增長性經濟的內省問題，結構問題不是外傷，行，我把膿包割掉，就好了，其實不是，可能是連在我們器官里面的一個東西，伴隨著我們器官本身的一個東西，我們沒辦法剝離這個東西，讓器官健康化，如果我們不改變就連著器官一起割掉，連器官一起割掉身體就不行了。結構問題反映了我們的體制，所以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有短期治標的辦法，還有一些治本的辦法。

剛才我們說政治家決心，可能是治本的問題，政治家其實比我們都聰明，對他們來講有短期目標、長期目標，所以還是有一些短期的，剛才講的土地、金融政策的結構性調整，特別是短期里面怎么樣鼓勵民間投資。前期政府調整，有的人說國進民退了，有的人不承認，不管承認不承認，還是政府強化了，民間弱化了，這里面顯然是不利于我們想要的結構調整。市場問題背后又是一個制度演變的問題，長期毫無疑問就是市場導向的結構，這是在根本解決結構問題，從短期來看，沒有可能在短期里面突破性進展，中短期我們可以通過政策結構，特別是鼓勵民間投資，再往后我們可能有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因為市場引導最后還是消費需求引導，通過消費需求結構調整可能是中長期問題，當然也不排除城市化過程中非常好的政策選擇，對結構調整也是有改善的。最終目標還是要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投資結構，所以如果這塊不做調整，越是講調結構的部分越是會弱化結構，事實證明就是這樣的，所以根本問題還是機制改變、還是體制改變。

在這個角度上來講，如果我們在這個上面有所作為，我覺得還是對增長質量的提升、增長方式的轉變都是有價值的，所以結構調整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