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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指出，要確保改革落到實處、不空轉、不走形變樣。這無疑釋放出一個信號，在這個乍暖還寒的春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進入了“深水區”。

每一項變革都不可能毫無阻力，全局化、結構性的大型改革更不可能一帆風順、不遇困阻，那么，當下面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概念尚需要消化又迫在眉睫的改革，應當如何破局？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的建議是：加強頂層設計，給地方容納改革受挫的空間，在合理的激勵之下，推動全局改革。

最重要的要素市場是金融市場

時代周報：2016年，“權威人士”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如此解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國情出發，我們不妨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公式來理解，即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那么，應該如何理解“推進結構性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的含義？

劉元春：首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概念，最基本的解讀還是“改革”，這一點非常重要的。

其次，目前出現的很多主要矛盾和呈現出的情形，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巨大的問題：“到底要改什么？”

我們主要看到的是，政策扭曲導致我們的供求無法匹配，導致出現低效企業、僵尸企業，出現了目前供給不足與產能過剩相并存的狀況。因此，第二個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對于扭曲地的、導致結構性問題的政策要進行全面的調整。那么調整之后，我們要怎么辦？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使各種資源合理配置，經濟能夠重新良性運轉——而不是像過去一樣，扭曲地運轉。

為此，我們同時要做兩件事：將過剩的產能削減掉，將不足的供給增加起來，同時提高產品質量。

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供給側的粗淺問題為切入點，以結構性的重大問題、扭曲問題為落腳點，以改革作為基本的舉措，這是最簡單的一重理解。

時代周報： “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是否主要指資金和土地這兩個要素的配置？

劉元春：金融是首要方面，第二是勞動力要素，第三是技術要素，還涉及電力資源、運輸資源等方面—幾乎涉及各個要素市場。

當然，從結構性改革的角度來說，目前要素市場中最重要的還是金融市場——現在金融市場扭曲的地方非常多，導致了金融泡沫出現，以及其他很多問題；土地市場也是如此，存在大量扭曲。

中國的結構性跟西方不一樣

時代周報：權威人士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公式來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前各方專家們對于“供給側”這三個字已經解讀了很多，那么，我們應當如何理解“結構性”這三個字呢？

劉元春：“結構性”就是我們看到的，很多結構不合理，比如說第一個經濟發展的結構，第二個我國東西部地區的結構，第三個收入分配的結構，還有一些具體的產業結構，這些都不夠合理，需要改革。

目前，我們需要從過去這種高投入、高出口、高資源、高污染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向未來內需拉動、消費拉動、創新驅動、環境友好這樣一種經濟模式進行轉變，需要實現這種轉變，經濟結構就要做很大的調整。

這樣的大調整體現在各個方面。第一，就是產能過剩問題很突出和一些高能耗的重化工行業；第二個，就是服務業、高端制造品牌的供給又嚴重不足—這里面都體現出結構性的問題，所以我們會發現結構性的問題體現在經濟生活各個方面。

特別是我們所看到的，我們中國處在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的增長的轉換過程中，它其實是一個結構轉換的增長期。

時代周報：中國提出的“結構性改革”與西方經濟學當中的結構性改革內容，比如美國、歐洲提出的結構性改革，有什么區別？

劉元春：內涵的確有所不同。區別體現在幾個方面。第一，西方的結構性改革主要集中在勞動力上、集中在財政領域。而我們國家，結構性改革體現的領域就非常廣，不局限于勞動力市場，還會體現在商品市場、土地市場、資本市場、技術市場等領域中，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區別。

第二，我們遇到的結構性問題，大部分來源于就是我們看得見的手—政府在過去過度干預，從而妨礙整個市場正常運轉所帶來的結構性問題。

第三個很重要的中國結構性問題，就是原來外向型的經濟模式，在目前這種全球化紅利遞減、全球化受挫的環境中，那么很多行業的產能過剩，出現了絕對的過剩—而不是相對的過剩。因為，我們產能過剩的行業，不少是由于原本供給全球，而目前全球化受挫，導致中國出口不暢，因此導致了目前這樣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

因此，我們的結構性問題既有短期全球經濟危機沖擊下的產能過剩的問題，又有我們體制、機制扭曲所帶來的供給不足、需求不足相并存的問題。同時還有經濟發展的新、舊動能轉換的問題。中國的結構性很有特殊性，跟西方并不一致。

時代周報：稅改也屬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它能夠降低企業負擔，或者是改善收入分配這一塊？

劉元春：它實際上屬于我們財政這一塊，政府改革以及財政，就是重新定位的這一塊，因為稅收它會導致扭曲，財政的收入、支出都會是一個激勵體系和約束體系。所以就我們的改革來講，結構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第一個是我們的“簡政放權”，第二個是我們深層次的以財政體系改革的這種政府權力的重構，這個是很重要的。第三個才是我們一些監管體系的調整，有些地方就是要放開，但是有些地方它又必須要強化它的監管。第四個方面是說我們要通過政府的有所作為來糾正市場失平的問題，來為我們新的經濟增長供給創造良好的這種創新氛圍和政府支持的問題。

時代周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圍繞“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五大重點任務”進行。但是，“去庫存”似乎也是需求側的問題？

劉元春：“去庫存”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因為過去房地產供應量過大，需求不足。現在我們由于過去土地財政的驅動，導致三、四線城市土地供應、房地產供應嚴重超過了正常的需求，而這個又成了中國經濟和金融運轉中間的一個毒瘤，如果這個沒有很好地處理，有可能會引發房地產乃至金融風險，因此說去庫存實際上從目前來看就是指三、四線城市過高的房地產庫存。

“去庫存”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沒有問題，千萬不要以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只跟供給相關，它只是以供給側作為一個切入點，來進行結構性的改革。

要給地方創新一定的空間

時代周報：2016年3月，作為經濟領域改革的核心智囊，身兼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劉鶴直指當前財稅、金融等領域改革存在的空轉弊病，并表示要對于已進行的改革定期“回頭看”，對于正在制定的改革要提高方案質量，確保改革不空轉、不走樣。如何理解他說的“改革出現空轉”？

劉元春：所謂“空轉”就是沒有改革，沒有全面改革的動作。

首先，目前大家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出現了一些理解的偏差，把結構性改革簡單地理解成供給調整，把一場改革，理解成一場行政性的運動。

其次，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面臨的問題很復雜，可能每一個地方都需要一種模式，因此這場改革中，一方面需要我們頂層設計，需要中央層面進行協調；但另一方面，又需要我們的基層自主創新，但目前來講，基層創新的動力機制不足。

我們沒有給基層創新改革受挫的空間，也沒有給它相應的激勵，這樣就導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單被地方理解成為“供給調整”—簡單地進行某些企業的關停并轉、僵尸企業清退，而沒有在我們的政府和政策調整層面來做文章，這是最大的問題。

時代周報：那從頂層來說，如何解決目前可能存在的改革空轉情況，并防止以后的改革空轉出現？

劉元春：第一，就是頂層設計要做實，要把一些大的改革盡快推出來。第二，就是要給地方創新一定的空間，建立地方創新的激勵體系—這都很重要。第三，就是大家都要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一個戰略，而不能把它看成一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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