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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也付出了很大代價，特別是形成了GDP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導致了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把經濟增長等同于GDP增長的傾向，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要改變這種傾向，實現實實在在沒有水分的經濟增長，必須創新增長模式，根本改變GDP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

一 

　　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是各界的共識。但在實踐中，存在著一些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錯誤解讀，把經濟增長和發展簡單地理解為國內生產總值或GDP的增長，甚至把“發展就是硬道理”等同于“GDP增長就是硬道理”，把GDP作為考核領導干部績效的主要指標，逐漸形成了GDP增長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

　　首先，國內生產總值不能體現經濟增長付出的資源和環境成本。經濟增長是要付出成本和代價的，特別是經濟增長可能對資源耗減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從而付出巨大的資源成本和環境成本，而以GDP增長衡量的經濟增長沒有反映出這種增長造成的資源和環境成本。因此GDP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驅使下，對經濟增長的追求帶來的絕不是生態環境的改善和資源的合理開發，而恰是生態環境和資源的破壞。我國近些年來出現的環境污染、資源的破壞性開發，可以說是GDP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帶來的必然結果。

　　其次，在GDP導向的增長模式下，由于不計量生產最終產品的真實投入和社會成本，僅僅計量其增加值的數量，因此不能體現經濟增長的真實效益，同時GDP中的固定資產形成總額是其固定資產價值的增加量，但對增長和發展更有意義的是其增加的固定資產的質量，而不是它的數量，而GDP導向的增長模式不可避免地導致對這種質量的忽視。實際上，在GDP導向的增長模式下，數量的增長往往以犧牲質量為代價，其突出的表現就是增加的投資造成過剩或閑置生產能力的形成，而另一些方面卻是投資進而生產能力的不足。

　　第三，作為價值數量指標，GDP不能反映其物質產品的構成和質量，因而GDP導向的增長模式必然導致對產出質量的忽視。在GDP價值指標的核算中，物質生產和非物質生產、物質產品和非物質產品的區別消失了，是裝備制造業還是煙花爆竹，似乎都是一樣的，但事實上他們的使用價值，它們對社會生產再生產的影響是根本不同的，忽視這種差別，片面追求所謂的經濟增長，就難免忽視所要增加的產品性質和產品的質量。我國GDP已躍居世界第二，但有多少在世界上叫得響、有影響的產品品牌，有多少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這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問題。
　　第四，由于GDP是以“國土原則”計算的，也就是無論是本國國民還是外國國民，只要是在本國國土上生產的最終產品和勞務都計算為GDP，因而增加其數量的競爭自然會演變為競相優惠條件引進外資的競爭，因為只要把外資引進來，就能為GDP的增長作出貢獻，至于引進外資的質量如何，其引進對于經濟發展和人民福祉的增進有多大實質性貢獻等問題，往往很少考慮，可以說，有些項目是為GDP而引進，為引進而引進。長此以往，其結果也一定不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

　　此外，GDP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形成的數量追逐驅使一些地方官員為了政績，搞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靠土地生財，靠拼資源來換取經濟的一時繁榮，甚至不惜弄虛作假搞增長的數字游戲，而忽視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和福利的改善，忽視民生問題的解決。

　　顯然，GDP導向的增長模式下的增長主要是數量增長，而不能兼顧增長質量的提升，而且伴隨數量的增長付出越來越難以承受的資源和環境代價，因而是不可持續的。實際上，我國經濟增長是靠大量消耗能源資源實現的，據21世紀經濟報道提供的數據，2012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量36.2億噸標煤，消耗全世界20%的能源，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國的3.3倍，日本的7倍，同時高于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中國每消耗1噸標煤的能源僅創造14000元人民幣的GDP，而全球平均水平是消耗1噸標煤創造25000元GDP，美國的水平是31000元GDP，日本是50000元GDP。可見，我國實現高增長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不改變這種增長的軌跡和模式，將陷入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窘境。

二

　　經濟增長不僅有增長的數量問題，還有其增長的質量問題，僅僅追求增長的數量或速度而忽視增長的質量的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我們要追求的是實實在在沒有水分的經濟增長，是貨真價實的經濟增長，是惠及民生的經濟增長，也就是高質量、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2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所強調的：“我們要的是實實在在、沒有水分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業比較充分的速度，是勞動生產率同步提高、經濟活力增強、結構調整有成效的速度，是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會帶來后遺癥的速度。”實現實實在在沒有水分的經濟增長，必須根本改變GDP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創新增長模式。

　　改變GDP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首先要改變以GDP作為考核政績的核心指標，不能再以單純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實際上，即使作為國民經濟的核算指標，國內生產總值也有改進的必要。上世紀80年代初世界銀行就提出“綠色GNP/可持續收入”概念作為衡量發展進程、替代傳統宏觀核算指標的首選指標，并逐漸為人們所接受。所謂“綠色GNP（國民生產總值）”被界定為：在不減少現有資本資產水平的前提下所必須保證的收入水平。這里，資本資產包括人工資本（廠房、機器及運輸工具等）、人力資本（知識和技術）以及環境資本（礦產、森林及草原等）。利用綠色GNP或GDP可以剔出現行GDP核算中的資源和環境成本，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和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因此，否定GDP導向并不意味著否定國民生產總值在國民經濟核算中的作用，我們否定的是浪費資源的GDP，污染的GDP，勞民傷財的GDP，而不是要否定作為核算指標的GDP，更不否定綠色的GDP或GNP。核算指標的改革和綠色核算指標體系的建立無疑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評價經濟增長，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增長質量的提高。

　　創新增長模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必須解決投入要素約束問題。經濟增長數量和質量主要取決于投入要素數量與質量以及要素利用的效率。投入的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和技術等。投入的要素約束即投入的資本、勞動和技術約束。增長的質量受這些要素數量約束和質量約束。在經濟日益開放的條件下，投入要素的質量約束越來越突出。道理很簡單，如果投入的要素是一般的資本、勞動和技術，這種情況下的經濟增長不可能是高質量的，且增長本身也很難改變本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如果投入的要素質量高，擁有高素質的勞動者和技術含量高的資本，特別是生產中擁有不易被模仿的核心技術，從而使其生產在國際分工中處于相對有利的地位，使其產品具有較高的附加值，獲得較多的收入，并且一旦開拓市場，不易被擠出，市場較為穩定，還能夠創造自己的需求。

　　過去一講投資就是物質資本的投資，物質資本的投資對經濟增長作用似乎最直接。實際上要素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為深遠，這包括人力資本的投資和技術投資等。通過人力資本的投資提高了人的素質，增強了人的創造性和競爭力，這是產品和產業競爭力持續提高的最基礎的條件。因此我們應當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使人力資本的投資與物質資本的投資相適應。在開放的世界里，人力資本的投資包括人力資本本身的投資和人力資本利用的投資兩方面。因為只有把擁有人力資本的人才有效利用起來，才能發揮人力資本投資的應有作用，而要有效利用擁有人力資本的人才需要進行相應的投資，否則人才的國際流動會使人力資本投資付諸東流。

　　要素投資的另一方面就是技術的投資。創新經濟增長模式，把經濟增長建立在技術進步、技術創新的基礎上，必須強化技術投資，強化技術創新的投資。光講技術進步、技術創新，沒有持續的對技術研發、技術創新的投資，就不可能有大批科技成果、技術創新成果的出現，永遠也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實踐證明，先進的科技成果、特別是核心技術單純靠引進是引進不來的，需要靠自己的力量、靠本國創新來解決，這不僅需要發揮國內科技人員的聰明才智，而且需要進行科技投資、創新投資，培育和整合科技隊伍，創造和完善技術進步、技術創新的條件，開辟和拓寬技術進步、技術創新的路徑，促進科技成果不斷涌現和產業化發展，從而不斷突破經濟發展中的技術約束，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和質量的提升。

　　創新增長模式，需要強化產業資本積累，提升企業和產業的生存能力和競爭能力。對于處于工業化過程的國家來說，產業資本的積累和質量的提升對于經濟增長及增長質量的提高至關重要。因為沒有產業資本的充分積累和質量的提升，難以形成經濟增長的穩固基礎和產業支撐，在國際分工甚至國內分工中難以形成自己的真正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而且有逐漸被其低端化、邊緣化的危險。只有在產業資本充分積累和質量提升的基礎上，才能提高國內與國際資源間的轉換能力和利用國際資源的能力，進而不斷發展壯大自己。

　　創新增長模式，需要建立強化金融領域的資本與產業領域的資本結合的機制，為產業發展和生產資本積累質量的提升提供強有力的資本和金融支持。由于國際化和金融化的快速發展，資本運動中游離出來的貨幣資本和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虛擬資本往往脫離現實資本而僅僅在金融形態上進行積累，難以給實體經濟和產業資本的積累提供金融資本支持，甚至由于借貸貨幣資本的高利貸化和資本的虛擬化發展而損害和削弱現實資本積累的基礎。從我國情況看，強化產業資本積累的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一方面國內積累過程中雖然通過商品或資源出口獲得了大量國際資源，但這些國際資源并沒有實際地投入國內實體經濟，疏通影響產業資本積累和質量提升的瓶頸；同時在國際領域，積累主要表現在金融資產積累，即貨幣或貨幣所有權、所有權證書的積累，這對國內的實際產業資本的積累和質量提升沒有實質性意義，且金融資產的積累面臨縮水的風險。另一方面金融發展、金融積累和產業資本的積累相脫節，促成了脫離現實積累的貨幣資本化、虛擬化，甚至是高利貸化，這不僅不能提供積累的金融支持和社會資本支持，而且造成現實積累的障礙，嚴重影響產業資本積累和質量的提升，這對我國經濟增長和增長質量的提升造成極大的限制。創新增長模式，突破這種限制，對于實現實實在在的經濟增長無疑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