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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學者認為，供給（側）改革的鼻祖是法國庸俗經濟學家薩伊。這個說法是有偏誤的，它既不符合經濟學發展史的事實，也容易給讀者造成主張供給改革就是皈依薩伊定律的錯誤認識。

　　實際上，重視供給、認為供給比需求重要、強調供給研究一直是凱恩斯以前的經濟學的傳統；“勞動創造財富”是古典經濟學家普遍認同的思想。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威廉·配第就已認識到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而且認為貨幣的價值也是由勞動決定的，他提出了“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今天供給經濟學的一個基本觀點“勞動分工會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最初也是威廉·配第提出來的。法國古典經濟學的早期代表人物布阿吉爾貝爾不但強調“一切的財富都來源于土地的耕種”，而且認識到經濟活動的自由競爭可以使社會總勞動量按照正確的比例配置于各個產業部門。亞當·斯密《國富論》的整個理論體系就是從分析分工開始的，認為勞動是國民財富的源泉，增加國民財富只有兩種方法，一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二是增加有用勞動者的人數；分工的發展會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積累增加會增加雇傭有用勞動者的人數；所以一個國家的財富增長取決于分工發展的快慢和資本積累的多寡。可見，《國富論》就是從供給方來探尋經濟增長的源泉的。古典經濟學對供給及其決定因素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可以說，整個古典經濟學就是供給經濟學。

　　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把古典經濟學重視供給的傳統發揮到了極致，他認為是供給決定需求，供給創造需求，供給是第一位的，需求則是第二位的，薩伊的觀點被后來的經濟學家們概括為“薩伊定律”——“供給會創造它自身的需求”。薩伊定律雖然繼承、發揮了古典經濟學重視供給的傳統，但主要用意是證明只要對生產不加干涉，就不會出現普遍生產過剩。按現代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市場機制是靈敏有效的，可以自動實現總需求和總供給在充分就業水平上的均衡，從而不會發生普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可見，薩伊定律主要不是供給改革的命題，薩伊也不是什么供給（側）改革的鼻祖。

  　我國的供給改革是要“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這與主張“供給會創造它自身的需求”的薩伊定律沒有多少直接關系。

供給改革的關鍵是調動個人和企業的積極性

　　我們現在之所以強調供給改革，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都在下滑，而且是持續下滑，也就是總供給增長的能力和動力在不斷減弱。從供給方來看，一個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主要取決于人力資源（包括勞動供給、教育、紀律和激勵等）、自然資源、資本和技術（包括科學、工程、管理、創新和企業家才能等），薩繆爾森把這四個因素看作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上的四個輪子，并且認為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基本機制都是一樣的。這四個因素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增長快慢決定著一個經濟增長或發展速度的快慢，而推動這四個因素增長的背后力量則是個人和企業的積極性。

　　個人和企業的積極性又取決于一個社會的競爭機制和激勵機制，這兩種機制又內生于經濟體制。因此，要調動和發揮個人和企業的積極性，必須不斷改革、調整和優化經濟體制。這就是我們強調“供給改革”而不是單純地提“供給管理”的涵義所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之所以取得了年均經濟增速約10%的驕人業績，正是由于一系列改革措施把個人和企業從傳統制度約束下解放出來，逐步構造了利益激勵機制，極大地調動和發揮了個人和企業的積極性，從而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提高了經濟的活力、競爭力和發展潛力。經濟增長的最終動力是個人和企業的積極性，上述決定經濟增長的四個因素，只有人力資源是活的因素，一切自然資源、資本和技術都需要依靠人來推動，沒有人的積極性就不可能有經濟增長。供給改革正是要通過全面深化體制改革來調動個人、企業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供給改革和需求管理是長短期關系，二者不可偏廢

　　我國自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開啟旨在擴張或調控總需求的宏觀調控模式，由于中國統計口徑中的總需求由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部分構成，因而這種調控模式被形象地稱作“三駕馬車”模式，這一模式的理論淵源是凱恩斯主義的有效需求原理和需求管理理論。近年有學者把“三駕馬車”模式及其理論斥為“騙人的把戲”，也有學者認為我國近些年的宏觀調控受了“三駕馬車”錯誤理論框架的指導。其依據是，“三駕馬車”理論是與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背道而馳的；中長期經濟增長不是需求問題而是供給問題，是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問題，因為根據索洛等人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的引擎只有兩個：人均資本（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增長、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這兩者都與“三駕馬車”無關。

　　這種觀點是有根據的，因為中長期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確實在總供給一方。但這種觀點存在片面性：供給方的因素（人均資本和TFP）決定的是潛在經濟增長率，不是實際經濟增長率；在總供給能力（生產能力）或潛在增長率一定的條件下，有效需求及其增長決定了實際經濟增長率的高低，決定了總供給能力被利用的程度；雖然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索洛增長模型）的假設前提是生產要素和技術被充分利用，但這畢竟是特長期分析的一種假設，真實版的經濟增長并不總是在充分就業條件下實現的，特別是短期和中期的經濟增長。因此，一個國家的（年度）經濟增長率究竟是多少，不可能與“三駕馬車”無關。

　　我們的經濟分析和政策抉擇，既要關注供給方，也要關注需求方，因為供求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既要關注長期，也要關注短期，因為長期是由若干短期構成的。如果只強調一方而忽視另一方，這不是經濟學的正確方法，在實踐上可能會帶來副作用。就如同飛機按亞音速飛行和按超音速飛行對發動機、質量和構造要求不同一樣，一個經濟在其增長或發展的不同階段，對總供給的結構、質量、動力的要求是不同的。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成功跨越了經濟起飛階段，已進入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沖刺階段。現在強調供給改革，強調經濟轉型升級，強調結構調整、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尋找經濟發展的新動力，經濟工作和宏觀調控的重點轉向供給改革、供給管理無疑是正確的。但供給的轉型升級再造是一個中長期過程，不可能在短期完成。即便是現在被有些學者認為是供給改革成功范例的“里根經濟學”，供給改革也只是在里根的第二個任期才明顯見效。所以，要保持我國經濟平穩發展和轉型升級的順利進行，不能放棄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

　　進一步來看，自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我國經濟已由短缺型經濟轉變為需求不足型經濟，有效需求不足成為中國經濟的常態，將是我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的大背景。從這一點來看，也不能只強調總供給而忽視總需求。

我國供給改革的背景與美國里根時代不同

　　有學者在討論中，聯系到了20世紀80年代流行的供給學派經濟學和里根政府的供給改革實踐。應當注意到，目前我國供給改革的背景與里根時代的美國是不同的。

　　供給學派產生的背景，是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沖擊下美國經濟在70年代中后期陷入滯脹。因此，里根就任總統（1981-1989年）期間，放棄了自羅斯福新政以來一直奉行的凱恩斯主義刺激總需求的政策，轉向供給學派倡導的供給改革和供給管理。

　　中國經濟自2010年第一季度以后出現增速下滑，生產率（TFP）走低，但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商品短缺和制造業生產能力不足，而是相對過剩和低檔次上的絕對過剩。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目前沒有通貨膨脹而是通貨緊縮，PPI自2012年以來持續負增長，GDP平減指數已連續4個季度負增長，CPI自2012年以來持續低于103，并呈現不斷走低的趨勢。這提示我們，目前中國經濟既有增長動力不足的問題，也有經濟趨冷的問題。在此背景下，既需要注重通過供給改革來增強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活力，也需要適度擴大總需求來活躍市場，振興經濟，不能像里根政府那樣在實施供給改革（減稅、削減束縛經濟活動的規章條例和推進市場化）的同時緊縮通貨。

　　（方福前，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