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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造業仍未到達轉變臨界點

   業內人士認為，上調工資會對CPI有推動作用，但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而漲薪也不會導致企業遷移，一方面過去中國勞動力成本基數小，企業可以承受；另一方面，從全球來看，像中國這樣具備完善產業集群的地方并不多。
　　眼下，中國勞動力市場正在涌動著一股加薪大潮，這帶來了一連串的問號，是否會引發全國企業的漲薪潮？加薪壓力是否會引發廣泛的通貨膨脹？是否會削弱中國低勞動力成本競爭力？"世界工廠"的地位是否會因為外資遷移而被邊緣化？
　　顏色由冷色系向暖色系漸變，代表薪酬逐步增加
　　漲薪越來越成為一個熱門話題。
　　自今年初以來，全國已有14個省市上調了地方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漲幅接近20%，上海、廣東和浙江的最低工資標準，經過此輪調整更是成為國內率先超過千元的3個省市。而據人保部人士透露，今年全國將有27個省市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而在這次從中國南部地區逐步向內陸省市蔓延的加薪的背后，蘊含著的是國內對全局性收入分配的改革。在飽受爭議的勞資糾紛后，珠三角的富士康、本田等企業則不同程度地上調了一線員工的工資；遠在東北地區，肯德基在沈陽簽訂首個集體合同，職工工資平均增長幅度也達到5%。
　　這種"上下合力"的推動是否會引發全國企業的漲薪潮，在勞動力成本增加時是否會削弱"中國制造"的競爭力，"世界工廠"的地位是否會因為外資遷移而被邊緣化？業內人士認為，漲薪不會導致企業遷移，一方面過去中國勞動力成本基數小，企業可以承受；另一方面，從全球來看，像中國這樣具備完善產業集群的地方并不多。相反，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前提下，漲薪能夠提高職工的消費能力，刺激國內需求，而在帶給企業壓力的同時促使他們加快產業升級改造步伐，提高制造業的盈利能力和市場競爭力。自上而下密集漲薪
　　今年2月1日，江蘇省最低工資標準從670元調整為960元，以13.1%的漲幅成為國內第一個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省份，而這也拉開了上半年全國各地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大幕。6月3日，北京宣布自今年7月1日起，北京最低工資標準將從現行的每月800元上調至960元，漲幅達20%。
　　至此，包括上海、天津、廣東、寧夏、湖南等省、市、自治區，全國已有14個地方上調了地方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漲幅接近20%，而上海、廣東和浙江的最低工資標準，也就此成為在全國率先邁入"千元工資"的3個省市。
　　此前，人保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介紹，一季度已有7個省市最低工資標準作出調整，今年還有20個省市計劃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目前看來，此計劃指標已完成過半。據他介紹，除了各部門和地方正在制定實施的單個政策之外，具有全局性的收入分配改革工作也在進行當中。
　　政府的調薪也蔓延到企業。在珠三角，富士康表示，繼7月1日起為工人加薪30%之后，自10月1日起，達到一定業績標準的工人將額外加薪66%。近日，陷入罷工風波的本田勞資雙方最終也達成協議，工人的工資在1544元的基礎上增加500元，加薪幅度為33%。而遠在東北，6月17日，肯德基在沈陽簽訂首個集體合同，合同制職工最低工資標準，每個月將會由700元提高到900元，年均增幅也達到5%。
　　這次部分外資企業的漲薪是否會引發一輪企業加薪潮呢？ "政府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對于公務員、事業單位以及國企等會有指導意義，但對其他企業來說，是否漲薪仍是要看市場情況。"一位行業商會的負責人透露。據他了解，自2008年施行新《勞動合同法》以來，江浙沿海一帶的企業已經承受了較高的勞動力成本壓力。雖然從今年3月份開始，出口型加工企業恢復得很快，差不多達到去年金融危機前的水平，但是大部分企業的資金鏈仍比較脆弱，如果勞動力成本再次提高的話，對他們來說壓力會更大。"在這樣的背景下，企業漲薪的意愿并不大。"
　　世界銀行駐北京的資深經濟學家LouisKuijs表示，他們不認為上述過去幾個月中發生的事件預示未來中國工資水平將逐年大幅上升。盡管分析師們普遍認為，長期內中國面臨人口結構的轉變，人口老齡化以及勞動力數量增長的放緩將成為促使中國從低成本世界工廠向消費推動型經濟體轉型。但Kuijs表示，他不認為中國已經到達轉變的臨界點，很難相信中國的剩余勞動力已用盡。
　　摩根士丹利分析報告也指出，對于漲薪，農業、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潛在壓力最大，而電氣機械制造、金屬冶煉和延壓加工、機械和設備制造等資本密集型重工業所受的影響則較小。通脹與"世界工廠"邊緣化隱憂
　　牽一發而動全身。
　　業內擔憂的是，此次加薪在增大勞動力成本的同時，是否會出現外資撤離而發生遷廠行為，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因而邊緣化？
　　摩根士丹利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王慶表示，最低工資的調整幅度滯后于平均工資和名義GDP的大幅上升，同時由于中國經濟刺激政策正逐步退出，大規模的工資調整或會產生通貨膨脹，并對中國低勞動力成本競爭力產生影響。
　　商業咨詢公司AlixPartners近期發布的初步研究結果表明，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期間，中國作為全球最低成本零部件制造國的地位，已被印度和墨西哥超越。
　　此前一些沿海企業放出風聲，因為承擔不了漲薪的重負，要將企業遷往人力成本更低的內地或其他區域。對于遷廠的論調，上海臺商協會理事郁詩禮表示并不認同，"遷移很困難，其一，遷移成本很高；其二，物流成本驟增，內地的物流成本要比沿海高出許多；還有，這些企業在當地已享受了稅收優惠，遷移的話，就要吐出這些優惠。"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近期也表示，部分省市最低工資的上調符合趨勢，因富士康、本田而起的加薪潮不會影響中國吸收外資。"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加大了各地的勞動力成本，但是廉價的勞動力，并不是現階段中國吸引外資的第一位優勢。"他表示，中國對外資最重要的優勢在于中國國內政治環境穩定、經濟不斷高速發展，法治環境也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在安邦集團高級分析師賀軍看來，工人漲薪會直接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這對一些從事勞動密集型的小型加工企業會有影響。但對于像富士康這樣上規模的企業影響不大，當然也就更談不上加薪導致它們遷移。"像這類企業更多需要的產業集群和體系的配合，在全球來看，具備像中國這樣較為完善產業基礎和配套設施的地方并不多，企業選擇性少決定它們并不會撤離中國。"
　　"中國正在由`世界工廠`向`世界市場`轉變。"賀軍進一步分析認為，外資來中國投資，看重的不僅僅是低成本的勞動力，而是龐大的市場。"加薪可以看做是中國開始調整的起點，以前我們是通過壓低勞動力等各項成本參與國際競爭，過于依賴國際市場，現在轉而對國內需求越來越重視，出口和內需協調發展。"
　　而另一個隱憂是，這次上調工資是否會進一步加劇國內的通脹預期。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5月份CPI同比上漲達到了3.1%，超過全年預定的警戒線。對此，賀軍表示，上調工資會對CPI有推動作用，但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還包括貨幣的投放、調控的效果等因素，因此是否會加大通脹預期仍有待觀察。
　　野村研究報告也顯示，除非過剩產能消失，否則對CPI的影響有限，雖然制造商想通過提高最終產品或服務的價格來向消費者轉嫁更高的勞動力成本，然而，過剩產能的存在迫使制造商不得不進行價格戰，從而限制了提價的能力。提速經濟結構轉型
　　針對這輪國內企業加薪潮，業內更多給予的是肯定和贊同，職工工資的提高將會帶動國內的消費能力，加速推進以投資、出口為主的經濟發展結構轉向以消費為主的結構。 "工廠職工在人們印象中往往是作為生產者，但卻忽視他們本身也是消費者，提高工資有利于提高他們的購買力促進國內消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義平表示。
　　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認為，中國內需不足，主要指的是消費不足，而消費不足則源自企業存留大量利潤而不向職工發放，于是居民購買能力不足。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無疑可以將一部分企業存留利潤向職工分紅，擴大居民消費能力。建銀國際的分析報告顯示，由于歐洲債務危機使中國出口需求下降，中國出口型經濟增長模式已無法于2010年有效地使中國維持強勁的增長。因此，中國要通過增加基層勞工工資來刺激國內消費，以抵消中國出口需求下降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這有助于確保經濟可于下半年穩定發展。
　　而在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背景下，此次加薪顯然也有著更多的考量。
　　李義平指出，從世界經濟發達國家的發展歷史來看，比如日本、韓國在發展初期，走的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道路，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他們就將這些產業轉移到海外，完成了由制造業向服務業的轉型。"制造業的優勢很可能會被其他勞動力更為廉價的國家所取代，但產業升級、經濟結構合理化則成為必然的路徑。" "加薪在推動產業升級方面會有一定壓力，那些技術含量不高、依靠低成本勞動力發展的產業將面臨被淘汰的境地，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企業會借此提升自身的產業技術水平、增加產品附加值，一些新的產業會重新受到青睞。"賀軍分析認為。
　　商務部部長陳德銘近日也表示，應該盡快讓我們的企業轉變發展方式和調整結構，向產業的高端走，爭取更大的附加值，并且把這些附加值讓人民共享。
　　與此同時，在調整經濟結構的過程中，如何才能處理好產業升級與擴大就業的關系呢？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賴德勝表示，一是努力提高勞動力素質，加快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邁進的步伐，為制造業技術升級改造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本基礎；二是選擇適合中國比較優勢的適用技術，切忌在技術選擇上一味地追求高精尖，盡量發揮投資吸納更多勞動力就業的能力。當然，盡快形成制造業由東部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產業梯度開發路徑，是延續和保持我國制造業競爭優勢的有效辦法。 "中國制造在未來仍是有競爭力，但在競爭的內容上會有所變化。"賀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