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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乃武是我國經濟學界較早系統研究社會主義經濟調節理論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在社會主義經濟的調節理論、宏觀經濟控制理論和宏觀經濟管理論等方面的研究，在學術界擁有很高成就，備受同行重視。

對積累率的研究，胡乃武通過《論適度積累率》一書，系統闡述了適度積累率的內涵，強調了保持適度積累率的重要性，他提出的確定適度積累率的三個公式，對防止經濟過熱，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的研究均有重要意義。

在經濟學界關于社會再生產的爭鳴中，胡乃武對馬克思的外延與內含擴大再生產理論的論述，為突破原來僵化的只見純外延擴大再生產方式的觀點，在社會主義社會再生產理論體系中增加新的因素做出了貢獻。

梳理胡乃武的學術思想與成就，他最在意的卻是在中國人民大學國民經濟管理專業做學生、當教師的60年經歷。“作為一名合格的大學教師，自他從教的那天起，就應該十分明確教師的職責。”1986年就獲得博士生導師資格，成為當時經濟學科最年輕的經濟學博士生導師。胡乃武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學校者，制造人才之所也，茍不入校，其才何由成乎？’作為一名大學教師，如果認為自己的職責就是把所承擔的課程講好就算完成任務，而對育人的觀念十分淡薄，那他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教師。”

勤學苦修

農歷1934年3月19日，胡乃武出生在山西省文水縣。1946年秋，12歲的胡乃武進入太原市東緝虎營中心國民小學讀5年級。這是一所太原市較好的小學，學習氣氛很濃，胡乃武學習用功，每天早晨天還不亮就到學校自習，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在國民小學，胡乃武作文很好，參加全太原市小學作文競賽，在40多所小學、200多人參加競賽中獲得第5名。同時，胡乃武對數學也很入迷，他所學的數學課本和老師印的課外數學練習已經遠遠不能滿足他的學習要求，畢業于北京大學工學院的胡乃武的姨夫成了他最好的數學家庭教師。1948年夏天，胡乃武高小畢業報考太原市第一中學時，2小時的數學試卷答題時間，他只用了不到1個小時就交卷了。發榜時，胡乃武名列榜首，有人夸他天資頗高，但胡乃武自己知道：他的成績來自于勤奮。

1948年秋，山西晉中地區已經解放，太原市成為一座孤城。戰爭臨近，物價飛漲，在太原已不能繼續讀書，在親友的幫助下，胡乃武取道北平、天津，通過國民黨統治區的封鎖線，來到解放了的石家莊和晉中解放區，進入共產黨創辦的山西省立祁縣中學讀書。這所中學師資力量雄厚，是當時山西省的重點中學之一，校長是老共產黨員、曾任八路軍隨軍記者的蔡力夫。這段學習生活，對胡乃武影響深遠，“為人民服務，無尚光榮”的教學理念，讓胡乃武立志要當一名工程師，因為當時他的數理化成績一直保持全優。不過，最后他卻學了經濟學，這讓胡乃武的同學都出乎意料。

全國解放之后，國家干部緊缺，于是胡乃武放棄了享受人民助學金繼續升學的機會，在校長蔡力夫的支持下，報考了山西省郵政管理局。當時，山西省郵政管理局只招收50名干部，而報考者多達400多人，通過激烈的競爭，胡乃武很幸運地被錄取了。1951年2月，17歲的胡乃武參加了工作。

經過三個月的業務培訓和考察，胡乃武與其他10多人被留在省郵政管理局工作。在山西省郵政管理局，胡乃武和新參加工作的這一批青年，勤奮工作、努力學習，刻苦鉆研業務。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胡乃武就已經能夠熟練地承擔自己的業務，19歲那年，他還編寫了10多萬字的業務培訓講義，為縣郵政局局長培訓班講授業務知識。此外，他還為《山西郵電報》、《中國郵電報》和《人民郵電》雜志撰稿，并被《太原日報》聘為特約撰稿人。經過幾年的實際工作，胡乃武的興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原先愛好數理化轉到愛好哲學社會科學上來。

1955年，經所在單位推薦，胡乃武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計劃系，并以第一志愿被錄取。大學期間，胡乃武的學習目的十分明確，學習之刻苦更是達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那時，除了上課，就是鉆圖書館，電影、跳舞等娛樂活動幾乎和我無緣。周末、禮拜天以至寒暑假都是在學習中度過的。”胡乃武說。四年的大學生活，他最大的收獲就是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的學習下的功夫最多，理論素養得到了較大的提高。

1959年胡乃武大學畢業，并以優異的學習成績免試繼續攻讀研究生。1962年研究生畢業后，胡乃武留在人民大學任助教。不過，他的正常教學活動并沒有持續多久，隨著“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開始，他的教學活動也中斷了。1971年1月，人民大學宣布停辦，胡乃武從江西余江“五·七”干校被分配到清華大學任教，主要是講授“政治經濟學”。1973年，胡乃武又被北京市委大學部抽調，參加北京市高等院校公共政治課“政治經濟學”教材的編寫，他和來自北大、清華、北師大、北航、鋼院等院校的十幾位編書組成員躲進“世外桃源”，在“四人幫”橫行的年月里，他們因編書而可以不參加政治運動。

1978年，人民大學恢復，胡乃武從清華大學回到母校任教。安定了的教學科研環境，讓胡乃武在大約10多年間就收獲了豐厚的學術成果：《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79年初版）、《經濟杠桿導論》（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出版）、《模式·運行·調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現實的抉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經營管理大系·基礎經濟知識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國宏觀經濟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國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當代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政策選擇》（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國民經濟宏觀管理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學術成果，都是在這一時間段完成的。他在經濟杠桿、國家調控、適度積累率、馬克思再生產理論等方面的學術思想，也在這一時期聞名于學術圈，受到同行的關注與推崇。

在教學中，胡乃武先后為本科生、進修生和研究生開設了《國民經濟計劃學》、《政治經濟學》、《馬列經濟學原著》、《馬克思社會再生產原理與綜合平衡》、《經濟杠桿導論》、《經濟增長理論》和《宏觀經濟管理》等課程。由于他的課內容新穎、說理充分、邏輯性強，并能更多地理論聯系實踐，因此受到學生的廣泛好評，許多兄弟院校的師生及其他從業人員都來聽他的課，他的課堂總是爆滿，就連教室的過道也常常站滿了人。1986年胡乃武被授予博士生導師資格。在當時，他是全國經濟學科最年輕的經濟學博士生導師之一。

經濟調節理論

在經濟理論研究中，胡乃武在社會主義經濟的調節理論、宏觀經濟控制理論和宏觀經濟管理論等方面取得的學術成就很受同行重視。

早在1979年，他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既是計劃經濟又是商品經濟”，因此，“應當重視價值規律和市場的作用”，“按商品經濟的規律來管理社會主義經濟”。在此基礎上，1980年他又提出，“國營企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是可以同生產資料的使用權、支配權以及經營管理權相分離的”，國家可以把“屬于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長期交給企業支配和使用”，“讓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這些觀點，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

對宏觀經濟管理體系的研究，從早在1984年全國計劃體制討論會所提交的論文，到1989年胡乃武主編的《中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都進行了系統論述。胡乃武認為，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經濟貨幣化程度的提高，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無疑是需要重視需求管理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供給管理就不重要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包括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兩個方面，前者的重點是實現總量平衡，后者的重點是實現結構平衡。

胡乃武是我國經濟學界較早系統研究社會主義經濟調節理論的經濟學家之一。他1985年主編的《經濟杠桿導論》是我國當時第一部系統研究有計劃商品經濟條件下宏觀調節理論的專著。

胡乃武強調在有計劃商品經濟條件下，國民經濟計劃的制訂和實施，必須充分考慮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實現從舊的經濟體制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過渡，形成一個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這就要求國家在調節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時應當很好地掌握和運用經濟杠桿。他認為，經濟杠桿是一定經濟發展階段的經濟范疇，價格、稅收等并非天然就是經濟杠桿，就像金銀并非天然就是貨幣一樣。只有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當價格、稅收等被國家用來調節社會經濟活動時，它們才成為經濟杠桿。他進一步提出，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發展，銀行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調節作用將越來越重要，信貸杠桿將成為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節和控制的主要杠桿。

隨著對“有計劃地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理論研究的發展，胡乃武認為，市場經濟就其內涵來說，有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之所以要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是由市場機制這種資源配置方式的優點——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和競爭規律所決定的。市場機制的種種優點，是計劃手段所不具有的。所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應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但是，市場機制也有種種缺陷，其中主要是：1．市場調節具有短期性。這是因為市場通過價格的漲落所反映的社會需求是近期的社會需求，所以，從總體上說，它屬于短期調節。2．市場調節具有滯后性。市場調節是一種“馬后炮”式的事后調節，而不能進行事前調節，這就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資源的浪費。3．市場調節具有不確定性。市場只能為企業指明社會需求變化的方向，而不能為每個企業確定其在社會需求總量中所占生產經營的份額。在價格的自發波動中，往往會造成需求的虛假性和生產的盲目性。4．市場調節是由企業的微觀利益驅動的，因而難以協調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矛盾。5．在某些經濟領域，如公共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市場調節是無效的。6．市場不能解決收入分配的公平問題。

正是因為市場機制的調節具有上述種種缺陷，所以在實行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還必須由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可以從幾個方面彌補市場的不足：1．通過制定經濟發展戰略、中長期發展計劃以及國家的產業政策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遠景目標，起導向作用。2．彌補市場的不足。比如在市場失靈的公共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就必須靠政府進行宏觀調控。3．糾正市場調節的不良后果。市場調節必然會形成兩極分化、破壞生態平衡、造成資源的掠奪式開采等，這就必須靠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來加以糾正。4．政府通過宏觀調控來為市場經濟的運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因此，胡乃武認為，宏觀調控也是市場經濟體制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凡是應當由市場調節的經濟活動，都應放開、放活，交給市場去調節，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同時，也要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只有這樣，才能優化資源配置，取得更大的經濟效益。

經濟增長問題

積累率是社會主義經濟增長模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積累率是否恰當，對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對社會主義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胡乃武最為看重的一項學術成果，就是他的《論適度積累率》（1981）。

事實上，積累率問題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及政府的決策部門一直是一個較為敏感并引人注目的問題，也是經濟理論界長期以來一直在探索和爭論的課題。究其原因，是由于積累率的研究具有極重要的理論意義，同時更具有關系到群眾消費水平的提高、投資規模的適度控制、國民經濟能否持續穩定增長等方面的實踐意義。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上世紀50年代后期高達43．8％的積累率及由此帶來的“三年災害”。

改革開放后，我國由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朝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過渡，在這期間出現了很多與積累問題密切相關的新問題、新現象。如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一度出現經濟過熱現象，雖然發展速度較快，但經濟效益很差。胡乃武從總結我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中提出了保持適度積累率的問題，他認為：“適度積累率就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既能保證社會生產較快發展，又能保證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的積累率。”通過《論適度積累率》一書，胡乃武系統闡述了適度積累率的內涵，強調了保持適度積累率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確定適度積累率的三個公式。這對于防止經濟過熱，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對社會主義經濟增長速度規律性的研究，也是胡乃武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學界曾有不少人提出，在社會主義經濟增長過程中，可以實現國民收入與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總產值的同步增長；還有人認為，可以實現稅利與工農業總產值的同步增長。但胡乃武通過理論和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增長最快的是社會總產值和工農業總產值，其次是盈利，再次是國民收入。”因此，他認為，把實現稅利和國民收人與社會總產值和工農業總產值的同步增長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增長的一般要求來提出是不科學的。

馬克思再生產理論研究

胡乃武較為珍視的另一項學術成果，是他的《馬克思的外延與內含擴大再生產理論同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83）。

在這篇論文中，胡乃武論述了兩種類型的擴大再生產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強調在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之后應該更加重視內涵、擴大再生產。

在我國，對馬克思社會再生產原理的學習和研究，早在全國解放前就已經開始了。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經濟界和理論界對再生產原理的研究又經歷了兩次爭鳴的熱潮。

一次是1958—1960年，在“反右傾”和“大躍進”的左傾思想指導下，片面強調主觀能動性，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決定性作用，認定“快是總路線的核心和靈魂”，要求用“最高速度”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至于社會擴大再生產過程中速度與比例的相互制約、人財物和產供銷的平衡等客觀條件都置之不顧。結果，“大躍進”帶來嚴重的比例失調，全面緊張，最后只好進行全面調整。面對“大上大下”的折騰帶來的重大損失，學術界開始反省與總結，尋找失誤的理論根源，特別是在再生產理論方面，更是學者們注意的中心。由此，掀起了關于社會再生產原理的百家爭鳴熱潮。

當時研究者針對我國經濟建設實踐上盲目增加基建投資，鋪“新攤子”，忽視原有企業更新改造即所謂簡單再生產的狀況，在視野中只有以增資、增人和增設備的外延擴大再生產，而忽視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設備利用率的內含擴大再生產的情況下，討論了社會再生產的兩種類型即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相互關系；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兩種類型即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和內含的擴大再生產的相互關系；再生產過程中兩大部類對比關系，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和生活資料的制約作用；兩大部類和農輕重的相互關系及衡量它們之間比例是否協調的標志問題；還討論了消費積累比例及其數量界限等問題。

另一次是1977—1984年，實行改革開放，關于社會再生產理論的研究進入了新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研究者回顧過去發現，我們經濟工作上的失誤具有明顯的一貫性，如“速度熱”、“投資迷”、“高積累”、“低效益”等。從產生這些現象的指導思想和理論根源上看，發現我們對社會再生產的某些規律還缺少認識。因此，學術界掀起了討論社會再生產原理的第二次熱潮。

我國經濟學界上世紀60年代提出、80年代又深入討論的社會再生產的“內含”和“外延”的問題，理論上不僅突破了人們原來僵化的只見純外延擴大再生產方式的觀點，而且在社會主義社會再生產理論體系中增加了新的因素。它把研究和在實踐中運用內含的擴大再生產方式提高到了發展戰略的高度，很明顯具有重要的、現實的經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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