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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回暖還是倒春寒 低端出口脆弱復蘇

人民幣與美元的差別、中國企業與美國企業的差距、《孔子》與《阿凡達》的冷熱對比等決定了中國和美國的經濟驅動力是不一樣的。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這多少道出了中國出口商們2009年的心境。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出口企業便冰火兩重天。中國出口額從2008年11月開始延續了13個月的負增長。不過，2009年12月的出口數據終止了這種“不祥”的延續，出口超預期地同比猛增17.7%。問題是：外貿真的回暖了嗎？

帶著這個問題，《英才》記者走訪了中國出口的前沿陣地——浙江。《英才》記者途徑杭州、義烏、溫州，基建項目此起彼伏，一派繁榮景象。以民營經濟為主的浙江省也需要通過基建項目來“保增長”，出口危機可見一斑。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顯示，2009年前三季度，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94.8%，拉動G D P增長7.3個百分點；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51.9%，拉動GDP增長4個百分點；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46.7%，下拉GDP增長3.6個百分點。

面對這組數據，有人認為依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需要轉變了，今后中國經濟增長更多的要靠內需拉動。后半句沒有人會反對，但時機是否成熟則是另一個問題；對于前半句卻值得商榷。

中國還要打工

“在未來的5年、10年或者20年，中國經濟還是‘三高’——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這可能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總模式。”

人民幣與美元的差別、中國企業與美國企業的差距、《孔子》與《阿凡達》的冷熱對比等決定了中國和美國的經濟驅動力是不一樣的。

這種差別與個人喜好無關。正如建行董事長郭樹清指出的，中美之間的儲蓄和消費不平衡具有相當大的必然性與合理性：中美兩國所處發展階段不同，中國尚處于工業化時期，美國已是后工業化時代；中國是物質生產占主導地位，美國是服務業占主導地位；中國高度依賴要素投入，美國高度依賴知識創新。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認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決定了美國并不是要在這些初級加工品上與中國展開競爭。只要美國經濟開始復蘇，這種類型的貿易爭執就會自然消散。

對中國而言，在經濟結構上，此次危機雖然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內需的增長，但各種刺激消費的財政補貼政策是其背后最為重要的推手，而這種政策有其短期性。另一值得關注的事實是，當外需萎縮時，哪怕投資已經不堪重負，中國經濟得以“保增長”的最有力工具還是投資。

“全球金融危機給中國和美國帶來的改變很可能只是短暫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鄭超愚告訴《英才》記者，“在未來的5年、10年或者20年，中國經濟還是‘三高’——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這可能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總模式。中國政府也好、企業也好、個人也好應該學會在這種模式下生存。”高儲蓄和高投資，意味著出口在未來可見的一段時期內依舊是中國經濟增長不可缺少的引擎。

出口商們的樂觀

表面上看出口企業靠退稅生存，實際上這種退稅制度本身有其不合理性。

“現在你跟工廠說我有一個單子，工廠絕對會跟你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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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的”，浙江海寧某日用品外貿公司負責人告訴《英才》記者，“工廠都很忙，訂單插不進。很多工廠都交不出貨，定船也比較難。”

不少企業都給《英才》記者帶來了類似的消息，據《溫州商報》報道，為了按時完成訂單，約有30%的溫州民營企業決定推遲農歷過年放假時間。

據杭州一家外貿公司的王先生介紹，現在海船運費上漲得很快，一個運往中東的20英尺集裝箱的運費從2009年12月的1700美元上漲到了2010年1月底的2150美元。當《英才》記者向中海集運[4.75

0.21%]寧波公司求證時，得到的答案也應證了上述說法：“最近貨量很足，淡季不淡。”

外貿出口商們開始樂觀起來，如寧波某一家節能燈出口的生產企業定下了今年出口增長30%的目標，而溫州中野交通電器有限公司則剛剛申請了自營出口權，準備在2010年大干一場。

在復蘇的大背景之下，有些行業的走勢卻并不明朗。當《英才》記者撥通金華當地一家大型民營企業總裁的電話說明采訪要求時，該總裁賭氣說：“我們做得很差，行了吧？沒人買我們的產品，行了吧？”該企業的出口產品主要涉及電動車、摩托車等。還有杭州某汽車蓄電池出口企業則向《英才》記者表示，2010年的市場依舊看不清，他們仍有一半的產能沒有開工。溫州市夏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則干脆告訴《英才》記者，他們現在單子很少，工廠基本沒怎么開工。

但不管怎么說，《英才》記者所到之處，2010年會比2009年好幾乎是共識。國信證券預測2010年中國出口增長將達到22%。但是，出口商們樂觀的底氣到底在哪里？或者說導致出口危機的因素是否都已遠去？

“中國宏觀調控在2008年6月才轉為扶持增長。美國金融危機只是促發整個中國出口危機的帽子。出口危機與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有一定關系。”華鴻控股集團董事長龔品忠告訴《英才》記者，“出口退稅一下子降了8個點、人民幣大幅升值、新《勞動法》使得勞動力成本上升了1-2個點、原材料漲價、銀根收縮一齊涌來，出口企業的壓力就很大。”

龔品忠的論斷反應了國內經濟結構失衡的事實，也就是在國家對過熱部門實行宏觀調控的時候，其一刀切的政策不免“誤傷”了其時正處脆弱期的制造業出口部門。

據《英才》記者采訪了解，出口退稅是出口企業利潤的主要部分。正如一位外貿業務員告訴《英才》記者的“要在退稅前做平單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退稅或許是以上所提的各種因素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因為其它因素可以一定程度上轉嫁出去。

“退稅調整是中國政府獨特的做法，先征后退。是否退則根據政府是否鼓勵。鼓勵的多退、不鼓勵的少退或不退。出口退稅成為了政府調整出口規模的一種工具。”浙江工商大學副教授盧洪雨告訴《英才》記者，表面上看出口企業靠退稅生存，實際上這種退稅制度本身有其不合理性，國外一般不征不退。

內外交困的背景下，國家政策也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2009年與出口相關的政策發生了以下幾個變化：出口退稅率重新提高、人民幣開始釘住美元停止升值步伐、信貸政策放寬、新《勞動法》的實施也睜只眼閉只眼。

政策的變化自然緩解了出口危機，它使得出口企業面對的挑戰變得單一，那就是外需萎縮。所以，對于那些外需變化不大的產品來說，2009年的日子過得要比2008年好。例如鞋類、低端日用品出口都是浙江省為數不多出現正增長的產品。

民營自救之道

浙江省的外貿企業以民營為主，其特點是借貸很少，基本上靠自有資金。

面對外需的急速萎縮，除了國家政策之外，出口企業自身也千方百計地尋找新出路。“這次危機淘汰的企業以小企業居多，大企業基本上都頂住了。”寧波一家節能燈出口企業負責人告訴《英才》記者。

“危機的影響其實是不大的。倒掉的企業從比例上來看很小。浙江省的外貿企業以民營為主，其特點是借貸很少，基本上靠自有資金。國外客戶在危機中倒下去，會產生影響，但這種影響只限于規模上的收縮，出口量少了，但企業的流動資金卻多了起來，本來用于擴大再生產、購買原材料的錢多了出來。”盧洪雨告訴《英才》記者，“生意紅火的時候企業是看不到錢的，一收縮以后，錢才會多出來，這就造成了股市、房市的紅火。”

但并非所有的企業剩余資金都涌入了資產市場。不同的企業，各有自己不同的打算。“出口危機使我們近兩年來的內銷力度大大加強。”龔品忠對《英才》記者說道。華鴻專注于室內裝飾畫的制造和生產，在2008年以前，內銷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

與出口的“貼牌”不同，華鴻在內銷中創設了自己的品牌，并在2009年推出了“天下畫倉”的概念。龔品忠告訴《英才》記者：“目前整個中國裝飾畫市場就沒有渠道，只有散布于家居城、批發市場里賣。現在我們做‘天下畫倉’這種概念，實際上就是建渠道。”華鴻2009年內銷收入比2008年增長了3倍。

“工廠慢慢走向外貿，外貿企業慢慢傾向于控制實體企業。外國客戶正在淘汰國內的中間商，我們也開始慢慢淘汰國外的中間商。外貿環節越來越少，以前五六個環節，現在只要三四個環節。”王女士對《英才》記者說道。

然而并非所有的出口企業都有轉內銷的可能性，盧洪雨告訴《英才》記者：“做內銷需要建渠道、建品牌、投入也大。在資金周轉上，出口的現金流會比較穩定，而內銷則壞賬風險會比較高。還有些出口產品由于國內外標準不同根本就不可能轉內銷。另外，內銷還需配備許多人員，而出口只要管理好生產就可以了。總之，出口要比內銷簡單。”

但轉內銷也并非出口企業應對危機的唯一途徑，對于一些實力較大的企業來說，全球金融危機還給他們帶來了一個向國外擴張的絕好機會。2009年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出現了40%-50%的增長，這是少見的。

“現在企業眼界開闊，國際化步伐快。”根據盧洪雨的計算，2009年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單體規模超過了全國引進外資的單體規模。在海外收購對象的選擇上，“如果并購完全陌生的企業，風險比較大。我們并購的企業要么是產業鏈上的，要么就是原來給它做配套、有貿易往來的。”通過海外收購，企業實現了從單純的貿易向有倉儲、渠道、品牌綜合性的服務企業演變，原來的生產企業現在把產業鏈走通了，可以做品牌了。

2009年7月，浙江新杰克縫紉機股份有限公司以較低價格4500萬元收購了德國兩家裁床企業奔馬和拓卡，并新成立了拓卡奔馬公司。通過這次收購，新杰克主要獲得了兩家企業的品牌、技術、有效存貨及人力資源等資產，實現了國內外渠道、品牌的有效對接，收益當年就回來了。

盧洪雨也指出，雖然現在民間對外投資發展速度很快，但政府政策法規卻沒有跟上。現在對外投資需要核準，外匯出去需要到政府部門備案，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通過“合法”途徑出去的投資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復蘇中的煩惱

我們在純粹勞動密集型上比不過東南亞、在純粹技術上比不過發達國家，但是將勞動力、技術、資本三者結合起來就是我們的優勢。訂單紛至沓來的景象能夠持續多久？

世界銀行預計2010和2011年世界貿易量或分別增長4.3%和6.2%(2009年的世界貿易量大幅下降了14.4%)。而根據社科院12月9日發布的公告，2010年中國外貿進出口增速將維持17% -18%的水平，與2008年類似。

但與這種恢復性增長同時出現的還有一些“可預見”的挑戰：人民幣升值預期、勞動力成本上升、貿易保護主義、國家經濟政策，外需是否真已復蘇？

《經濟學人》在對中國2009年經濟運行數據的解讀中指出，G D P和出口增長率都回到了兩位數的增長、CPI快速上升，人民幣已經沒有借口不升值了。盧洪雨也告訴《英才》記者，“2010年使用人民幣結算的范圍和企業很可能會擴大，這向世界發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會增長，這會對人民幣的升值造成很大壓力。”

對于勞動力成本上升，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據《英才》記者了解到，2008年工人的工資一般在1500-1600元/月的水平，而2009年則上升到了1800-2000元/月的水平。龔品忠告訴《英才》記者，“2010年的用工將非常緊張，這在2009年第四季度就顯現出來了。國家一直以來的惠農政策使得一些成了家的、較為穩定的農民工群體不愿出來了。”

一位紡織工廠負責人也告訴《英才》記者，“現在工人不愿意加班了，工人也想要8小時工作制了。現在是工人在挑工廠，而不是工廠在挑人。江浙滬一帶很難再以廉價勞動力生產廉價產品了。”

這就回到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究竟在哪里？盧洪雨告訴《英才》記者，“我們的主要競爭力也不是純勞動密集型的。雖然東南亞勞動成本更低，但它的勞動生產率也比較低。我們在純粹勞動密集型上比不過東南亞、在純粹技術上比不過發達國家，但是將勞動力、技術、資本三者結合起來就是我們的優勢。也就是我們的優勢產品是半手工、半機械化的。”

事實上，有實力的大企業會投資研發，但為數較少。眾多的中小企業則是在模仿中試圖對產品有所改進。一位工廠主告訴《英才》記者：“小企業不會有創新、研發，但也不可能同一個產品賣好幾年的。什么產品賣得好，我們就模仿別人開發一套磨具，盡可能改動一下。有時，國外客人也會提供圖紙。”

貿易保護主義或許也會成為中國2010年出口的一個障礙。就在不久前的12月22日，歐盟決定對中國鞋類征收的反傾銷稅再延期15個月；12月30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則批準對從中國進口的鋼管征收新關稅。

中國出口已經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中國2009年的出口額占全球出口總額的10%。根據《經濟學人》對歷史的回顧發現，日本、亞洲四小龍在遭遇貿易保護主義最嚴重的時期正是他們的出口額占全球出口總額10%的時候。

國家經濟政策對出口企業的影響也不容小覷。在出口退稅提高到現在一種較高的水平之后，“政府會不會動出口退稅？”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積極財政政策對民營經濟的“擠出效應”或在2010年表現得更加明顯。央企、基建、房地產部門是“執行”政府經濟刺激政策的“先鋒隊”，換句話說，他們成為了信貸泛濫的幕后推手。2009年10萬億新增貸款以及2010年1月的新增貸款井噴之勢都迫使央行有收緊銀根的必要。“央行其實很想加息了。”央視證券頻道評論員蘇培科告訴《英才》記者。雖然現在央行還沒有加息，但是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已經表明，央行已經開始對經濟局部過熱現象非常警惕，而這勢必影響到剛剛復蘇的民營企業。

中國GDP增長率的恢復可以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得以實現，但中國出口的最終恢復卻得依賴于美歐消費需求的大面積恢復。雖然美國經濟也出現了緩慢恢復的態勢，但在美國政府的危機拯救政策退出之前，市場的波動仍然不可避免。據美國經濟學家對美國歷次經濟危機復蘇的研究發現，失業率恢復的時間要比GDP恢復的時間長，前者要4.8年，而后者只要1.9年。顯然，消費的完全恢復與失業率的恢復是緊密相關的。

盡管大家都相信春天是會漸漸變溫暖的，但誰也不能保證在漸漸變暖的日子中沒有“倒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