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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上午好！我受中國宏觀經濟論壇課題組的委托發布2014年第一季度的報告。剛才楊瑞龍院長說了，這次的報告是專題研究，不是經濟形勢和政策分析。這次專題是關于宏觀調控是，我們的題目叫做“大改革視野下宏觀調控體系的重構”，我這個報告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重新審視我國的宏觀調控：邏輯與實踐。

　　我們國家的宏觀調控歷史不長，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宏觀調節概念以來不過三十年歷史，因此我們宏觀調控是年輕的機制。

　　一、我國宏觀調控背后的邏輯。也就是說支撐我們宏觀政策和宏觀調控背后的東西是什么，我們想做簡單的梳理。

　　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宏觀調控也好，宏觀經濟政策也好，它是受兩個方面的因素支配，第一個因素是經濟政策目標，第二個是政策制定者、政策倡導者的基本信念或者社會哲學。第一個方面的因素就是宏觀調控或者宏觀經濟政策要做什么，第二個方面的因素是說宏觀調控或者宏觀經濟政策能做什么，要做什么和能做什么這兩點是決定一個國家宏觀調控的兩個最主要的因素。那么我們國家這兩個因素具體來說是什么樣呢？

　　我們認為我們國家的宏觀調控目標有兩重性，第一重性就是改革發展和穩定，第二重目標那就是我們通常在宏觀經濟學里面所看到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四大目標。我們的第一重目標它的改革發展和穩定包含有經濟改革發展和穩定、政治改革發展和穩定、社會改革發展和穩定，這里面和宏觀調控有關的有比如說我們的經濟結構調整、經濟體制改革很大程度是第一重目標，但是我們的宏觀調控還要服從第二重目標，這兩個目標我們認為它們的關系不是并列的，第一重目標是上位目標或者最高目標，后一重目標是下位目標或者從屬目標。所以我們宏觀經濟政策要達到目標必須服從第一重目標，并且有利于促進第一重目標的實現。特別是第一重目標之間穩定這個目標對我們宏觀經濟政策要達到的四個目標影響很大，約束也很大。

　　我們都知道改革發展和穩定這中間穩定是發展和改革的前提，它當然也是宏觀調控的基賜前提，所以我們的宏觀調控離不開穩定這個大目標。包括我們宏觀經濟政策措施的制定什么時候出臺 、力度有多大等等都要服從于穩定這個大目標。所以我們國家的宏觀調控具有明顯的抉擇的特點，這個和發達國家的抉擇還有所不同，西方是在宏觀經濟四個目標之間進行抉擇 、進行選擇、進行組合 ，而我們既要在宏觀經濟這四個目標之間進行選擇和組合 ，還要在這兩重目標之間進行選擇和組合，特別是我們剛才強調的我們宏觀經濟的四個目標要服從于有利于穩定這個大目標。

　　決定我們宏觀調控的第二個因素是可控性，這是我們中國經濟政策制定者的信念。我們認為相關政府部門和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一直以來都有這樣的信念：資源配置、經濟比例關系、經濟結構、宏觀經濟指標乃至經濟規律、經濟發展趨勢都是可控或者可調節的。這就是我們的基本信念，我們能做什么呢？資源配置也好，經濟結構關系也好，經濟發展規律也好，我們認為都是可控的、可調節的。這種可控性的信念并不是空穴來風，它的來源我梳理了一下，有它的根源。那么這個根源第一個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和特色 ，這個優勢和特色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個是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公有制意味著國家和政府占有相當多的資源，或者說相當多的資源是公共所有。第二個是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在國民經濟運行中起主導作用。然后是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有經濟的微觀基礎，也是宏觀調控的主要支點。還有是我們黨的政治紀律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個方面的特色使得我們的政府對資源有很大的掌控和動員能力。也就是說通常我們所說的“我們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我們經濟受到外部沖擊的時候這個表現最為明顯。比如應對2003年的非典、1998年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和國內大洪水、2008年我們成功舉辦奧運會、我們應對這次的國際金融危機 ，都可以表現出我們的政府對資源有很大的掌控能力，也有很大的動員能力。這是可控性信念來源的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我國的土地和自然資源這些基本的經濟資源屬于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簡單的道理，企業也好，上投資項目也好，必須有土地，但是土地掌握在國家手里，不批土地項目上不了馬，企業沒有辦法新建。

　　第三個方面可控性的來源是我們宏觀調控主體過程與發達國家市場經濟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說我們宏觀調控實施主體是三駕馬車，就是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因此，我們的宏觀調控體系中間不但有發達國家共同所有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我們還有發達國家所沒有的或者說不常使用的政府計劃和行政手段，這是中國的宏觀調控體系的一大特色。

　　最后，我們可控性來源的一個因素是我們實行了四十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思想和傳統在相當程度上影響我們的宏觀調控。我們的資源配置、我們的經濟發展可以做到有計劃按比例，這種理念不時在宏觀調控和政策制定中。

　　何以見得？我們看改革開放這些年來可控性的信念是在降低或者衰減的，但是這個信念還頑強的存在。大家知道，農村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間有過渡的體制叫“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那就是說商品經濟可以是有計劃的，這就是可控性的信念，我們曾經提出過“計劃調節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難道不是可控性的信念嗎？還有“把市場調節關進計劃控制的籠子里”這更明顯，我們還曾經提出過“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這也是可控性理念的表現，也就是說市場是舞臺，表演者是企業，但是這背后是政府在操控者。所以認為我們的經濟是可以操控在政府手里。

　　大家知道，我們92年、93年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但是中央文件正規提法是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也就是說在國家宏觀調控下起基礎性作用。再看我們最近，我們知道2002年以后我們宏觀經濟從國際金融危機中間慢慢恢復出來，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建立十多年時間，因此，我們的媒體、官方、學者又有新的提法，就是我們的經濟發展不錯證明我們具備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這是很強的可控性信念的一個表現。但是據我所知，發達國家搞了三四百年的市場經濟，很少有發達國家的學者說我們具備了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但是我們搞了十多年的市場經濟就說有了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這是不是可控性信念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