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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機時代的“中國模式”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受到全世界日益廣泛的關注。尤其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模式成為熱點話題。到底何謂中國模式？應該如何認識它？帶著這些問題，日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了《政治經濟學評論》主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張宇教授。

　　在張宇看來，中國模式形成過程中有一些重要因素尤其是“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等值得關注。他認為，學術界對于中國模式的認識和研究已經開始超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狹隘視野、價值偏見和思維定義，政治經濟學的范式正在并且必將成為學術界認識和研究中國模式的主流。

　　中國模式之爭

　　中國經濟時報：近年來尤其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對于“中國模式”之說，學界一直存在爭論，你是如何認識這個問題的？

　　張宇：對中國模式是否存在的問題，有否定有肯定。否定中國模式這個概念的觀點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認為中國模式不能說是成功的，認為它的問題非常多，比如兩極分化、環境污染、沒有核心技術等。這種觀點“左”和“右”都有，所謂“右”就是新自由主義根本上否定中國模式，他們認為所有改革就是私有化、自由化這種西方的模式，中國沒有走這條路當然不行。左翼的一些西方學者討論中國時，對中國問題看得比較重，認為中國模式就是邊緣化的、外圍的資本主義，所以也談不上成功。

　　第二種，國內有種觀點認為，“中國模式”這個概念不好，因為一說模式大家就會想到固定了、成型了，有固定化的嫌疑，但是中國的改革還不成熟，雖然取得了成績，但是不成熟，還在變化運動當中，所以現在寧可叫做“中國道路”、“中國經驗”，而不要叫模式。

　　第三種觀點認為，提中國模式就意味著要向別的國家推廣你的經驗和做法，這個傾向不好。

　　目前贊成中國模式的觀點現在越來越多。這種觀點認為，因為任何模式都是變化的，比如美國、日本模式，東亞模式、拉美模式等，并不是有了中國模式就不能變了。再者，任何模式都是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階段存在，不是說有一個模式就得全世界都要推廣，比如瑞典模式、北歐模式也不是這樣的，所以否定中國模式的理由并不成立。

　　此外，雖然對中國模式的內容認識不盡相同，但中國模式的存在是一個事實，國內外都在探討，當然不能否認。比如，從經濟體制的角度看，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的抓大放小和現代企業制度、政府的計劃或規劃和主導作用、價格雙軌制、新興加轉軌的資本市場等。

　　從發展道路的角度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等。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強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實際上就是對中國模式的實質所作的明確闡述。

　　中國模式的由來

　　中國經濟時報：根據你的研究，中國模式究竟是什么？從經濟學角度看，它的演化路徑是怎樣的？

　　張宇：中國模式可以從經濟、文化、歷史等多個角度解讀。從經濟學來講中國模式是什么？認識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歷史發展角度來把握。大體上來說，對中國模式的認識有三個階段，第一個就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學者對于模式的探討是非常熱的話題，當時對中國模式的把握，核心關鍵詞是“比較經濟體制”，討論的經濟模式主要是指對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選擇。因為當時沒有成熟理論也沒有多少經驗，所以主要是做比較，從理論上歸納出經濟體制的幾種模式，比如集權模式、分權模式、集權和分權相結合的模式和市場社會主義的模式等，從現實當中概括出英美模式、德日模式、拉美模式、東亞模式、東歐模式、匈牙利模式、蘇聯模式等等，然后看看哪種模式更好一些。這時候的理論是比較簡單抽象的。

　　第二個階段是上世紀90年代，關鍵詞就是“轉軌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范式”。上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蘇聯、東歐劇變，中國向市場經濟過渡，我們面臨一個共同問題就是怎樣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問題。這時候全世界的目光轉向了所謂的轉軌方法問題，也就出現了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蘇聯、東歐激進式改革的比較。這個階段對于中國模式來說，講的是經濟轉軌的方式方法，是漸進式改革好還是激進式改革好。在這個問題上出現很多觀點，比如薩克斯等人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為中國特殊的初始條件比如二元結構等，中國面臨發展問題，蘇聯和東歐是轉型問題，所以中國的事情比較容易。

　　在這一時期，還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是演化經濟的解釋，認為社會的變遷應該是漸進的、緩慢的、學習的過程，一步到位整體式改革往往是不成功的，所以漸進式改革要優于激進式改革。此外，還有一種觀點是雙軌制增量改革，認為中國改革的特點就是雙軌過渡，一邊搞市場一邊搞計劃，一邊搞國有制一邊搞非國有制，雙軌并存，然后轉型，這是中國特有的轉型模式。總之，這個階段探討的主要是從市場化的方式方法層面上認識中國模式，沒有從基本制度和發展道路上認識問題，有明顯的局限。

　　第三個階段是新世紀以后對中國模式的探討，可以說是政治經濟學的探討。有這么幾個重要的因素改變了人們對中國模式的認識。

　　第一個，十六大以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意味著中國的經濟轉型已經完成了它的主要目標和任務，經濟改革已經從上世紀80年代的以“破”為主、90年代的以“立”為主，進入到了以“完善或定型”為主的階段。特別是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使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完善。

　　第二個，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作了科學的概括，提出了“十個結合”的重要論斷，并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對這“十個結合”作了進一步深入的闡述。這些概括和闡述使我們對“中國經驗”、“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圍繞著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和建國六十周年，對“中國模式”的關注度空前提高，認識不斷深化。

　　第三個，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改變了人們的很多觀念，人們對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有了廣泛的懷疑，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暴露了深刻的內在矛盾，資本主義體系有可能走向衰退。反觀中國模式，人們則發現很多東西是很值得肯定和研究的，而絕不僅僅是轉型或過渡這樣的技術性問題。這一時期人們開始更加重視對中國的基本制度、經濟體制、發展道路和核心價值的研究。一些國外學者提出了所謂的“北京共識”。有兩本書很有代表性，一本是美國學者阿里基寫的《亞當·斯密在北京》，還有一本是英國人寫的《當中國統治世界》，這兩本書在世界體系變動大格局中把握了為什么中國會必然崛起，從世界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對中國模式和道路的重大意義作了考察。

　　第四個，近年來人們更加重視中國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聯系。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中國模式就是社會主義本質的中國實現形式，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其成功的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政府的主導作用和有效利用市場。從這一時期開始，中國的主流媒體開始不再回避“中國模式”這個詞，而開始認真研究這個問題。比如人民日報、人民網、《中國社會科學》等報刊都對中國模式進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