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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解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良傾向主要表現為大而全、寬而泛，幾乎把所有領域的改革，甚至正常的管理政策，都納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中。比如，有關結構的問題都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去討論，消費結構或需求結構、產品結構、投資結構、城鄉結構、排放結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分配結構、教育結構、要素投入結構、動力結構，等等。再比如，有關供給要素方面的問題也都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去討論，土地、勞動、資本、資源、技術、人才、知識、信息、管理、體制，等等。還比如，凡涉及供給或結構方面的改革都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財稅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價格制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生態制度改革、市場化改革、政府職能改革、新型城鎮化改革、農業現代化改革，等等。上述內容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變得非常龐雜，實際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些環節可能會涉及上述一些內容，但不是包羅萬象。

　　因此，當前需要界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邊界與重心，甄別和探索科學的認知，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便務實、穩妥、高效地推進這一重大改革。

　　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邊界問題，筆者認為，該項改革主要是針對當前經濟中的“供需匹配錯位”“供給結構落后”這兩類問題，這些問題運用需求管理政策難以治理，而從供給側施以治理之策是能夠有效解決的。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的是與需求錯位的供給問題以及結構落后的供給問題，而非覆蓋供給和結構涉及的所有方面和問題。從經濟學邏輯來講，對于“供需匹配錯位”問題，如果能夠通過需求管理來解決，運用需求管理政策進行治理和調節是更科學的。那些需求側管理難以解決的“供需匹配錯位”問題，才應該施以供給側改革。

　　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心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這句話點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心是在生產領域。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政策的實施，需要把握事項的輕重緩急、主次先后、節奏力度，找到落實改革的重點和關鍵抓手。對此，中央提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前階段的重心和關鍵抓手應為生產領域的化解過剩產能、降低企業成本、提升產業結構。這三個關鍵抓手構成前期改革的重中之重。

　　化解過剩產能是當前嚴重的產能過剩倒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產能過剩造成企業嚴重虧損，傷害經濟活力和效率；二是產能過剩造成大量資源浪費，傷害代際公平、國家長久富強、社會持續發展；三是過剩產能多是中低端產品，造成供給結構落后，傷害經濟競爭力。鋼鐵、煤炭、船舶、有色金屬、鐵礦石、建材、玻璃、石油石化等行業領域虧損面已達80%，產能過剩很嚴重，利潤下降幅度在各個行業中是最大的。截至2016年初，這些行業的生產價格指數（PPI）已連續40多個月呈負增長狀態，對整個工業PPI下降的貢獻占了70%-80%。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場“戰役”就是要解決產能過剩問題，既要減少直至消滅過剩的產能，還要幫助和指導產能過剩企業進行轉型，建立健全企業經營機制。首先要建立有效的過剩產能退出機制和淘汰機制，對長期虧損、失去清償能力和市場競爭力的“僵尸企業”，或者環保、安全生產不達標且整改無望的企業要進行停止運營、破產清算、兼并重組；其次要對產能過剩企業進行改革或整改，真正解決體制陳舊、機制缺乏活力、機構臃腫、人浮于事、政企不分、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責權利效不統一、盲目決策、內部人控制等問題，逐步建立健全以市場為導向的現代企業經營管理制度。

　　降低企業成本是為了解決當前供給“碾壓”需求導致需求相對不足的問題，過高的供給成本既妨礙了供給方也妨礙了需求方。導致企業成本高的主要因素包括高稅費負擔、高融資成本、高用地用房成本。據財政部經濟建設司2013年7月22日發布的報告，中國企業稅費負擔較重，綜合考慮稅收、政府性基金、各項收費和社保金等項目后的稅負高達40%左右，超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居全球高位。而且中小微企業的稅負更高，平均在40%以上。截至目前，企業稅費時有增加的問題仍未改變。高融資成本也是多年來一直存在的問題，2010年，全社會借貸利潤（銀行凈利潤、非銀行非家庭借貸利潤、民間借貸利潤）為20430億元，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5%左右，而當年非國有非銀行實體經濟利潤收入框算為44560億元，占GDP的11.15%；到了2014年，全社會借貸利潤47300億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經從5%左右上升到了7.44%，與此同時，非國有非銀行實體經濟的收入42900億元，比全社會借貸利潤還要少4400億元，占比從11.15%下降到6.74%。2014年全社會借貸利潤比2010年增加了一倍多，金額為20870億元。國家對企業融資成本高的問題多次采取措施進行緩解，2015年企業整體融資成本下降到接近6%，但有些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還高達20%以上。企業用地用房費用近十年來顯著增加，成為一些企業的沉重負擔，尤其是對新增企業。中央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提出降成本的任務，就是下決心解決企業成本高的難題。降低企業成本改革的關鍵在于對稅費收取、資金借貸、土地費用等采取針對性的措施。

　　提升產業結構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著眼于解決當前難題，又著眼于培育未來競爭力的改革事項。該項改革既要解決產業結構落后和層級低的問題，也要解決如何發展高端產業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我國經濟發展質量中存在的最大短板。為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提升產業結構上要采取兩個層面的舉措：一是對落后和低端產業進行轉型和升級，二是培育和發展高端產業。當前，我國在產業結構上面臨著比較嚴峻的挑戰和任務，即“三高三低”（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競爭力）產業的比重偏高。對于未來仍然缺乏市場、效率和競爭力的產業要進行轉型；同時都要進行升級，逐步發展成為“三低三高”（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競爭力）產業。在另一個層面上，我國還要積極培育和發展中高端產業，主要包括節能環保、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這些產業既是新的經濟增長點，又是未來國與國之間競爭的制高點。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中，提升產業結構是最為復雜、最需要知識和智慧、又最需要耐力和韌勁的改革，需要制訂和實施以市場為導向、著眼于中長期的產業規劃和科技規劃，以及財政、稅收、金融、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措施。提升產業結構的改革影響重大深遠，制約著國家核心競爭力、社會可持續發展潛力以及在國際上的國家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