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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劉元春:警惕中國經濟下半年“次蕭條”
發文時間:2010-08-23

劉元春:警惕中國經濟下半年“次蕭條”

中國宏觀經濟在短期內已經見頂,在今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會出現“GDP季度增速跌破9%”的“次蕭條”局面,未來宏觀經濟可能步入 “振蕩”、“波動”與“相對低速”的過渡期

2010年中國宏觀經濟延續了2009年的反彈趨勢,在總體靜態上呈現出“GDP增速提升”、“就業形勢逆轉”等多元景氣的局面。但是,從動態趨勢角度來看,由于各種不利因素,2010年中國宏觀經濟雖然不會出現“二次探底”,但GDP增速將出現強勁的逐季回落的趨勢。

中國經濟目前強勁反彈的局面不可持續

利潤指標并沒有完全恢復。2010年1-5月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81.6%,為近十年來同期最高增速。但是導致這種高增長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基數效應,2009年同期企業利潤下滑了22.9%,因此2010年較2008年同期僅增長39.8%,年均增速不到20%,低于2003-2007年的平均增速(37.5%);二是盤子效應,即工業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大幅增長,導致利潤來源基礎擴大,而利潤率卻出現了明顯下滑,企業效益遠遠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

財政所對應的宏觀經濟狀況并沒有數字反映得那么好。2010年1-5月財政收入同比增長30.8%,基本恢復了正常年份的同期水平。但是,在考慮以下因素之后,財政所反映的宏觀經濟狀況并非那么景氣。第一,剔除2009年同期下滑6.7%的因素,2009-2010年年均增速僅為11%。第二,與宏觀經濟相對應的主要稅種的增長狀況并不良好。例如較2008年同期相比,今年1-5月增值稅僅增長7%,企業所得稅增長12%,海關稅收僅增長8.7%。

刺激性政策的逐步退出決定了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逆轉的壓力日益加劇。深入分析導致目前GDP快速增長的行業,我們會發現,1-5月增加值增速超過22%的行業主要集中在4萬億刺激方案中重點扶持和建設的行業。同時,在消費性刺激政策的作用下,消費對GDP的拉動率逐季提升。2010年1季度消費拉動率較2009年1季度提高了2.5個百分點。但是一次性行政性消費刺激政策對消費提升的作用必將走到遞減的區域。因此,即使目前依然保持刺激政策不變,消費增速也會出現高位回調。這在2010年第二季度開始顯現。

中國宏觀經濟在短期內已經見頂,第四季度宏觀經濟下滑將比較明顯

中國宏觀經濟在短期內已經見頂,在今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會出現“GDP季度增速跌破9%”的“次蕭條”局面,未來宏觀經濟可能步入 “振蕩”、“波動”與“相對低速”的過渡期。

隨著投資性刺激政策的進一步退出,以基礎設施建設和制造業為核心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落將進一步加速。一般國家預算內資金是中國投資資金來源“松”與“緊”的前期風向標。因為中國投資向來以國家項目和投資計劃以及相應的信貸配合為導向。因此,它一般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來源要先行10個月左右,固定投資國家預算內資金投入的增速在2009年1季度達到高點,這意味著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在2009年底到2010年1季度初達到高點,以后將進入下行區域。這也將意味著未來的投資增速可能步入持續下滑區。

房產新政的持續實施,必將使房地產投資增速出現明顯回落。在房地產價格沒有出現明顯松動,投機活動沒有出現明顯減少的情況下,房產新政將持續相當一段時期。而這勢必會引起中國房地產價格和投資的下滑。目前沒有出現這種狀況,其核心原因在于房地產投資具有強烈的慣性,但這種慣性一般能夠延續6個月左右。另外,房地產調控的效果往往具有強烈的滯后效應。一般而言,從銷售面積下滑到房地產價格出現明顯松動一般需要4-6個月左右,而從房地產價格明顯下滑到房地產新開工項目之間一般要2個月左右。因此,從房地產新政到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明顯下滑需要5-7個月左右,即在2010年第4季度房地產投資必定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全球刺激性政策的逐步退出將通過各種途徑對中國出口需求產生一定的影響。事實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并非南歐五國的財政不可持續,而是反映了歐元區在制度設計和危機應對上都存在致命的缺陷,因此它會通過“歐元”這個杠桿,產生強烈的放大和支點效應。由于它對匯率、國際資本流動帶來了巨大的沖擊,這勢必會對國際貿易產生較大的影響,并將嚴重沖擊中國未來出口增長。

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引發了中國低端勞動力供求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從而引發中國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開啟中國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劉易斯拐點”到來的核心標志就是農民工工資隨著民工荒的到來而出現大幅度的上漲。在2010年中國東部、西部、中部各個區域的勞動力需求—供給比都超過0.95,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其直接結果就是“勞資關系”沖突的惡化以及各種民營和外資企業大幅度提高招工工資,各級政府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其集中體現在:由“富**”引發的南北罷工事件;20多個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其增速接近20%,首次超過年度人均名義GDP增速;以外商投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為龍頭對農民工加薪,增速達到40%左右,這對勞動密集型、低成本優勢的企業造成一定的影響。

對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的啟示

2010-2011年的中國宏觀經濟處于周期交替的過渡期和市場主導型結構調整的拐點期。目前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應當為適應周期性的過渡期和結構調整的拐點期服務,而非絕對地保持經濟增長速度或物價水平的穩定。

第一,未來周期力量以及經濟增長基礎的變化決定了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會出現小幅的下滑,適度調低經濟增長目標有利于讓市場自我良性運轉。但是,在中國脆弱的社會結構的約束下,宏觀經濟政策應當防止宏觀經濟出現總量性的失衡,避免經濟增長速度過快下滑。

第二,結構調整所帶來的要素價格和商品價格的上漲也決定了未來結構性價格上漲壓力長期存在,我們必須容忍5%以內的價格上漲,中國貨幣政策的通貨膨脹目標應當適度調高。

第三,中國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開啟了中國低端勞動力市場工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從而開啟了中國市場化結構性調整。政府應當高度重視這種拐點性變化的重要性,結構性改革的措施應當以促使這種拐點機制的啟動而服務,因此強化低端勞動力人群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全面落實《勞動法》,加快城鎮化建設的配套改革應當成為當前改革的重點。

第四,2010年短期宏觀經濟政策不僅要關注目前下滑力量抬頭的趨勢,更重要的是應當看到這些下滑力量的滯后性和同步爆發性;不僅要重視多重政策同步調整產生的疊加效應,還要重視周期性力量與政策性力量的疊加、外部力量與內部力量的疊加。(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小知識

劉易斯拐點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發展經濟學的領軍人物、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在其“二元經濟”發展模式中,提出經濟發展過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余變為短缺,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上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