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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10月29日表示，在新時期要建立現代經濟體系，必須改革調整的思路。改革的核心立足點，不應當就市場談市場，就經濟談經濟。中國在黨政的一些傳統思路要進行重大調整，應實現政府職能簡化和機構的削減。一些基層單位黨政合署辦公是重要的思想突破。

劉元春是在舉行于中國人民大學的“中國經濟與國際合作年會暨新‘巴山輪’會議·2017”上做出的以上表述。

劉元春指出，在過去的改革的主體是構建市場的框架，實施者是政府。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在理論上也取得的偉大的突破。但是這里面有一個悖論，即國家的二元性特點。

“因此我們就會發現它在發展過程中，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出現它的權力建設的一些變化，那么這個變化我們就會發現在過去出現了很多的利益集團和腐敗，出現了我們整體改革停滯的這樣一些權力體系和利益體系的障礙。”劉元春表示。

他指出，黨政上面傳統的一些思路要進行重大調整。原來是黨政分開，現在一些基層單位黨政合署辦公，“這是一種很重要的思想突破。”現在黨的職能和政府的職能很多是重疊的，“要想真正的我們在新時代要在偉大征程中間甩開膀子，擼起袖子向前干，必須輕裝上陣。”

以下為劉元春演講全文，未經發言人審核，僅供參考：

感謝主持人！我們現代化經濟體系昨天幾位嘉賓，包括剛才高培勇所長也進行了解讀，我相信大家看了大會報告就會知道，我們在報告中間對于現代化經濟體系它的動力機制，它的主線、它的產業結構、它的結構特征和具體舉措已經說的很清楚了。

我想從一個很重要的側面來看，就是什么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這個新時期？我們要推進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主線的這樣的一系列的調整和改革，要建立我們以實體經濟，以科技創新、現代金融，再加上我們新的這樣的人力資本的這種相互融合的產業體系，那么這些來講它的落腳點是什么？特別是我們講的一些體系的調整，它的核心在于我們利益機制的這種協調，而利益機制的協調在于我們制度的這種調整，這個邏輯大家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的利益的調整、結構的調整、制度的調整，我們已經步入到一個新時期。那么這個新時代我們從過去幾十年的一個梳理就會發現，我們在1992年之前，實際上是在探尋我們整個改革的這種方向和改革的目標，這是我們講的探尋階段。

1992年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從1992年到我們“十八大”這個階段，我們認為是我們利用看得見的手，利用國家體系來培育我們的市場主體，建立我們的市場體系，形成我們有中國特色的這一整套的資源配置的這樣一種方式。

在過去我們有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我們會看到，我們改革的主體是什么？是構建市場的框架。誰來實施？是我們的政府，我們的黨，也就是抽象學術概念的國家機構，國家強力機構來進行主動的培育我們的市場主體，建立市場制度，讓我們資源配置的方式朝著我們當年所構思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來進行運行。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在理論上也取得的偉大的突破。

但是這里面有一個悖論，悖論是什么？我們就會發現國家理論，國家的特點它是二元性的，一方面它能夠提供公共品，但是另一方面它在提供公共品的同時，它又是具有權力和暴力的這樣一個體系。因此我們就會發現它在發展過程中，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出現它的權力建設的一些變化，那么這個變化我們就會發現在過去出現了很多的利益集團和腐敗，出現了我們整體改革停滯的這樣一些權力體系和利益體系的障礙。那么這些障礙內生于什么？內生于國家的兩重屬性。因此我們就會看到新時期很重要的經濟改革的本身，并不在于經濟，市場建設本身不在市場領域。這就注定了我們在新時期要建立現代經濟體系必須要超越過去40年我們的一些結構調整的思路，改革調整的思路，這個改革調整的思路就是我們改革的核心立足點，不應當就市場談市場，就經濟談經濟。

那么為什么這么談？我們就會從“十八大”以來我們這些年里面所取得的一些成就，能夠看的出來，我們就會看到四個全面，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全面法制、全面從嚴治黨。這里面的核心邏輯、基本落腳點全面從嚴治黨。那么我們就會看到你全面改革才能有政治保障、有方向基礎，那么因此它的改革在什么地方呢？在黨的建設上，如果我們一上來就進行經濟體系改革，你會發現你不破除傳統利益集團，不進行政治生態的進化，我們要想推進改革那只能怎么樣？

我們不怕路途遙遠，就怕方向錯誤。因此我們就會發現，從“十八大”以來我們的一些改革的調整，圍繞著現代經濟體系的調整，本質性的是從黨的建設開始。那么下一步我們現在取得了一些壓倒性的勝利，在政治建設上面和一些調整上面，下一步要調整是什么？是政府體系，而不是簡單的我們所講的就經濟改經濟、就市場調市場。

因此在報告里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主線是大家會看到的、琢磨很多的，就是我們所講的把黨的建設，把我們政府體系的改革琢磨很多，提上了我們新時代十四大治國方略里面一個很重要的，與以往不同的一個核心要點。所以我們就會在這里面解讀出很多的一些新內容，這個新內容包括：

第一，我們講圍繞著地方政府核心利益的財稅改革要推行。

第二，圍繞著我們的政府的行為模式的這種監察體系要改革。

第三，圍繞著政策傳遞和改革傳導的中間機制，我們的機構要進行改革。

第四，我們在黨政上面傳統的一些思路要進行重大調整。原來我們很重要談的是什么？叫黨政分開，現在我們會看到，我們要在一些基層單位要怎么樣？黨政合署辦公，這是一種很重要的思想突破，因為我們發現我們最近的稅負很高，我們的財稅體制改革陷入一個困頓的狀態，按照高所長原來的看法我們不能夠簡單的進行稅制改革，還必須進行支出結構的改革，而很重要的是政府職能簡化和機構的削減，怎么削減機構？我們發現我們很多的職能，黨的職能和我們政府的職能是重疊的。要想真正的我們在新時代要在偉大征程中間甩開膀子，擼起袖子向前干，我們必須輕裝上陣。

所以因此我們就會發現報告里面，不僅僅談論現代經濟體系，不僅僅是六個方面，重要的是在未來里面仍然要遵循在新時代改革方略，要有一個重大的一種拐點性的變化。這種拐點性的變化就是我們講的不能就經濟改經濟，就市場調市場，經濟改革的內涵和它的關鍵在經濟之外，在我們的社會改革，在我們的政治改革。我們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不在于簡單的市場主體本身的培育，我們現在市場主體已經培育的很好了，但是我們這些年里面發現最大的問題是什么？是政府的信用膨脹。因此，對政府的這種權力的約束，一個再定位，就變成很關鍵的一個要點。所以說我們就會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改革關鍵在于我們社會主義政府它的改革，以及我們新時代按照新的黨建思想來強化我們黨的領導，那么把這樣的一種體系重新梳理一下，我覺得可能我們對于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關鍵之點，在理解下下一個階段供給側改革的關鍵之點就有它的琢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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