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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國進民退”，“國”指的是國有經濟，“民”指的則是私營經濟。

1998年開始，我國的國有制企業改革進入了壯大方向的改革階段，國有企業從國民經濟的很多部門退出，有的變為私有企業，有的被兼并破產，使得民營經濟大舉進入。那一次國有制經濟改革被概括為“國退民進”。

2008年發生了世界范圍的經濟金融危機，我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很多非公經濟的企業覺得經濟形勢很差不愿投資，為保證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我國政府啟動了4萬億投資計劃。當時國有企業是主要的投資主體，所以國有企業在那幾年發展非常快，其他所有制企業發展非常慢，有的行業甚至出現了國有制企業兼并其他所有制企業的狀況，這種情況被叫作“國進民退”。

那么，爭論“國退民進”“國進民退”這一問題的實質是什么？其實質在于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到底要不要國有企業以及國有企業的形式應該是怎樣的。

二戰后，國有企業在世界各國受到重視，在世界各國的經濟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為什么到上世紀90年代我國產生了不要國有企業的想法呢？中間經歷了什么變化呢？我們需要看一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

新自由主義認為國有企業從宏觀上來講沒有用，微觀上來講效率低。這些理論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如果細想的話就會發現這些理論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是所謂“代理問題”。代理問題的產生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但是基本上所有的現代企業都是兩權分離的，都是代理權和經營權相分離。只要通過企業制度的方式讓經理人和所有人的目標一致就可以解決代理問題。1998年我國開始進行國有企業改制，其中最重要的是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新自由主義所講的企業事實上是一種小業主企業，我們也稱夫妻店，這個企業是自己的財產。但實際上現代企業的規模都是很大的，要交給專業化的經理人打理。

其次，是所謂“公地悲劇問題”，新自由主義認為公地的產權很不明晰，沒人對它負責。實際上國有企業產權很明晰，屬于誰管理都是很明晰的。

第三，是所謂“預算軟約束”。國有企業是不是會有軟約束呢？不一定。1998年我國破產了很多國有企業，所以軟約束只是一個想象。但它又是無處不在的，美國金融危機的時候，好幾家銀行和汽車企業瀕臨破產，美國政府注資保護它們。它們不是國有企業，為什么要保護呢？原因是這些企業十分重要，養活了很多工人，發揮了很好的功能。這和國有企業是一樣的。事實上，軟約束不僅僅發生在國有企業，而是所有的大企業、優質企業，這些企業不能倒掉，這在各國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能看到國有企業的績效并不是那么差，私有企業也并不都是那么好。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國有企業效率低，這種看法實際上是不完全成立的。

林毅夫教授認為國有企業有政策性負擔（即國有企業不能做自己想做和比較有優勢的行業，必須做國家規定的行業）和社會性負擔（即國有企業必須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建學校、醫療設備等），這就導致了國有企業效率低下。但是如果國有企業不承擔社會責任，想做哪行就做哪行，只以追求利潤作為目標的話，國有企業也就和私有企業沒什么區別了，沒有辦法服務于國家戰略。

從1998年到現在我們經歷了“國退民進”到“國進民退”的轉變，在這過程中人民群眾不斷意識到私有化的問題。

還有一種是國有企業退出競爭領域論。我認為國有企業退出競爭領域非常危險，非競爭領域太少了，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看法，什么領域都可以競爭，私人壟斷領域都可以競爭，因為可以圍繞特許經營權來競爭。所以，國有企業退出競爭領域實際上就是全盤退出。

第三是國有企業純公益論。認為國有企業就不應該賺錢，應該全用于公益事業。這個和退出競爭領域是相得益彰的，讓國有企業把大量的競爭性行業讓給其他所有制的企業。

第四是國有企業純企業論，國有企業不需承擔任何政策性和社會性的責任。這和林毅夫教授的觀點是一致的，國有企業單純追求利潤即可，如果這樣的話國家就不能通過國有企業來完成國家的經濟戰略。

第五是國有企業比例過高論。高和低怎樣判斷呢？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前提是國有企業沒有效率，但是他們不談這些前提，因為該前提是有漏洞的。因此他們提比例過高，如果降低比例的話就會更好。這顯然是毫無根據的。

筆者希望通過上述對新自由主義私有化邏輯的梳理和批判，能夠提高大家的鑒別能力，讓大家多一些思考，更好地認識各種圍繞國有企業改革問題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