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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2日起，央行將銀行遠期售匯業務的風險準備金從20%降到0%，降低投資者或者企業購買外匯的成本，促進外匯需求，這是從外匯需求方面來給人民幣較為快速地升值降溫。市場正面解讀了央行的措施，人民幣兌美元出現了幾天的波動調整，但隨后人民幣繼續了自己的升值態勢。

這一輪人民幣升值最大的特點是脫離美元指數走勢的升值，而且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出現了比較大幅度的升值（圖1）。以收盤價計，7月30日1美元兌7.0064元人民幣，此后開始了比較明確的階段性升值，一直維持在1美元兌7元人民幣以下的區間。截至10月22日收盤價，1美元兌6.6651人民幣，升值幅度為4.87%。

圖1、近期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走勢（CFETS）。

截圖來源：WIND。

以收盤價計，7月30日美元指數為92.9366，10月22日美元指數92.7931，這一期間美元指數貶值了0.154%，美元指數變化很小，幾乎沒有變化。對比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接近5%的幅度，可以看出， 此輪人民幣升值是脫離美元指數的單邊強勢升值。

為什么人民幣會出現單邊強勢升值？為什么恰恰是從7月底開始？從事后來看，我們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可供參考。

首先， 這與國際金融市場的投資者預期轉變有直接的關系。2020年7月底美國三大股票指數已經出現了巨大的反彈，市場指數再進一步反彈的邊際空間急劇收窄。以收盤價計算，7月31日DJ指數26428.32點，標普500指數3271.12點，納斯達克指數更是達到了10745.27點。這個點位，相對于3月23日全球金融大動蕩時期的最低點已經有了很大的上漲幅度。從3月23日至7月31日，DJ、標普500和NASDAQ指數分別上漲了42.15%、46.20%和56.62%（圖2）。

圖2、美國三大股指從金融大動蕩最低點的反彈幅度（3.23-7.31，%）

因此，從美國股市來看，相對于美國實體經濟的疲軟，7月底的點位已經夠高，資本利得的邊際收益遞減。換言之，金融大動蕩時期美國金融市場的虹吸效應急劇減弱。2020年2季度流向新興市場的資金在逐步恢復正常的過程中，也證明了美國金融市場投資收益進入了邊際快速遞減區域，這也是保證全球非美元經濟體的外匯市場逐步穩定的重要外部條件。

其次， 從發達經濟體的政策來看，其政策取向基本具有看跌期權的性質，在靠政策刺激為市場和經濟托底，導致發達經濟體金融市場進入低市場收益率階段。2020年3月中下旬的全球金融大動蕩迫使美聯儲賣出了人類歷史上至今最大的一張看跌期權。美國股市也從3月23日左右的最低點大幅度反彈，走出了V型的走勢。截至2020年10月22日中午，美國三大股指年初至今，除了DJ指數還有1.15%的跌幅外，標普500上漲了6.34%，而NASDAQ指數上漲了28.0%。

2020年3月至今，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擴張了接近3萬億美元；美國財政刺激也已經花費了接近3萬億美元，歐洲也出臺了7500億歐元的刺激計劃。這種具有看跌期權的托底政策，使得貨幣處于超級寬松階段，金融市場的利率水平處于極低的狀態，甚至負利率成為常態，歐洲央行、日本央行的隔夜利率都是負值，美聯儲隔夜拆借利率接近零利率，導致全球金融市場負利率收益債券規模出現了急劇的增長。

按照目前市場對美聯儲等政策的解讀，發達經濟體將在未來幾年的時間里，都基本會維持這種極低的政策性利率，以刺激經濟的恢復。中國經濟中的政策性利率水平與發達經濟體政策利率水平的差異，也使得人民幣在即期市場上具備了升值的動力。

再次，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取得了戰略性成果，保證了中國經濟的復工復產，出口取得了超預期的業績， 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占比也達到了歷史新高。根據WTO公布的月度主要經濟體貨物貿易數據測算，1-7月中國進出口國際市場份額為12.6%，其中出口份額為13.8%，進口份額為11.3%，同比分別提升1個百分點、1.1個百分點和0.8個百分點。進出口、出口和進口國際市場份額均創歷史新高，中國經濟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得到了進一步的夯實和提升，這與部分發達經濟體由于疫情嚴重，生產能力沒有得到有效釋放有關。1-9月中國對外貿易順差3260.54億美元，經常賬戶保持著較大的順差，也助推了人民幣升值。

第四， 從中國金融市場收益率來看，目前中國債券市場的收益率保持在比較高的水平。依據WIND提供的數據，10月22日中國國債收益率1年期的為2.735%、10年期的為3.1703%，這與部分發達經濟體的負收益率國債相比具有明顯的投資價值。而股票市場，從PE（TTM）的比較來看，也處于相對低位。截至10月22日中午，上證指數的PE只有15.8倍，深證成指為31.8倍，滬深300指數只有15.1倍，相對于美國股票市盈率來說是相對低的。考慮到中國經濟的成長性，從價值投資理念來看，中國股票市場指數仍然有上升的空間。

第五、 中國金融進入高質量開放的實質性階段。今年以來金融制度的改革擴大了外資參與中國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中國金融改革和更高質量的開放成為共識，中國資本市場將迎來歷史性的大發展機遇。金融更大的開放，將吸引更多的外國資金進入中國資本市場，這也助推了人民幣升值。

最后， 從實體經濟資金流入來看，2020年1-8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6197.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6%（折合890億美元，同比下降0.3%；不含銀行、證券、保險領域，下同）。8月當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841.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8.7%（折合120.3億美元，同比增長15%），連續第5個月實現了單月吸收外資金額的增長。而按照聯合國2020年《世界投資報告》預計，2020年全球FDI將下降40%。因此，中國經濟吸引FDI可以說是逆勢上揚，這對于進一步完善國內產業鏈、穩外貿具有重要的作用。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仍處于風險較高的階段，CBOE波動率年初至10月22日仍然增長了107.91%，世界范圍內的疫情防控壓力依然很大，全球經濟復蘇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因此，此輪人民幣匯率脫離美元指數的單邊升值，從市場上看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 本質原因是：海外經濟依然受到疫情的嚴重沖擊，而中國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堅定不移地選擇了實施更大、更高質量的開放，中國經濟的開放性和成長性給人民幣升值帶來了根本的信心。

隨著新冠疫苗逐步在全球范圍內的試用和使用，人類最終將戰勝疫情。中國經濟要珍惜人民幣的升值空間，也就是要拉長人民幣升值的時間。在可承受的升值空間中，給足人民幣升值的時間，釋放出穩健的、最有效地改善國內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金融部門和非金融部門的結構性調整能力，發揮好匯率的杠桿作用。任何短期中的匯率過快調整應該避免，匯率過快調整一方面帶來了短期的匯率杠桿作用發揮過急，資金在部門之間較短時間的轉化不利于尋求到最佳的資源配置方式，會出現不合意的沉沒成本；另一方面也過快地透支了外部的貨幣寬松環境和中國經濟向好的預期，擠壓了中國經濟中長期結構性調整的政策實施空間。同時，從企業來說，人民幣過快的升值，會快速改變企業結匯售匯行為，企業更傾向于即期結匯和遠期售匯，兩者的不平衡反而會助推人民幣市場匯率更快的升值。

人民幣匯率在雙向調整中走出一個相對長期的升值區間，應該是最符合中國經濟“雙循環”發展戰略的，適度調控匯率走勢的節奏是理性的政策選擇。

（文章來源于搜狐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