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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陳彥斌：中國經濟走出困境的對策
發文時間：2016-09-19
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經濟增速仍然處于相對較高水平，不過中國經濟也面臨諸多困境，困境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其一，經濟增速持續放緩，“大宏觀”研究團隊的測算結果表明“十三五”期間潛在增速只有6.2個百分點，但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目標需要經濟增速至少為6.5個百分點。其二，試圖通過完善資本市場以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結果導致了2015年的股市泡沫與股災事件。其三，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幫助中國經濟實現鳳凰涅槃，結果作為改革重點對象的房地產和鋼鐵反而漲價。其四，今年年初打算實施穩健略偏寬松的貨幣政策，結果助推了房地產泡沫，貨幣政策定位只好回調至穩健偏緊的狀態，因而無法協助財政政策共同發力穩增長。其五，積極財政政策向來是穩投資的有力舉措，今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卻出現了民間投資增速斷崖式下滑的局面。
事實上，過去十年里政府部門一直試圖使用宏觀經濟政策幫助經濟擺脫困境。然而，無論是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利用“四萬億”強刺激政策拉動經濟增長，還是“新常態”下政策手段的不斷調整與創新（區間管理、微刺激、定向調控、新常態理念、雙創、國家牛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宏觀經濟政策均未能從根本上改變經濟增速的下行態勢。不僅如此，宏觀經濟政策本身也逐漸出現了空間收窄、效率下降、進退兩難等問題。從短期、中期、長期的視角來看，要想幫助中國經濟走出困境，需要著力做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
 
一、加強宏觀調控尤其要提高調控效率
宏觀調控是短期內幫助經濟擺脫下行壓力的關鍵舉措，尤其是目前中國產出缺口仍然為負的情形下，更應該發揮宏觀調控的逆周期調節功能。總體而言，應該通過加大宏觀政策力度、注重不同政策之間的協調以及加快宏觀經濟政策框架轉型等舉措改善宏觀調控的效果。
第一，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將政策組合由“積極財政政策+穩健貨幣政策”調整為“積極財政政策+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在經濟增速下滑的時候，使用積極財政政策來穩增長是有必要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同樣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積極財政政策對民間投資產生顯著擠出效應的背景下，更應加強流動性供給，從而減輕擠出效應。有鑒于此，貨幣政策應將定位由“穩健”調整為“適度寬松”。一方面，應該增加貨幣供給與信貸投放，將M2和社會融資規模余額增速至少提高到年初設定的目標值（13%），甚至可以根據經濟運行態勢將其調整至目標值以上。另一方面，在經濟下行壓力之下，有必要考慮再次啟動降息操作，進一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第二，加強各種宏觀調控工具之間的協調。客觀地說，中國宏觀調控政出多門、九龍治水，在政策協調方面做得不夠好，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一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之間的協調（雙寬松）可以為財政政策創造空間、為貨幣政策節省空間，增強政策可持續性，從而提高中國應對“債務-通縮”的能力（陳小亮等，2016）。二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以放松管制為核心的產業政策之間的協調，才能真正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三是，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之間的協調，才能讓貨幣政策走出衰退式泡沫的困境而發揮穩增長的應有作用。四是，常規宏觀政策與預期管理之間的協調，可以讓宏觀調控插上“隱形的翅膀”，更加有效地促進投資與消費（郭豫媚等，2016）。
第三，加快宏觀經濟政策框架轉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存在三方面明顯的缺陷，導致其調控效率不高。一是，由于宏觀調控與微觀干預的關系始終未得到厘清，以宏觀調控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的現象經常發生。二是，宏觀調控目標過于寬泛，使得公眾難以形成穩定預期。三是，貨幣政策處于從屬地位，弱化了宏觀經濟政策的逆周期調節能力。因此，未來應著重做好以下工作加快宏觀經濟政策轉型：厘清宏觀調控與微觀干預的界限，明確宏觀調控的定位是逆向調節經濟的短期波動；大幅簡化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目標，重在實現經濟與金融的雙重穩定；構建以貨幣政策為核心的新政策框架，弱化財政政策的逆周期調節職能，大幅弱化產業政策的宏觀調控職能。
 
二、“穩增長”的關鍵在于有效提升民間投資
當前經濟下行的主要壓力來源于投資增速的顯著放緩。投資增速放緩的核心原因在于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高達62%的民間投資增速出現“斷崖式”下滑。因此，提高民間投資的積極性，扭轉民間投資增速的快速下滑態勢，是實現“穩增長”任務的關鍵。
導致民間投資增速下滑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金融抑制背景下，民營企業始終面臨較為嚴重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導致投資積極性持續下降。《2015年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示，66%的企業反映“融資成本高”，比2014年進一步提高了6個百分點。二是，市場準入限制導致民間資本可涉足的領域受限，尤其是難以進入擁有較高回報率的金融、醫療、養老等第三產業。這突出表現為在1~6月民間投資增速下滑到2.8%的背景下，第三產業的民間投資增速更是僅有1.6%。三是，由于第二產業的民間投資占整體第二產業投資規模的比重高達78%，當前“去產能，去庫存”等政策更多是制約了民間資本的投資空間。四是，人民幣貶值預期影響下，民營企業紛紛前往海外投資，投資出現“內冷外熱”的現象。五是，市場對未來中國經濟的信心不足，導致投資意愿減弱。其中，前兩點是民間投資下滑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提升民間投資應重點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加快推進金融改革，尤其是進一步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目前中國已經取消了對貸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但是利率市場化進程并沒有真正完成。銀行業的壟斷結構使得利率仍處于政府人為管制之下，對國企與地方政府部門的信貸配給現象也依然存在。因此，未來應著力提高銀行業的競爭程度，包括支持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發起設立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消費金融公司等新型金融業態，適當降低民營資本發起和參與組建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融資租賃公司等地方金融組織的門檻，從而為民營企業融資提供良好的外部融資環境。
第二，進一步放寬民間投資的市場準入限制。民間投資的市場準入限制更多體現在第三產業上。在交通、電信、電力等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以及金融、醫療、教育等社會事業領域，民間投資均面臨不同程度的市場準入限制。根據2016年國家發改委最新公布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草案（試點版）》顯示：禁止類投資項目還有96項，其中87項屬于第三產業，第三產業占比高達90.6%；限制類投資項目還有232項，其中180項屬于第三產業，第三產業占比也達到了77.6%。未來，應進一步通過監督地方政府積極落實“民間投資36條”與“鼓勵社會投資39條”等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文件，營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拓寬民間投資的空間。
第三，市場化改革和法制改革要加快進度、加大力度，以增強民間投資的信心，穩定民間投資的預期。
 
三、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是通過市場化改革轉換增長動力
為什么要轉換增長動力？“大宏觀”研究團隊的測算結果表明，“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只有6.2個百分點，而實現百年目標需要經濟增速至少達到6.5個百分點。根據“大宏觀”研究團隊的最新測算結果，以市場化改革為核心來轉換增長動力，“十三五”期間的潛在增速可以達到7個百分點，幫助中國順利實現百年目標。
增長動力轉換的方向是什么？“新常態”以來，經濟增速持續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已有增長“舊動力”的難以為繼。從增長核算視角來看，資本、勞動、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分為技術進步與效率改進）是經濟增長的四大動力源泉。過去三十多年中，依靠勞動和資金的低成本優勢，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資本和勞動兩大動力。然而，受到債務高企和產能過剩等問題的制約，2011~2015年資本積累增速已經下降了5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持續推進過程中，人口紅利也在逐步消失，2012~2015年勞動年齡人口累計減少多達1447萬人，由此導致勞動供給增速從2012年的0.4%下降到2015年的0.2%。因此，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在于推動“舊動力”向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本等“新動力”轉換。從國際經驗來看，伴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增長動力由資本與勞動等“舊動力”向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本等“新動力”轉換是必然趨勢。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本對美日歐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能夠達到50%左右，而目前兩大“新動力”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到20%。可見，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仍擁有較大的挖掘空間。
怎樣實現增長動力轉換？關鍵在于推進市場化改革。市場化改革不僅可以通過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還可以通過促進技術進步、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和利用率以及改善資本與勞動結構等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具體來講，其一，市場化改革可以消除行政壟斷與尋租空間，激發企業創新活力。其二，市場化改革可以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和利用率，從而提高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其三，市場化改革可以改善資本積累與勞動供給的結構，進一步挖掘“舊動力”，從而確保中國平穩地實現增長動力轉換。

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經濟增速仍然處于相對較高水平，不過中國經濟也面臨諸多困境，困境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其一，經濟增速持續放緩，“大宏觀”研究團隊的測算結果表明“十三五”期間潛在增速只有6.2個百分點，但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目標需要經濟增速至少為6.5個百分點。其二，試圖通過完善資本市場以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結果導致了2015年的股市泡沫與股災事件。其三，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幫助中國經濟實現鳳凰涅槃，結果作為改革重點對象的房地產和鋼鐵反而漲價。其四，今年年初打算實施穩健略偏寬松的貨幣政策，結果助推了房地產泡沫，貨幣政策定位只好回調至穩健偏緊的狀態，因而無法協助財政政策共同發力穩增長。其五，積極財政政策向來是穩投資的有力舉措，今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卻出現了民間投資增速斷崖式下滑的局面。

事實上，過去十年里政府部門一直試圖使用宏觀經濟政策幫助經濟擺脫困境。然而，無論是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利用“四萬億”強刺激政策拉動經濟增長，還是“新常態”下政策手段的不斷調整與創新（區間管理、微刺激、定向調控、新常態理念、雙創、國家牛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宏觀經濟政策均未能從根本上改變經濟增速的下行態勢。不僅如此，宏觀經濟政策本身也逐漸出現了空間收窄、效率下降、進退兩難等問題。從短期、中期、長期的視角來看，要想幫助中國經濟走出困境，需要著力做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

 
一、加強宏觀調控尤其要提高調控效率

宏觀調控是短期內幫助經濟擺脫下行壓力的關鍵舉措，尤其是目前中國產出缺口仍然為負的情形下，更應該發揮宏觀調控的逆周期調節功能。總體而言，應該通過加大宏觀政策力度、注重不同政策之間的協調以及加快宏觀經濟政策框架轉型等舉措改善宏觀調控的效果。

第一，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將政策組合由“積極財政政策+穩健貨幣政策”調整為“積極財政政策+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在經濟增速下滑的時候，使用積極財政政策來穩增長是有必要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同樣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積極財政政策對民間投資產生顯著擠出效應的背景下，更應加強流動性供給，從而減輕擠出效應。有鑒于此，貨幣政策應將定位由“穩健”調整為“適度寬松”。一方面，應該增加貨幣供給與信貸投放，將M2和社會融資規模余額增速至少提高到年初設定的目標值（13%），甚至可以根據經濟運行態勢將其調整至目標值以上。另一方面，在經濟下行壓力之下，有必要考慮再次啟動降息操作，進一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第二，加強各種宏觀調控工具之間的協調。客觀地說，中國宏觀調控政出多門、九龍治水，在政策協調方面做得不夠好，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一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之間的協調（雙寬松）可以為財政政策創造空間、為貨幣政策節省空間，增強政策可持續性，從而提高中國應對“債務-通縮”的能力（陳小亮等，2016）。二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以放松管制為核心的產業政策之間的協調，才能真正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三是，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之間的協調，才能讓貨幣政策走出衰退式泡沫的困境而發揮穩增長的應有作用。四是，常規宏觀政策與預期管理之間的協調，可以讓宏觀調控插上“隱形的翅膀”，更加有效地促進投資與消費（郭豫媚等，2016）。

第三，加快宏觀經濟政策框架轉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存在三方面明顯的缺陷，導致其調控效率不高。一是，由于宏觀調控與微觀干預的關系始終未得到厘清，以宏觀調控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的現象經常發生。二是，宏觀調控目標過于寬泛，使得公眾難以形成穩定預期。三是，貨幣政策處于從屬地位，弱化了宏觀經濟政策的逆周期調節能力。因此，未來應著重做好以下工作加快宏觀經濟政策轉型：厘清宏觀調控與微觀干預的界限，明確宏觀調控的定位是逆向調節經濟的短期波動；大幅簡化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目標，重在實現經濟與金融的雙重穩定；構建以貨幣政策為核心的新政策框架，弱化財政政策的逆周期調節職能，大幅弱化產業政策的宏觀調控職能。

 
二、“穩增長”的關鍵在于有效提升民間投資

當前經濟下行的主要壓力來源于投資增速的顯著放緩。投資增速放緩的核心原因在于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高達62%的民間投資增速出現“斷崖式”下滑。因此，提高民間投資的積極性，扭轉民間投資增速的快速下滑態勢，是實現“穩增長”任務的關鍵。

導致民間投資增速下滑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金融抑制背景下，民營企業始終面臨較為嚴重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導致投資積極性持續下降。《2015年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示，66%的企業反映“融資成本高”，比2014年進一步提高了6個百分點。二是，市場準入限制導致民間資本可涉足的領域受限，尤其是難以進入擁有較高回報率的金融、醫療、養老等第三產業。這突出表現為在1~6月民間投資增速下滑到2.8%的背景下，第三產業的民間投資增速更是僅有1.6%。三是，由于第二產業的民間投資占整體第二產業投資規模的比重高達78%，當前“去產能，去庫存”等政策更多是制約了民間資本的投資空間。四是，人民幣貶值預期影響下，民營企業紛紛前往海外投資，投資出現“內冷外熱”的現象。五是，市場對未來中國經濟的信心不足，導致投資意愿減弱。其中，前兩點是民間投資下滑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提升民間投資應重點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加快推進金融改革，尤其是進一步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目前中國已經取消了對貸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但是利率市場化進程并沒有真正完成。銀行業的壟斷結構使得利率仍處于政府人為管制之下，對國企與地方政府部門的信貸配給現象也依然存在。因此，未來應著力提高銀行業的競爭程度，包括支持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發起設立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消費金融公司等新型金融業態，適當降低民營資本發起和參與組建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融資租賃公司等地方金融組織的門檻，從而為民營企業融資提供良好的外部融資環境。

第二，進一步放寬民間投資的市場準入限制。民間投資的市場準入限制更多體現在第三產業上。在交通、電信、電力等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以及金融、醫療、教育等社會事業領域，民間投資均面臨不同程度的市場準入限制。根據2016年國家發改委最新公布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草案（試點版）》顯示：禁止類投資項目還有96項，其中87項屬于第三產業，第三產業占比高達90.6%；限制類投資項目還有232項，其中180項屬于第三產業，第三產業占比也達到了77.6%。未來，應進一步通過監督地方政府積極落實“民間投資36條”與“鼓勵社會投資39條”等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文件，營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拓寬民間投資的空間。

第三，市場化改革和法制改革要加快進度、加大力度，以增強民間投資的信心，穩定民間投資的預期。

 
三、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是通過市場化改革轉換增長動力

為什么要轉換增長動力？“大宏觀”研究團隊的測算結果表明，“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只有6.2個百分點，而實現百年目標需要經濟增速至少達到6.5個百分點。根據“大宏觀”研究團隊的最新測算結果，以市場化改革為核心來轉換增長動力，“十三五”期間的潛在增速可以達到7個百分點，幫助中國順利實現百年目標。

增長動力轉換的方向是什么？“新常態”以來，經濟增速持續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已有增長“舊動力”的難以為繼。從增長核算視角來看，資本、勞動、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分為技術進步與效率改進）是經濟增長的四大動力源泉。過去三十多年中，依靠勞動和資金的低成本優勢，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資本和勞動兩大動力。然而，受到債務高企和產能過剩等問題的制約，2011~2015年資本積累增速已經下降了5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持續推進過程中，人口紅利也在逐步消失，2012~2015年勞動年齡人口累計減少多達1447萬人，由此導致勞動供給增速從2012年的0.4%下降到2015年的0.2%。因此，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在于推動“舊動力”向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本等“新動力”轉換。從國際經驗來看，伴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增長動力由資本與勞動等“舊動力”向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本等“新動力”轉換是必然趨勢。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本對美日歐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能夠達到50%左右，而目前兩大“新動力”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到20%。可見，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仍擁有較大的挖掘空間。

怎樣實現增長動力轉換？關鍵在于推進市場化改革。市場化改革不僅可以通過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還可以通過促進技術進步、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和利用率以及改善資本與勞動結構等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具體來講，其一，市場化改革可以消除行政壟斷與尋租空間，激發企業創新活力。其二，市場化改革可以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和利用率，從而提高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其三，市場化改革可以改善資本積累與勞動供給的結構，進一步挖掘“舊動力”，從而確保中國平穩地實現增長動力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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