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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到了出好經濟研究成果的時候。好的經濟研究有幾個標準，首先，它一定是關注中國的重大問題；第二，它必須找到中國經濟的獨特性，對經濟學的約束條件和基本假定做出改變；第三，研究一定是規范的，是可以交流的。
　　  大家事實上對目前的經濟研究現狀都不滿意，我們不能只為發表而發表，我們很多人把時間花在沒有太多含義的跑數據、找相關上，這很難出好的研究。中國好的經濟研究一定能夠找到中國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再通過規范化的研究，獲得突破性成果。有這個要求，我們做經濟學研究的才能帶著理想繼續奔波。我們現在有這個條件做好的研究，一個是中國確實有豐富的、獨特的故事，二是我們經濟學的人才隊伍到今天可以干這件事了，加上一點理想，說不定有戲。
　　  其次，我關心的是中國經濟研究的階段定位。正如劉俏（編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講的，我們不可能回到過去，不可能做不規范的研究，然后關起門來說自己最好。中國經濟的復雜性也不容你用純范式和概念性的東西來討論中國經濟問題。1980年代有一次我們和世行一起做報告，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們的人只能跟人家講范式，講規律，世行的人跟我們討論的是如何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體制的運行，兩方完全對不上。到我離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時候，我們和世行做中國2030和城市化課題時，我發現有點倒過來了，技術性的問題世行的專家還能幫助我們，但是對于中國特殊性問題的把握，得主要靠我們自己了。
　　  對于中國經濟學的階段性目標，我個人認為定位于中國經濟研究主流化比較恰當，我不同意中國的經濟學家可以沖諾貝爾獎的說法。在座的大家比我更清楚，中國經濟研究短期內很難改變主流經濟學的格局和評價體系。但是，我們以中國經濟事實為基礎，利用現代經濟方法，擺脫中國研究僅僅作為國別對象或案例的局面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使中國經濟研究進入主流研究領域是有可能的。
　　  第三，政治經濟學研究和現代經濟學分析不可偏廢。中國經濟學家還面臨大量的基本問題要回答、要解釋。這些問題都是大問題，基本是政治經濟問題，很難通過技術性分析來實現，政治經濟研究十分重要。但是，我們經濟運行中的大量問題僅僅用定性方法難以回答，需要利用現代經濟方法予以客觀分析，對公共政策給出更有針對性的建議。中國的基本問題是政治經濟問題，也不排斥用規范的研究方法。
　　  第四，中國經濟研究要保持關照現實的優良傳統。我們這個民族從近代以來一代代人謀圖強，經濟學家一直走在前列，新中國建立前的一代經濟學家到農村一線調查，探討中國社會的性質；1980年代的一代學人直接推動中國改革；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經濟學家更是直接參與體制設計與建構。這是中國經濟學家非常好的品質。我覺得中國的經濟理論沒有奢侈到只是為了發文章。理論如果奢侈到只是發文章，只是拿它作為考評體系，這個學科是非常危險的。我覺得，中國經濟學的未來也必須要關照現實，要解決問題，要回應發展道路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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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cn/o/2019-03-27/doc-ihtxyzsm088250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