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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中國經濟發展的“喜”與“憂”

“2010年中國GDP預計增長9.6%。考慮到經濟刺激計劃的逐步淡出，2011年經濟增速約為9.1%，2010、2011年CPI分別達到3.6%、3.2%。”4月13日，在亞洲開發銀行中國代表處召開的“后危機時代宏觀經濟調控”發布會上，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羅伯特·魏圖(Robert

Wihtol)對2010年及今后中國經濟發展做出了展望。

　　喜：

2010年世界貿易形勢將有所好轉，可促進中國商品出口恢復性增長，預計出口增長13%

　　亞行提供的報告預測，2010年世界貿易形勢將有所好轉，可促進中國商品出口恢復性增長，預計出口增長13%，2011年增長13.5%。于今年1月1日生效的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也將推動中國對外貿易的增長。

　　由于國內需求旺盛和全球原油及大宗商品價格的高企，2010年中國進口預計增長13.5%，2011年增長15%。考慮到貿易順差及收入賬戶盈余的增加將慢于國內需求的增長，預計經常賬戶順差占GDP的比重將略有下降。另外，考慮到工業化國家經濟的逐步復蘇，2011年凈出口還將進一步增長，但還不足以恢復到全球經濟危機前的水平。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將不斷下降，而消費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將不斷上升。

　　在財政政策方面，亞行認為2010年中國將維持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為避免過度投資可能造成的問題，中國政府將對其進行適當調整。

　　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已明確表示，將著力控制有可能造成產能過剩的投資項目，遏制因投資膨脹而導致的地方政府債務不斷增加的勢頭。因此，亞行預計2010年中國政府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仍將在2.8%左右，到2011年將略降至2.6%。

　　在貨幣政策方面，2010年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增長目標是17%，但2010年7.5萬億元的新增貸款目標仍比2007-2008年的平均水平高出70%。亞行認為，中國貨幣當局在2010年仍會實施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在2011年將轉向偏緊的貨幣政策。

　　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通貨膨脹有所抬頭、經常賬戶順差不斷增大的情況下，亞行預計假定中國政府容忍人民幣2010年小幅升值，在2011年人民幣升值幅度將進一步加大。魏圖表示，盡管人民幣匯率在金融危機期間盯住美元合乎情理，但人民幣升值符合中國和世界的利益。他還表示，亞行沒有對人民幣應當升值的幅度做出預測。

　　此外，隨著經濟刺激計劃的淡出，中國公共投資增速將放緩，2011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預計將降至18%左右。

　　在防范風險方面，亞行表示，2010年中國經濟下行的風險主要來自全球經濟復蘇低于預期和貿易爭端的激化。而上行風險包括持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會進一步提高GDP增速，甚至會導致經濟過熱，隨之出現通脹率高企，以及股市和房市的投機行為，會促使貨幣當局隨后采取更大力度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如果貸款長期快速增長，也會增加地方政府盲目上投資項目的風險，從而侵蝕銀行資產，導致不良貸款大量增加，進而使銀行體系變得更為脆弱。

　　憂：住房、教育、醫療遭遇民意“滑鐵盧”

　　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衰退及工業化國家的緩慢復蘇，降低了出口成為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的可能性。盡管大規模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已在短期內發揮了作用，但擴大公共投資和貨幣擴張是有限度的。要實現經濟在中長期的持續增長，需要調整經濟增長結構。

　　從供給角度看，中國服務業具有促進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的巨大潛力。亞行報告顯示，2008年，中國服務業產值在GDP中占42%，從業人數在就業總人數中占35%，遠低于其他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國家。然而，要挖掘服務業的潛力，還需要進行綜合性的改革，如清理一些政策障礙：過高的市場集中度和進入壁壘、對外資企業直接參與的限制、偏向制造業的激勵措施、資金配置的低效率、滯后的城鎮化和僵化的勞動力市場、對教育和培訓投資不足等。

　　事實上，中國“十一五”規劃已經制定了一些目標，例如將服務業在名義GDP中的比重從40.3%提高到43.3%，將服務業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重從31.3%提高到35.3%，將研發費用在GDP中的比重從1.3%提高到2%，將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從43%提高到47%，但是亞行判斷根據過去四年中國發展的趨勢看，這些目標在2010年底實現仍有困難。

　　從需求角度看，重視擴大居民消費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中國現有的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下，居民消費在按支出法計算的GDP中所占的份額在過去20年中下降了15.8個百分點。投資擴張導致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對自然資源不可持續的開發。如果國有企業能持續獲得公共投資，就會迅速而直接地擴大生產規模，這樣很容易導致全社會投資規模擴大。相比之下，增加居民消費則需要不斷提高購買力，并改變國民的儲蓄習慣。

　　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額不斷下滑，中國居民消費的增長受到了制約。亞行數據顯示，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從1997年的66%降為2007年的58%,而政府收入的比重卻從17%上升到20%，企業收入比重也從17%升至22%。

　　媒體報道，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等，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進行了四次全國范圍內的大型居民收入調查：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

　　國民財富結構迅速調整，使國企和大批民營企業紛紛將資金投入樓市避險。國企大舉進入，抬高了土地價格。2009年3月份后，房價連漲10個月。12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7.8%，2009年全國商品房銷售均價比上一輪暴漲時期的2007年高20.8%，一線城市數據則更高。　　對于中國一些主要城市房價上漲過快的狀況，亞行高級經濟學家莊健認為，中國應當采取措施預防房地產泡沫，打擊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活動。

　　魏圖在回答《中國發展觀察》記者提問時則表示，中國房地產市場與其他國家房地產市場有所不同。目前中國的農村人口移向城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要經歷很多年，因此與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動力不同。中國的金融市場和投資產品渠道少，因此，大量資金涌向房地產市場。

　　房地產價格如脫韁的野馬，如何牽住“馬頭”？4月中旬，中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措施，更加嚴格二套住房信貸管理等舉措，試圖抑制投資投機性購房。

　　住房、教育、醫療被民眾戲稱為新的“三座大山”，遭遇了民意的“滑鐵盧”，因此，有針對性地提供保障住房、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并繼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下一步改革的重點。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曾表示，以往調結構更局限于產業結構，現在則認識到，調結構首先是調整收入分配的問題，其次是消費不足儲蓄過高問題，然后是內需不足、外需過高的問題，最后才是產業和區域問題。

　　經濟學界表示，伴隨著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將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主題。過去30年中國GDP高增長率并沒有帶來預期的就業增長。相反，在過去幾年里，經濟增長的資本密集特性使GDP增長與就業增長之間的相關性進一步弱化，中國出現了大批剩余勞動力，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而僵化的勞動力市場使情況進一步惡化，主要表現為福利的地域限制和對勞動力轉移的戶籍限制。

　　亞行專家認為，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深入的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標是采取各種措施促進勞動力流動，包括放寬戶籍登記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使其涵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勞動者；建立農民工福利轉移接續制度，加強勞動力流動有助于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間和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以及城鎮化的加快將推動改革進程，其中，城鎮化尤其有助于提高未來經濟增長的潛力。

　　中國社會結構脆弱性對宏觀經濟發展的制約已受到決策層關注，將在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規劃，為確立新目標和加大結構調整力度提供了機會，“這包括提高居民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以及相應的政策調整”,亞行專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