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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調節機制的基礎是微觀主體的靈敏度

　　經濟的自調節能力，就是經濟體系自我調節和自動平衡的能力。市場經濟本身就具有這種自調節能力，這是市場經濟體制與其他資源配置方式（或經濟體制）的主要區別。但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在不同的市場經濟國家，這種自調節能力的強弱是不同的，它內生于經濟體的體質與素質，取決于市場機制功能的強弱。

　　米爾頓·弗里德曼曾把市場機制的功能概括為傳遞信息、提供激勵和分配收入，這些功能使市場能夠進行自動調節，有效率地配置資源。其實，在弗里德曼的概括之外，市場機制還有另一種很重要的功能，這就是“自動清除、自我修復”的功能。在市場競爭過程中，通過優勝劣汰，市場機制可以自動清除過剩的、落后的產品、技術和企業，從而為新產品、新技術、新企業提供成長的空間，為經濟孕育新的增長點，這是市場機制自動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的功能。當經濟偏離其均衡路徑（穩態）時，市場機制能夠自動調整、自發糾偏。

　　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市場經濟的這種自調節能力相結合、相協同，才能實現宏觀經濟目標。如果把經濟衰退或通貨膨脹看作是經濟患病的話，那么宏觀調控就是給患病的經濟吃藥。經濟能否康復和康復得快慢，不但取決于用藥是否對癥，還要取決于經濟體自身的調節能力。藥再好、再怎么對癥，經濟體自身的調節能力如果太弱，藥也無法發揮應有的功效。

　　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正在建設、處在發展中的年輕的市場經濟，市場機制正處在發育和成長過程中，還不完善，因此，我國經濟的自調節能力還有待提升，這也是導致我國有些宏觀調控措施效果不夠理想的原因之一。

　　根據IS-LM模型，宏觀調控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取決于IS曲線和LM曲線的彈性；IS曲線的彈性大小取決于投資需求的利率彈性、投資乘數和邊際消費傾向，LM曲線的彈性大小取決于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貨幣需求的收入彈性和貨幣（政策）乘數。這其中，投資需求和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大小是由消費者和生產者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決定的，邊際消費傾向和貨幣需求的收入彈性的大小是由消費者和生產者對收入變化的敏感程度決定的。這表明，宏觀調控的效果如何，取決于微觀經濟主體對宏觀經濟政策和相關宏觀經濟變量變化的敏感程度；沒有微觀主體的反應，宏觀調控不可能起效；微觀主體反應遲鈍，宏觀調控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此，微觀主體的反應就是宏觀調控的作用機制，也是經濟的自調節機制。

 
　　　　　　　　　　　　　　　　　　　　　　　　　　如何提升我國經濟的自調節能力

　　總體上說，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培育和完善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提高經濟活動的競爭程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具體來說，需要重點推進以下改革內容：

　　其一，理順產品和要素價格。

　　價格既是顯示資源稀缺性和供求關系的信號，又是給個人和企業提供激勵的機制，價格信號如果失真，便不能給經濟主體提供正確的信號，也無法發揮其激勵功能，從而不能很好地發揮調節供求關系、引導資源配置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商品、服務和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化范圍越來越大，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絕大多數價格已完成了由計劃決定向市場決定的轉軌，但仍有一些價格還沒有完全理順，存在程度不同的扭曲。比如，一些資源類產品的價格還是計劃決定的；利率還沒有完全市場化；工資還不是由勞動供求雙方協商談判決定，而是買方主導或買方說了算……

　　其二，提高產品和生產要素的流動性，破除產品和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障礙。

　　產品和生產要素在不同市場、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自由流入和流出，是形成市場充分競爭的前提條件，沒有產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動，自由競爭就無法形成。而競爭恰恰是使資源有效率配置的保證，只有通過競爭才能形成真實的價格信號，才能保證產品按照最低的成本生產出來，才能保證資源被用于價值最高的用途。我國目前一些行業（或市場）的壟斷程度還很高，導致潛在的競爭者無法進入。比如，人才在縱向上的流動存在障礙，個人晉升甚至成名、成家，很大程度上是拼資歷、拼身份，而不是憑貢獻。

　　其三，通過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來提高經濟體的素質。

　　自主創新能力的強弱決定著一個經濟體技術進步的快慢和競爭力的高低，決定著經濟遭受沖擊時的承受能力和回調、反彈能力的大小，因為自主創新推動的技術進步可以創造新的投資機會、新的經濟增長點、新的市場、新的就業崗位。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的過程既是經濟增長的過程，也是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的過程，又是市場機制“自動清除、自我修復”的過程。

　　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來看，2009年以后我國每年授權的發明專利和國內發明專利的增速是在波動中下滑的。雖然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報告顯示，2014年中國以18.7%的增速成為全世界專利申請數量增長最快的國家，也是唯一一個達到兩位數增長的國家，但該報告同時指出，在中國的專利申請中，實用性專利比例偏高，而發明專利比例還比較低；中國企業申請的專利多數是在成熟技術基礎上進行的“微創新”，在重大前沿科技領域的創新成果不足。

　　其四，減少政府干預，大幅度削減審批。

　　與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成長于小商品經濟不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脫胎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因此我國市場經濟的成長過程是一個政府干預（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消長過程，政府干預過多和政府干預不當有時會成為市場機制發育的主要障礙。近幾年政府的許多審批權下放了、取消了，但仍有不少審批權還控制在各級政府或準政府（例如行業協會）手里。此外，政府的一些補貼和優惠政策在扶持了一些產品、技術和行業的同時，往往造成了不公平競爭，削弱了競爭機制的作用。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出于社會穩定或地方利益（或部門利益）的考慮常常保護一些“僵尸企業”，或讓效益好的企業去兼并重組已經破產的企業，或讓扭虧無望的企業繼續開工生產，這實際是和市場機制的“自動清除、自動修復”功能相對抗。

　　例如，從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來看，當經濟遭遇總需求負向沖擊而下行時，貨幣工資當隨之下行，即貨幣工資變化是順周期，這有助于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從而有利于復蘇投資和生產。但我國經濟自2010年第二季度開始下行以后，各省市卻紛紛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今年又因養老金制度并軌給行政事業單位人員提高工資，形成了貨幣工資的逆周期變化。加之這幾年CPI漲幅很小，所以實際工資也是逆周期變化的。這種工資的逆周期上漲雖然會在短期內提高勞動者報酬和個人收入，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滿意度，卻阻礙了市場機制的自動回調，不利于經濟反彈和回升，至少是遲緩了經濟的企穩回升。

　　　　原文鏈接：http://news.gmw.cn/2015-09/23/content_17137816_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