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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經濟陷入停擺。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全球危機，全球經濟正面臨著需求供給雙重沖擊，任何經濟體都難以獨善其身。

突如其來的疫情將如何改變世界格局？全球貨幣政策以及中國貨幣政策未來的走向如何？能否發揮效力？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在接受鳳凰財經采訪時表示，新冠疫情沖擊下，全球金融市場出現了超級大調整，市場巨震直接導致美聯儲、歐洲央行等全球九大核心央行同步采取超級貨幣政策操控模式。這種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是史詩級的超級對沖和超級寬松。

對比之下，有市場人士質疑目前中國的貨幣政策是否力度不夠。劉元春指出，不能簡單復制歐美超強度的貨幣寬松政策，通過大水漫灌來對沖疫情影響難以達到既定目標。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加上靈活適度的貨幣政策與中國經濟的運行和疫情的防控是相契合的。

劉元春指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五重下行壓力的疊加。第一，疫情的持續蔓延依然會給經濟帶來一系列壓力；第二，全球疫情的蔓延以及全球經濟的持續低迷，會對我們的外需、產業鏈、供應鏈帶來超級的沖擊；第三，我們還要面臨下一輪金融震蕩的沖擊，特別是世界資本流動、匯率調整對我們的沖擊。第四，我們還要面臨傳統的周期性問題、結構性問題等。第五，復工復產之后我們面臨著有效需求大幅度的下滑，那么我們就必須要對沖他，不然就可能使大量企業在復工復產后出現第二輪的停工停產。

對此，劉元春建議貨幣政策應進行再調整、再定位：首先，貨幣政策要積極配合更加寬松、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在資金上進行定向的幫扶。第二，要在資金成本上為財政提供這種成本的支持，為經濟主體這一種非常態的經濟運行，提供資金的支持。一季度GDP增速-6.8%，但銀行業的增加值依然是6%正增長，說明整個經濟運行的金融成本還高居不下。要降低金融成本，在利率上面要有明顯的調整，使大量的企業在資金成本，財務成本上能夠輕裝上陣。

以下為發言實錄：

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特別是在2月9日意大利采取封城舉措之后，疫情在整個西方發達國家全面蔓延，這直接引起了整個全球市場大震蕩，特別是2月9日到3月25日期間，所帶來的全球金融市場超級大調整，使我們見證了幾個史詩級的大變化。

第一個變化，美股在10天之內連續4次跌停；第二，全球的主權債務，全球的政府債券收益率大幅度下調，其中德國國債收益率出現負增長；第三，整個石油價格從年初的60多美元一直下挫到20美元左右，石油期貨出現負價格。

歐美政府債務已觸及上限財政赤字貨幣化現象出現

這些震蕩直接導致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等全球九大核心央行同步采取超級寬松貨幣政策操控模式。這種模式下我們看到全球央行正在實施三大舉措：第一，零利率政策開始在全世界普及化。美國、日本以及英國等國基準利率基本向零利率邁進，甚至出現政策性利率為負的現象。第二，主要發達國家采取無限量寬松政策，直接導致主要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急劇膨脹，其中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從疫前的不足4萬億美金，直線飆升至6萬億美金。這樣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中央銀行全面進入金融市場，注入資產收購以及整個金融市場流動性。第三，提供大量抵押性貸款，為各個中小企業、經濟主體進行疏困，提供全面的救助。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發達國家采取的貨幣政策是前所未有的，史詩級的超級對沖和超級寬松。與之相對應，中國的貨幣政策也進行了全面的調整。疫情爆發后中國貨幣政策的調整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大方面：第一，進行全面以及不對稱降準；第二，進行降息；第三，擴大貨幣供應量和貸款供應量，通過再貸款、貼息貸款以及抵押貸款等舉措進行定向救助。那么目前中國圍繞疫情救助和疫情后經濟復蘇所注入的貨幣總量規模已達4萬多億人民幣。

對比兩種模式我們能看到，歐美模式與中國模式在貨幣政策上的定位出現了很大的偏差。因此很多市場人士就會思考一個問題：中國的貨幣政策是不是步調太慢，力度不夠，不足以解決目前新冠疫情對于中國經濟，對于中國金融所產生的這種沖擊。首先，提出這個疑問是非常有價值的，為什么？因為我們必須要弄清中國疫情及疫情管控政策與西方疫情和西方管控模式的差異，了解疫情以及疫情管控政策對經濟、金融產生沖擊的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我們到底該采取什么樣的貨幣政策。

中國不能簡單復制歐美超強度的貨幣寬松政策

在解答這個疑問的時候，必須要把握住幾個點，第一，新冠疫情對歐美的第一波沖擊來源于對疫情預期的極度變化，這種極度變化使歐美金融市場所存在的固有問題全面顯化，從而導致歐美金融市場出現史詩級的市場大震蕩。那么要對沖這種震蕩，特別是震蕩所帶來的流動性枯竭所帶來的群體恐慌，需要全球的央行向金融市場注入充分的安全資產，在極度恐慌的環境下這個安全資產就是美元。在非常規，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下，常規貨幣注入模式一是量不夠，二是沖擊專注行不夠，目標性不夠。所以美國選擇采取零利率加無限度量寬，再加上2.5萬億貸款支持這樣的貨幣政策，這與美國市場的震蕩密切相關聯。

我們也會看到，對沖疫情對金融市場的沖擊與各國的管控模式相關聯。在歐美這種社會結構、經濟結構下，政治家在目標函數的約束下平衡是救經濟還是救人。這樣的平衡關系決定了歐美國家會以貨幣政策打頭，而不是簡單的財政政策來打頭。當然更為重要的是，歐美的財政政策空間是有限的，政府的債務率已觸及其上限，通過財政政策全力救助可能存在問題，所以我們看到，歐美對沖政策中一個很重要的新變化就是財政赤字的貨幣化——通過央行大規模的購買政府債券，大規模注入流動性，來配合財政擴張，才能使擴張性財政政策有效實施。

回過頭看中國，我們會發現，第一疫情在嚴格防控的模式下并未帶來海嘯級的金融震蕩，中國的股票和債券市場也未出現流動性枯竭的危機。因此我們在貨幣政策上，不必采取歐美這種模式進行對沖；第二，在疫情嚴控期，停工停產使經濟社會暫時停擺，但疫情管控取得階段性勝利之后，我們在復工復產過程中間，更多是采取供給側的扶持和幫扶。這種幫扶財政政策是先導，而我們恰恰在財政政策上面有很充足的空間。2008、2009年這種大水漫灌的貨幣政策模式給我們的市場秩序帶來了很深的沖擊。因此大家有一個共識，利用大水漫灌來對沖疫情影響是難以達到我們既定的目標的，因此我們的政策組合是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加上靈活適度的貨幣政策。這種組合既適應我們的沖擊特性，又適應我們的政策空間，也適合于我們的這種決策模式。因此目前貨幣政策的定位，與中國經濟的運行和疫情的防控是相契合的。簡單復制歐美超強度的貨幣寬松政策，對于中國經濟的復蘇和疫情防控，并不是有利的。

警惕二次停工停產風險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進一步加碼

當然，下一步在中國經濟循環常態化之后，我們將面臨更多的問題，為對沖這些問題，我們貨幣政策需要有一個再定位、再調整。其原因在于很多問題在復工、復產，經濟循環常態化的過程中間才會顯化，比如就業問題、邊境人群的生存問題、大量中小企業持續性復工持續性經營的這些問題。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我們會看到，第一，疫情的持續蔓延依然會給經濟帶來一系列壓力；第二，全球疫情的蔓延以及全球經濟的持續低迷，會對我們的外需、產業鏈、供應鏈帶來超級的沖擊；第三，我們還要面臨下一輪金融震蕩的沖擊，特別是世界資本流動、匯率調整對我們的沖擊。第四，我們還要面臨傳統的周期性問題、結構性問題等。第五，復工復產之后我們面臨著有效需求大幅度的下滑，那么我們就必須要對沖他，不然就可能使大量企業在復工復產后出現第二輪的停工停產。因此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要進一步的加碼。

經濟運行的金融成本仍然高居不下 在利率上應該做大文章

那么首先，貨幣政策要積極配合更加寬松、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在資金上進行定向的幫扶。第二，我們要在資金成本上，為財政提供這種成本的支持，為我們經濟主體這一種非常態的經濟運行，提供資金的支持。我們看到一季度GDP增速負6.8，但銀行業的增加值依然是6%的正增長，我們整個金融行業的利潤依然保持良好的增長態勢。這就說明我們整個經濟運行的金融成本還高居不下。要降低金融成本，在利率上應該做大文章。雖然我們下一步貨幣政策并不是采取大水漫灌和數量型的這種全面寬松，但是我們應當在價格方面做足文章，在利率上面要有明顯的調整，使大量的企業在資金成本，財務成本上能夠輕裝上陣。

因此我們當前的貨幣政策是適宜的，但是為了對沖未來五重下行壓力的疊加，貨幣政策必須進行再調整、再定位，要明確的向寬松方向進行變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進行深度的配合。

（文章來源于新浪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