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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造成消費能力外流，因此我們必須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黨中央作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策后，各地區各部門認識不斷提高，有關部門出臺了一些政策措施，許多地方研究制定了綜合性方案和專項方案，成效逐步顯現， 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日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邱海平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學界要進一步深化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研究，特別是要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出發，深化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理解，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供給經濟學截然不同

《中國社會科學報》：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必須明確提出這一重大決策的現實背景。那么，黨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依據是什么？

邱海平：黨中央提出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基礎上所作出的重大決策。我們知道，2008年國際金融 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增長乏力，能否在可預見的未來重回一個比較樂觀的狀態仍有很大不確定性。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保持我國經濟持續中高速增長和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我們就必須把發展的重點放在國內，找準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原因和主要因素，通過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發揮我國經濟 增長的內在潛力。

而在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諸多原因中，結構性因 素最為突出。例如，由于產業結構不合理，造成當前我國部分主導產業產能過剩，產品庫存較嚴重，部分企業經營困難，負債率即杠桿率較高等問題。在金融資源配置中也存在結構性問題，貨幣資本大量集中于金融領域，而實體經濟融資困難，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十分突出。在生產技術結構方面，很多企業的技術創新能 力仍然較弱。在收入分配結構中則存在著地區、行業、個人之間差距過大的問題。在結構性因素中，供給側的結構問題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基于這樣的現實背景，中央提出了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決策。

《中國社會科學報》：西方供給學派理論和政策產生的背景又是什么？

邱海平：西方供給學派理論和政策產生的背景完全不同于當前的中國。歐美發達國家在經歷了二戰后所謂的“黃金時代”之后，在20世紀70年代初陷入長期 “滯脹”。由于二戰后凱恩斯主義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所以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把形成“滯脹”的原因歸結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于是產生了全面否定凱恩斯 主義經濟學的供給學派、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等各種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流派。受這些經濟學理論的影響，以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政府，不僅在國內大力推進以私有化、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而且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義，以此為發達國家謀求新的國際市場。

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個流派的供給經濟學，是以歐美發達國家的“滯脹”為背景，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直接批判對象而產生的。從供給學派的政策內容來 看，主要是實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放松對金融的監管以實現金融的自由化、通過減稅和壓制工會為私人企業發展提供支持、通過推行全球化為企業獲得國際市場等。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人把西方發達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出現的短期經濟繁榮歸功于供給學派理論和政策，真實情況確是如此嗎？

邱海平：西方發達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短期經濟繁榮，雖然受到了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的一定影響，但主要是受惠于冷戰的結束、全球化的新發展及以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新技術革命，而不是主要來源于或者僅僅來源于供給經濟學及其政策。

正是由于新自由主義的泛濫，最終導致了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從這個角度來說，包括供給學派在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不僅沒有給西方發達國家帶來長期經濟繁榮，反而是產生金融危機的罪魁之一。因而，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過分推崇西方供給學派的理論地位和實踐價值都是錯誤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站在中國經濟運行的大邏輯中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創新意義。

邱海平：是的。面對中國經濟發展出現的新特點，黨中央先后提出了新常態、五大發展理念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一系列新概念。總的來說，新常態是對我國經 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包含著豐富的內容；五大發展理念則是統領全面深化改革所必須堅持的五項基本原則和綜合目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和突破口。這一系列新理念的提出，反映了我們黨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在認識上的不斷深化，不斷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視野和新境界， 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

辯證看待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解釋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因時，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以前我國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投資、出口和消費這“三駕馬車”拉動，現在這“三駕馬車”已經不管用了，所以要依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如何辨析這種觀點？

邱海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四個環節同時存在并且相互轉化的過程。生產環節始終起著支配和核心 的作用，同時分配、流通和消費對生產具有重要反作用。只有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這所有環節互相適應和匹配，才能產生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反之，經濟發展就會出現一定的放緩和減速。只有從這個基本理論出發，才能深刻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也才能注重分配、流通和消費等方面的深化改革。 僅僅從供給側即生產這一個方面來理解當前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不準確的。

從這個角度看，你上面提到的那種對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的理解恐怕失之片面，因為它割裂了生產與流通、分配與消費的辯證關系。事實上，雖然投資、出口和消費在我國以往的經濟增長中確實都具有重要作用，但僅僅用這三個方面來解釋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顯然是片面的，因為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來源于中國制造業的快速發展。

同樣的道理，在我們認識到中國經濟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同時，也不能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投資、出口和消費的改革和發展對立起來。我們必須從全面統籌的高 度出發，在高度重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重視投資及其改革、出口的進一步發展，以及由收入分配改革而產生的居民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巨大作用。這應該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

既要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要注重完善生產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談到生產端時，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厘清。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那么，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否只是限于生產力層面？

邱海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生產中始終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及其對立統一關系。因此，對于供給側的含義必須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來理解。

從最直接的意義上來說，之所以要對供給側進行改革，是因為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存在失調問題，其中有許多方面更多地屬于生產力層面的問題，例如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金融資源配置的不合理等。從這個角度來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是一種生產力層面的改革。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不僅“供給側”本來就包含著生產關系，而且“結構”除了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等含義外，也指人與人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社會經濟結構即生產關系。

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來看，一方面，生產力各要素及其關系直接決定了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另一方面，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又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因而， 分析當前中國經濟中存在的供給側方面的問題，不能僅僅停留在生產力這個層面上，而且必須深入分析現有的生產關系中有哪些方面可能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必須進行改革。從改革本來的含義來說，主要就是指生產關系的調整。因而，在從生產力角度來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必須重視從生產關系的調整和體制改革的 角度來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把生產力層面的改革與生產關系和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有機地統一起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有效推動經濟增長和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前我國生產關系改革主要指向哪些方向？

邱海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生產關系”的含義是非常豐富和廣泛的，它不僅指社會再生產過程各個環節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包括各種社會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

眾所周知，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分稅制的實行，我國各級地方政府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方面的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有力促進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同時也產生了土地財政、地方政府職能錯位等問題。為了實現本地財稅、經濟增長率、就業等各項經濟指標，地方政府之間展開了激烈競爭，這容易導致地方 保護主義，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可能不惜代價保護一些問題企業。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地方政府職能的企業化和行為短期化，是導致產業結構失調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因此，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地處理好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經濟增長中繼續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綜合改革和發展目標，這是能否解決供給側問題以及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重要環節和關鍵。

創造性解決供給側結構性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去產能”即去過剩產能，位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之首。產能過剩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化解產能過剩也非一日之功。當前怎樣做好去產能的減法？

邱海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雖然可能會產生一定階段和一定程度的產業結構失衡和供求之間的不均衡現象，但并不存在生產與消費矛盾的對抗性。對于暫時過剩的產品和產能，可以通過政府采取一定的政策充分加以利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何利用？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要出面大包大攬嗎？

邱海平：這當然并不意味著政府要大包大攬，政府必須按經濟規律辦事，充分尊重市場本身的運行規律，要運用市場手段和經濟職能而非行政手段，來有效處理過 剩產能、庫存、高杠桿等問題。例如，政府可以通過投資的辦法，加大對落后地區和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市場議價的辦法購買一些企業過剩的鋼鐵、煤炭、水泥等產品。這不僅可以帶動相關行業的復蘇和發展，而且可以有效解決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

從根本上來說，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目的就是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事實證明，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 品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造成消費能力外流，因此我們必須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另一方面，在我國現階段，相當部分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尚未得到很好滿足和保障。而滿足這部分需求也為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妥善化解產能過剩問題提供了很大回旋空間。因此，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用社會主義的辦法創造性地去解決當前存在的供給側結構性問題，就可以更好地解決我國經濟深層次問題，更好地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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