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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5周年之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習近平總書記就貫徹落實全會精神發表了重要講話。學習、宣傳、貫徹好全會精神和習近平重要講話精神，是教育戰線的重大政治任務。為準確把握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要精神，努力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廣泛思想共識，本刊記者邀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衛興華教授，對全會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深入解讀?，F將訪談的主要內容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記者：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召開的重要會議，在國內外產生了強烈反響。您作為經濟學家，怎樣看待這次全會取得的成果?

　　衛興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決定》，全面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運籌帷幄、治國理政的改革總方針，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制度設計與總體改革方案，從而為長遠而持續的發展提供根本性的制度保障，將譜寫改革開放偉大征程新篇章，將為全面實現民富國強、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注入強大的動力與活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全面總結35年改革開放巨大成就的基礎上，回應社會的期盼，在改革開放的頂層制度設計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明確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圍繞從經濟體制改革到社會體制以及政治、文化、生態等體制即“五位一體”體制的改革與全面提升，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完善與發展的總目標，《決定》提出了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系列體制改革任務，體現出全面改革的決心與信心，有力回答了此前的國內外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期盼。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上，《決定》提出：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促進，提高改革決策科學性，廣泛凝聚共識，形成改革合力。

　　圍繞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制度設計，形成了六個方面的總體改革方案，呈現出全面進行社會制度與體制創新的改革新布局。《決定》按照五位一體的事業布局和黨的建設六個方面的改革要求，系統闡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根據改革總目標與圍繞總目標提出的六個方面的制度體制改革部署，形成了總體改革方案，使得全面改革的路線圖得到了清晰描繪和勾畫。過去的改革，多是單方面的改革，如單方面的經濟體制的改革。而經濟體制的改革又多是單項推進，如農業中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工業中的承包制、股份制改革等。而十八屆三中全會推進的改革，是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全面深化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經濟體制改革起著“牽引作用”。

　　記者：總體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全會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提出了哪些新的提法和舉措?

　　衛興華：經濟生活是社會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態文明的經濟基礎。我國的改革大業，是從經濟體制改革開始，以后逐步推進到其他各方面。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整體改革方案，是六個方面整體推進的改革部署，而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方面的改革起著“牽引作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和基礎。從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來看，有兩項明顯的新的提法與舉措：一是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和利好政策。

　　從強化市場的作用來看，《決定》的一個突出的重大新提法，就是提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過去的提法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現改為“決定性”作用，加重了市場作用的分量。“基礎性”作用可以有不同的解讀，容易被理解為“初步性”或“打基礎”之意，為某些地方政府不當干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提供了理論和政策空間。改提“決定性”作用，就提高了明確度和認識度。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原理和規律。市場經濟要求：市場價格在價值基礎上由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調節。企業按市場價格信號調節生產結構和規模，實現物力和人力資源在不同行業和企業間的有效配置。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際上涉及政府、市場與企業的關系。實行市場經濟，是由市場直接調節企業經營活動，從而由市場決定資源的配置，不是由政府直接調節企業，決定資源配置。市場起決定作用，首先要求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要放開競爭性業務，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但這并不是排斥政府的作用，而是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的作用體現在改進和完善有效的政府職能和宏觀調控體系上，而不是去干涉企業的正常經營與運行。市場能辦到和能辦好的事，就交給市場。但存在市場失靈問題，而且市場調節的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都需要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政府應做好自己該管的事，不要做不該自己管的事。既不要越位、錯位，也不要缺位。

　　《決定》指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也就是說，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需要以建立現代市場體系為基礎和前提。無論公有或私有企業都按照市場規則進行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在市場上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生產要素在市場上自由流通、平等交換。為此，就要求清除市場壁壘和市場割據。這樣才能提高市場決定配置資源的效率。

　　為了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要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實行統一的市場監管，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反對地方保護，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健全優勝劣汰市場化退出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另一方面要健全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發展技術市場，促進科研成果資本化、產業化，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

　　記者：“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確實是三中全會《決定》關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引人注目的新的重大提法。為什么要強調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衛興華：三中全會《決定》將多年來所講的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改變為“決定性”作用。顯然，從行文上看，強化和擴大了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習近平同志很重視這一理論觀點的提法改變。他指出：“關于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這次全會決定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觀點”?！敖洕w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根據三中全會的《決定》和習近平同志關于《決定》的說明，我認為有以下幾點考慮：

　　第一，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可以說，由“基礎性”作用改變為“決定性”作用，是回歸市場經濟的本質規定和要求，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必要。我們知道，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是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在傳統計劃經濟時代，國民經濟完全受指令性計劃調節，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產品提供到何處，完全根據計劃指標安排，企業沒有生產經營自主權。因此，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等資源怎樣分配到不同的部門和企業，完全由政府計劃調節。因此，實行計劃經濟，發揮計劃調節作用，就是國家計劃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計劃經濟的本質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市場取向的漸進改革，最終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市場經濟就是由市場機制調節企業的生產和銷售活動。企業生產和銷售什么，生產多少、賣到何處，完全遵從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價格信號。也就是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不再由政府決定。但政府不是從此撒手不管，而是要更好發揮自己應盡的責任。應當注意到，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與“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連在一起作為不可分割的一句話來闡述的。政府起什么作用，《決定》也做了簡要說明。

　　第二，過去一直提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而現在改提“決定性”作用，有個條件成熟因素。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到十八大的20年來，沒有提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只提“基礎性”作用，現在改提“決定性”作用，表示已具備提出的成熟條件。按照歷史事實和習近平同志的說明，大體有兩方面的成熟條件。其一是認識上的條件;其二是實踐所提供的條件。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而且從歷史事實來看，資本主義國家都一直實行市場經濟，而社會主義國家曾一直踐行計劃經濟。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經歷了市場取向改革的不同階段。大體上有：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市場經濟)為輔;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更大范圍發揮市場作用);計劃和市場是覆蓋全社會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市場經濟)相結合;最后統一了認識，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逐步推進社會主義市場化的改革過程，也是逐步推進思想解放的過程。突破市場經濟“姓資”、計劃經濟“姓社”的傳統認識已不容易，如果再直接提出西方所宣傳和踐行的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仍會有認識上的障礙，不如提“基礎性”作用更平穩些。而目前之所以改提“決定性”作用，是由于如習近平同志所說：“考慮各方面的意見和現實發展要求，經過反復討論和研究，中央認為對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作出新的表述，條件已經成熟”。這表明，以前不提“決定性”作用，是條件還不成熟。講條件成熟，還有另一方面的條件即實踐條件。習近平同志指出：“現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市場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們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和駕馭能力，不斷提高，宏觀調控體系更為健全，主客觀條件具備，我們應該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邁出新的步伐”。就是說，在新的條件下，由于黨和政府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和駕馭市場的能力已不斷提高，因此，從理論認識和實踐過程兩方面看，提高和擴大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主客觀條件都已成熟。主觀條件是理論認識條件;客觀條件是現實實踐條件。據此，可以和有必要將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改變為“決定性”作用。

　　第三，強調提出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我國雖然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市場規則不統一，存在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習近平同志指出：遵循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規律，是要“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并且指出，這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事實證明，正是由于有人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會采取不正當手段進行行政干預，從而滋生有些政府人員的腐敗行為。

　　記者：三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既講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又講“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衛興華：是的，我們要特別注意理解好這一問題。由市場而不是由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決不是讓政府撒手不管，無所作為。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既要“更加尊重市場規律”，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關于三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也是既講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又講“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習近平同志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笆袌鲈谫Y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這表明，某些特定行業和企業的資源配置，并不由市場決定。例如，發展國防軍事工業，國家新建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進行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開創和發展航天工程事業，建立社會保障性設施等，這些方面的資源配置不會都交給市場決定，而是主要由政府決定。

　　其次，在市場經濟運行中，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責是市場監管。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越大，范圍越廣，政府監管市場的職責也越大，越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習近平同志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要著力解決“政府干預過多”的問題，又要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和“監管不到位問題”。解決后兩方面的問題，正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和宏觀調控的任務。所謂政府干預“過多”，表明并不否定不“過多”的、必要的、正當的政府干預?！斑^多的干預”是不當干預，不是政府職責所在，也不是宏觀調控任務。政府監管職責主要是針對諸如制假售假、生產和銷售有毒食品、環境污染、非法集資和傳銷、黃賭毒市場、欺行霸市、市場壟斷、不正當競爭、虛假廣告，等等。這種政府干預是必要的。政府還要監管生產安全和職工權益保障。連西方經濟學的權威著作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也概括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四項職能：(1)為市場確立法律框架，確定市場準則;(2)影響資源配置以改善經濟效率，“幫助按社會需要進行資源配置”，“有時候，政府做出的選擇凌駕于市場供給和需求的配置之上”，如“控制污染物的排放”;(3)制定改善收入分配的計劃。“看不見的手可能驚人地有效率，但它同時也帶來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收入再分配是政府的第二個主要經濟職能”;(4)通過宏觀經濟政策來穩定經濟。該書認為，以上四種政府職能表明“政府應進行干預以增進市場經濟的功能和公正”。[1](P552-555)這里講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職能和必要干預。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在更大程度上更好地發揮政府的職能。政府的職能除前面所講的監管與促進作用外，還有完善市場經濟體系的職責。要統一市場規則，維護市場秩序，消除市場封鎖與割據，打破市場壟斷，提供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防止和處置環境污染和損害生態平衡的行為。還要運用利率、稅收、信貸等財政金融手段，影響和調節市場，引導企業科學發展，并以效率和公平相統一的理念與政策，引導企業縮小收入分配過大差距、消除貧富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

　　記者：怎樣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衛興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是就市場經濟運行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而言的。在這個層面中，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起監管和促進作用。這是市場經濟運行中基礎層面的關系，另一個是宏觀層面的關系，即在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中政府的作用，不應把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泛化和擴展到第二個層面。我國講“宏觀調控”，有兩層含義：一是在政府、市場、企業的三者關系中，政府處于宏觀層次，即居高層次，市場處于中間層次，企業處于基礎層次。在這個層面講政府職能和宏觀調控，就是指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前提下，政府在宏觀層次上對市場和企業進行必要的監管和干預，并促進市場體系的完善和發展，促進企業的科學發展。

　　宏觀調控的另一層含義是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宏觀經濟是指整個國民經濟的各種經濟活動的總稱。根據三中全會的《決定》和習近平同志關于《決定》的說明，在資源配置和宏觀經濟發展中，政府職能和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減緩經濟周期波動影響，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增強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形成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推動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完善。政府要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的制定和實施，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市場監管、環境保護等職責。所有這些都是需要政府去辦而且應辦得更好的事情。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市場能辦到和辦好的事，就讓市場去起決定性作用，政府不要過多干預，政府應做好自己能辦而市場辦不了和辦不好的事。這是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應有之義。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三中全會《決定》中一個重要方面。此外還有深化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黨的建設制度的改革。深化六個方面的改革，提出六個“緊緊圍繞”。只有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求“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其他五個方面的“緊緊圍繞”，與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沒有直接聯系。如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要“緊緊圍繞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要“緊緊圍繞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來實現。都未提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政治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都不能引進市場規律，更不能由市場決定。

　　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需要明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就表示不應單強調市場化改革，而與社會主義制度相脫離。離開社會主義的市場化改革，必然導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三中全會《決定》在提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后面，緊接著講“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并要求加快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而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首先要求堅持和完善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主體。所有上述這些方面，都離不開黨的領導和政府的推進。

　　但是，也要明確，既然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領域的改革起牽引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作用，也就會影響到其他領域的改革與發展。例如，文化領域的演藝、影視等的發展會受市場的制約，名人書畫、信札、古玩等交換完全由市場定價。政治體制和黨的建設等改革，也要為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提供條件，要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轉變政府職能等。

　　明確這點，就會領會習近平同志2014年1月1日發表的《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一文中所講的一段話：“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經濟體制改革，但必然會影響到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要使各方面的體制改革朝著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方向協同推進”。

　　記者：也就是說，強調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是合理的，但是泛化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是偏離《決定》精神的。

　　衛興華：是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與新舉措，其涉及范圍之廣，牽動格局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在解讀與把握上應分清一些理論是非界限。

　　有的學者質疑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認為這只適用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不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講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講價值規律調節生產即自發地將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資源)分配于不同的部門，是一樣的道理。價值規律調節生產，也就是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由反映供求關系和競爭關系的價格來決定，價值規律決定同市場決定是一回事。講價值規律決定資源配置或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涉及三個方面的“決定”事項：一是價格的決定。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價格不再由政府決定，而是在價值基礎上由競爭機制和供求機制決定。二是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包括其生產規模與結構的安排，不再由政府指令性計劃決定，而是由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市場信號決定。三是消費需求的選擇與決定。不再是“短缺經濟”和“賣方市場”下的憑票供應，購買者沒有選擇權和決定權的狀況，而是在市場經濟中的供求規律與競爭規律作用下，消費者有權決定自己的需求選擇，也就是《決定》中所說的“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弄清這些方面的理論與實際情況，弄清價值規律決定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本意，就不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理論與實踐產生質疑。

　　有些讀者和學者，由于沒有分清不同領域政府和市場的不同作用，也沒有弄清政府職能和宏觀調控在不同層面的作用，誤以為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涵蓋了我國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從而產生疑慮。只要講清問題所在，就會消除疑慮。

　　目前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有的主流媒體發表的由權威人士宣傳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解讀文章中，對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做了泛化的理解，這會誤導讀者。例如，某主流媒體2013年底本發的一篇文章說：“提出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線圖，基本經濟制度、市場體系、政府職能和宏觀調控、財政金融、土地制度、生態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為標尺”。這里竟然將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泛化到整個經濟社會、生態文明等不同領域，甚至泛化到由市場決定基本經濟制度。然而，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或者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沒有黨和政府的引導與推進，能由市場決定其形成、存在和發展么?竟然連政府職能和宏觀調控也要由市場決定!這完全顛倒了關系!應是由政府職能監管市場，由宏觀調控調節市場運行，而不是反過來由市場決定政府的監管和宏觀調控作用。

　　另外，有的學者以新自由主義的理念或歐美市場經濟模式的理念為依據，對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作用也作了泛化的解讀。如有的在解讀中淡化和否定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中的宏觀調控作用，說什么“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不是宏觀調控”。有的認為中央提出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就是弱化政府的職能，否定“強勢政府”，否定政府對市場的“駕馭”和對市場及社會經濟生活的監管，否定國有經濟的作用。這種解讀和宣傳，完全不符合三中全會《決定》的本意和精神，也影響和加重一些讀者和學者對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新提法的疑慮。應正本清源，按照三中全會《決定》的精神，澄清理論是非。

　　記者：通過您的解讀，我們對這一重大問題有了清楚認識。最后請您談談全會為非公有制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哪些理論和制度保障?

　　衛興華：為了肯定和提高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決定》強調提出兩個“都是”：“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再次強調兩個“必須毫不動搖”。過去的中央文件中，只講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將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并列而提，表示兩者在資源配置中的平等地位。第二個“都是”，是新的提法，表示非公有制經濟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與公有制經濟同樣具有平等地位。并再次強調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和公有制財產權一樣，不可侵犯。并提出保證非公有制經濟同公有制經濟一樣，可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并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

　　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賦予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平等的所有權地位。非公有資本可以與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組成混合所有制經濟。還鼓勵建立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允許非公有資本參股于國有資本投資項目。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員工持股，即員工也成為私人股所有者，可獲得資產性收入。

　　《決定》提出：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對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平等對待，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特別強調提出：廢除對非公有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清除各種隱性壁壘，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的具體辦法。《決定》進一步提高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更多的優惠政策。

　　參考文獻：

　　[1]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上[M].胡代光譯.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