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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近期，面對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政府高度重視并出臺了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短期內，這些政策確實點燃了市場熱情，帶來了股市樓市雙回暖。但對于怎樣的政策導向才能讓中國經濟走上持續增長的新道路，學界仍有不同觀點。事實上，我國已經持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數十年，但提振總需求效果有限，新的刺激政策資金應該投向哪里亟需解答。

本文認為，當前我國總需求不足、內循環疲軟的癥結在供給側。加入WTO后發展起來的大規模生產方式，可以高效地批量生產標準化產品，但不適應如今個性化、多樣化的消費需求，導致供給與需求的良性循環無法建立，并導致大量消費外流。長遠來看，要解決這個問題，建立起新的供給與需求相適應的良性循環，需要中國企業轉變生產方式，但這一任務艱難而漫長。當前確定刺激政策的資金投向時，應當重點考慮以下兩點：在短期內能拉動有效需求，解決企業面臨的實際困難；在長期中能創造出推動企業轉變生產方式的有利條件。作者認為，鄉村空間現代化建設，正是滿足這兩個條件的領域。將刺激政策的資金投向鄉村空間現代化建設，一方面可以解決企業經營困難、提供就業，在化解產能過剩的同時拉動內需；另一方面，現代化的鄉村空間將為國內的產業轉移提供物質基礎，勞動密集型的制造環節向非核心地區疏解，為核心城市重點打造創新型領頭核心企業、構建數字化產業生態系統創造了條件，因而也有利于企業生產方式的轉型。

新的經濟刺激政策怎樣才能撬動中國經濟長期持續增長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演進，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全球發展面臨諸多挑戰。隨著世界市場萎縮和國際分工格局的重大調整，中國經濟也進入結構性調整階段，實體經濟內部循環不暢，供給和需求面臨雙向沖擊。今年上半年我國GDP同比增長5%，表明我國經濟的基本面及市場廣闊、經濟韌性強、潛力大等有利條件并未改變；與此同時，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國內有效需求不足，一些企業經營困難，重點領域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經濟增長新動力不足和舊動力減弱的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針對當前我國經濟運行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7月以來，中央推出了諸多重磅刺激政策，點燃了市場熱情，帶來股市樓市雙回暖，摩根大通、高盛等外資投行也紛紛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

在官方醞釀出臺一攬子增量政策前后，國內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呼吁“10萬億經濟刺激計劃”，[1]并熱烈討論刺激政策投向哪里才能推動持續繁榮。經濟刺激政策就是政府在短期內通過債務、擴大貨幣供應等信用創造的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刺激政策的有效性主要取決于資金的去向，比如資金流向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居民消費補貼，效果將十分不同。有效的刺激政策不僅能夠在短期內拉動有效需求，還能幫助暢通經濟循環，在長期中促進實體經濟領域的價值創造，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反之，則有可能陷入政策陷阱，加劇產能過剩、導致通貨膨脹、出現不良貸款問題，等等。究竟把資金投向何處才能促進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是當前亟需回答的重大問題。

總需求不足、內循環疲弱的問題癥結在供給側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從高速轉為中高速，總需求不足的問題逐漸開始暴露，成為各方關注討論的焦點。今年以來，我國GDP平減指數持續低迷，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為3.7%，低于去年同期增速8.2%，消費者信心指數也處于有統計以來的最低水平。[2]在投資方面，近兩年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增速下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持續低迷，2023年增速僅為2.8%。[3]總需求不足已成為當前經濟運行的突出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大力推行刺激政策，著力擴大有收入支撐的消費需求、有合理回報的投資需求，恰逢其時。實際上，2012年以來我國就連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輔之以穩健的貨幣政策，有效降低了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但提振總需求的效果比較有限，甚至有聲音認為中國陷入了有錢不投資也不消費的“流動性陷阱”。[4]因此，實施大規模的經濟刺激首先需要識別造成當前總需求不足、內循環疲軟、經濟持續承壓的問題癥結，才能精準施策，否則刺激政策不但難以見效，反而可能會導致新的政策陷阱。

如果僅從需求側考慮當前總需求不足的問題，無疑是盲人摸象。沒有居民收入和企業利潤持續提高，無論是刺激消費還是刺激投資，帶來的增長都只能是曇花一現。而要提高居民收入和企業利潤，也不能長期依靠政府的轉移支付，否則只會讓政府陷入債務危機。居民收入和企業利潤都源于生產體系創造的價值，這又有賴于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良性經濟內循環。供給和需求是經濟發展的一體兩面，經濟政策是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要依據一國宏觀經濟形勢作出抉擇。一般而言，需求側管理注重短期調控，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解決總量性問題；供給側管理則注重激發經濟長期活力，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解決結構性問題。[5]一旦涉及經濟的結構性轉型，就必須以供給側為主要視角來看待問題?！皬膰H經驗看，一個國家發展從根本上要靠供給側推動”；[6]從國內來看，回顧我國歷次擴大內需的經驗就可以發現，通過供給側（生產端）的重塑，創造出供給適應需求的良性經濟循環，才是使擴大內需的刺激政策有效的關鍵。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較大沖擊，外需急劇收縮，黨中央立足擴大國內需求，通過持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發行長期建設國債、連續下調基準利率等，著力加強鐵路、公路、農田水利、市政、環保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高新技術產業的建設和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等，不僅穩定了經濟增長，更為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打下了更為堅實的基礎。21世紀初加入WTO后，我國企業以生產和加工模塊化部件的方式深度融入全球生產網絡，強勁的外需帶動企業出口，創造大量就業，加速了城鎮化進程，加工貿易業、房地產業、汽車行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快速發展，進而通過產業關聯效應帶動上游產業產能擴張，進一步促進國內的生產和就業，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創造出4億中等收入群體，推動了經濟快速增長。這一時期，我國主導型企業采用大規模生產方式，基本特征是流水線精細分工、專用型機器設備投資和多層次的管理結構，企業的競爭優勢來自規模經濟和開發標準化產品，不僅能為全球生產網絡大規模地生產標準化零部件，而且與國內城鎮化加速發展釋放出的大規模標準化需求相匹配。供給適應需求，產品能夠賣得出去，上游產業產能得到消化，從經濟整體來看企業就有利潤，員工就有收入，政府就有稅收，大規?；A設施建設為生產和消費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并且不會造成嚴重的政府債務，形成了良性的經濟循環，中國經濟進入兼具增長率效應和增長規模效應的黃金增長期。

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以后，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我國出臺了以大規模增加政府投資（特別是基建投資）為主要內容的一攬子穩增長措施，被稱為“四萬億刺激計劃”，在短期內穩定了市場預期，使經濟迅速觸底反彈。但2011年以后，刺激政策的效果越來越有限，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社會各界也開始討論這輪刺激計劃是否導致通脹高企、加劇產能過剩等問題。

同樣是在金融危機后出臺刺激計劃，同樣是資金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為什么2008年和1998年的政策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這主要是因為21世紀初以來形成的供需良性循環已經被打破，2008年的刺激政策卻沒能促進新的內循環建立，生產體系價值創造的步伐放緩，居民收入和企業利潤增長乏力，表現為總需求不足、內循環疲弱，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我國當前面臨的經濟問題歸根到底是供給不適應需求的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帶來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盵7]由于有效供給能力不足，產品沒有市場導致企業營收增速放緩，利潤率下降，投資沒有預期回報，企業不愿意投資。2024年1—8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利潤率僅為4.1%，2021—2023年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下降，到2023年約為6.5%。[8]企業不愿意投資就無法新增就業，人民收入和消費的提高就會受到限制，2024年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比上年同期實際增長約為5.3%和6.7%。[9]在企業利潤、人民收入沒有得到改善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日益加劇，在不考慮隱性債務的情況下，2023年末地方政府法定債務余額已超40萬億。[10]

供給不適應需求反映的是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沖擊，我國支撐大規模生產方式的社會經濟條件發生轉變，大規模生產方式無法滿足國內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不再適應中國經濟增長的需要。由于精細分工生產中的產品缺陷無法及時發現，專用型機器設備投資會導致價值回流具有不確定性，多層次縱向管理結構會因為信息收集處理環節多而導致決策遲緩，研發、設計、生產和銷售職能分工會導致產品創新緩慢等問題，大規模生產方式能夠供給的高質量、高水平產品十分有限，無法滿足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同時，由于長期作為代工廠的企業缺乏自主創新能力、專用型機器設備需要大量能源資源投入等因素，我國很多企業還十分依賴國外的高技術和資源供給。一旦持續穩定的標準化需求和高技術資源供給發生變化，這種發展模式就會立刻暴露出問題。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復蘇乏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外需疲軟的沖擊直接導致深度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下游加工企業產能過剩，并通過產業關聯效應傳導至固定資本投入更大的上游能源、原材料企業，加劇了全產業鏈的產能過剩。與此同時，中美貿易爭端等事件頻發，關鍵核心技術與資源能源“卡脖子”也成隱患。隨著國際循環動能弱化，國內供給不適應需求的問題暴露出來，成為經濟發展中最突出的根本性問題。在需求端，我國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已經形成個性化多樣化消費和標準化消費并存的需求結構。但在供給端，大規模生產方式難以滿足消費者功能多元、品質優良的產品需求，導致大量消費能力外流。此外，在外需下降的沖擊下，大批在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就業的勞動者的就業不穩定性增強，潛在消費需求沒有穩定收入支撐，不利于標準化消費的規模擴大和結構升級，導致了“能買不想買、想買買不起”的矛盾局面。居民不消費，企業就沒有利潤，投資、就業和居民收入都會受到影響，并陷入惡性循環。經濟新常態疊加新冠疫情沖擊，近年來部分中等收入群體的真實工資水平也開始下降，進一步增加了消費和投資的下行壓力，導致許多經濟發達省份出現了投資動力弱化的問題。

經濟刺激政策應當投向哪里？

隨著一系列增量政策的出臺，經濟刺激已經迫在眉睫。那么，針對當前我國的經濟問題，究竟把資金投向哪里才能最有效地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目前有幾種代表性的觀點需要加以討論。

第一種觀點主張以刺激消費為主，提振有效需求。我國內需市場廣闊，最終消費占GDP比重的一半以上，可挖掘的消費潛力很大。[11]但同時我國消費需求增長低迷，很多學者認為消費需求不足是當前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原因。關于如何改善消費需求，又形成了不同觀點。一種流行的主張是效仿發達國家的“直升機撒錢”，以各種方式向居民發放消費補貼。但對于低收入人群而言，消費補貼只能解決溫飽問題，對教育、醫療、住房等更為重要的發展型消費杯水車薪；對于中高收入人群而言，基本的溫飽消費已經滿足，在國內產品供給質量沒有提升之前，消費補貼也不會增加他們對國內產品的消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應當有針對性地刺激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居民）的發展型消費，大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并有可能進一步帶動房地產、基建、服務業等領域的投資。以上兩種觀點都有可取之處，但僅從需求端出發，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現有供給體系生產出來的產品不適應人民需求的問題。只要企業的大規模生產方式沒有改變，國內有效供給依然不足，就難以建立起供需良性經濟循環，居民收入就得不到改善，一旦政策紅利消耗殆盡，消費依然要面臨居民部門預算約束的限制。2023年中國居民部門債務與可支配收入之比已達115%，同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續低迷，這將嚴重影響家庭消費支出。[12]

第二種觀點強調改善收入分配，切實提高人民收入。居民收入已經成為制約消費增長的關鍵因素，擴大內需、提振消費要求改善收入再分配，特別是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這也是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但直接通過轉移支付提高收入并不一定能轉化為消費。如前所述，在供給不適應需求的情況下，居民不愿意消費，供需良性循環建立不起來，收入增長不可持續。更重要的是，當前我國有80%以上的城鎮勞動力就業是民營經濟創造的，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城鎮私營單位平均工資約為城鎮非私營單位的一半），民營企業中90%以上是中小企業，提高較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在短期內將進一步加重中小企業的成本負擔。在工業企業資產利潤率不足5%、地方政府債務高企的背景下，提高勞動者收入意味著要么壓縮企業利潤率、要么增加地方政府支出，將進一步抑制企業的實體投資意愿或加重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因此，改善收入分配的前提，還是提高企業利潤率，創造更多的生產和就業。

第三種觀點強調要減稅降費、優化營商環境。實際上，2013年以來，我國不斷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出臺了一系列支持實體經濟，特別是支持小微企業和科技創新型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以緩解企業的成本壓力，各地也不斷出臺優化營商環境的新舉措。2021年以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成本增速持續下降，到2023年僅為1.2%。但稅費只是企業綜合成本的一部分，降稅費并不能直接提高企業利潤率，更關鍵的問題是營業收入有沒有顯著提升。2021年以來，雖然營業成本增速下降，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增速持續下降，導致利潤率在2022、2023年出現了負增長。[13]有調查顯示，近年來我國營商環境指數持續向好。[14]但是，企業的投資意愿依然低迷，這表明即使營商環境不斷優化，只要預期利潤率得不到改善，企業依然不會投資。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減稅降費還是優化營商環境都會加重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盡管有學者提出可以通過發行長期國債置換地方債的方式來恢復地方政府活力，但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間終究有限，即使當前地方債存量被消化，如果未來仍不能建立起供需良性循環，居民收入和企業利潤就依然難以持續提高，僅靠地方政府支出來維系，依然會陷入地方財政困境。

第四種觀點認為應當大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萍紕撔聦洕鐣l展的支撐和引領作用日益增強，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對掌握新一輪全球科技競爭的戰略主動權、贏得國際競爭優勢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創新過程具有長期性和不確定性，需要長期持續的大規模投資和組織學習，在短期內無法形成可觀的回報，難以解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當前面臨的經營困難。并且，在企業利潤率較低的情況下持續進行大規模的研發，將進一步惡化企業的盈利能力。

以上幾種措施對促進經濟增長都有積極作用，但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并不能解決供給不適應需求的核心問題；若不建立起供需良性循環，刺激政策退場后也無法扭轉經濟下行的局面。從根本上來說，解決供給不適應需求的問題需要企業轉變大規模生產方式，適應需求的靈活變化。但由于大規模生產方式的固定資本投入巨大所帶來的巨大沉沒成本，以及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不足，轉變生產方式是一個艱難且漫長的過程。當前最緊迫的是改變企業經營困難的局面，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利潤、創造就業、增加收入，為提振有效需求提供支撐?？紤]到經濟循環是環環相扣的動態系統，刺激政策的資金投向應當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一是能在短期內拉動有效需求，解決企業面臨的實際困難；二是能在長期中創造出推動企業轉變生產方式的有利條件。結合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應當把刺激政策的資金主要投向鄉村空間的現代化建設。

當前最有效的刺激方向在投資鄉村空間

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擴展和重構地理空間是化解過剩產能、擴大有效需求、疏通經濟循環、恢復經濟增長的有效策略。以美國為例，二戰期間美國工業生產能力迅速擴張，短短幾年內光是飛機產量就增長了140多倍。[15]但隨著二戰結束，戰時工業品需求下降，美國出現了嚴重產能過剩，經濟循環面臨困難，必須為過剩的產能找到出口。美國政府通過擴展和重構地理空間，將歐洲和國內鄉村作為新的地緣投資空間。在國外實施“馬歇爾計劃”，通過對歐洲的戰后援助輸出過剩產能。在國內發展“郊區化”，通過修建高速公路、拓展和改造鄉村生產生活環境，把郊區打造為新型生活空間，滿足了家庭擁有“一座自有土地的、帶庭院的、4個臥室的獨戶住宅”的美國夢，創造出大量家用汽車等耐用品需求，基礎設施建設、住宅、汽車和耐用消費品等行業的迅速發展，在消化大量產能的同時，通過廣泛的產業關聯效應進一步帶動了整體經濟的增長。類似的，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標準化需求飽和以及國際市場競爭加劇，美國經濟循環再次受阻，發生了嚴重的滯脹危機。通過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納入世界生產體系，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優惠的政策和完備的工業體系轉移制造業環節，美國再次恢復了經濟活力。結合發達國家歷史經驗和中國的基本國情，當前疏通經濟循環的最優地理投資空間在鄉村。

首先，我國的有效投資項目沒有飽和，鄉村有廣闊空間。許多人認為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已經相當完善了，繼續投資基建不僅不能拉動增長，反而會帶來更大的問題。實際上，中國仍有相當多領域還有投資空間。[16]其中，鄉村既是巨大的消費市場，又是巨大的要素市場，但鄉村建設短板還有很多，投資空間巨大。浙江的“千萬工程”以農村新社區建設為重點，整治了農村人居環境，改變了農村“臟、亂、散、差”的普遍現象，帶動了鄉村產業、生態、文化、治理、民生等各方面的深刻變革，提供了鄉村空間現代化建設的成功范例。改革開放特別是21世紀以來，鄉村勞動力不斷流入東南沿海地區支撐了我國經濟發展，使東南沿海城市快速繁榮起來，并帶動周圍鄉村的發展，而中西部地區及其鄉村發展則較為落后，還有很大的投資空間和消費潛力。以地下管網建設為例，地下管網是保障城市高效運行的“生命線”，能夠滿足供水、排水、燃氣、熱力、電力、通信、廣播電視等各種現代化生產生活需要，卻幾乎未在我國鄉村布局，發展空間巨大。

其次，鄉村空間現代化建設具有巨大的乘數效應，能夠在化解產能過剩的同時推動相關產業鏈發展，促進國民收入加倍提高。全面推廣“千萬工程”的成功經驗，將鄉村空間現代化建設作為主要投資方向，以縣域為中心，推動鄉村生產生活條件現代化，強化農村生態治理，將不斷吸收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不僅不會加劇產能過剩，還能夠消化上游鋼鐵、水泥等產業的過剩產能，并提供更多就業和收入，進而拉動消費需求。在這個過程中幫助暢通工農城鄉循環，是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增強我國經濟韌性和戰略縱深的重要方面。據初步估算，若每年投資3萬億，將建成10萬公里地下管網，可用于13158平方公里建成區，相當于惠及130多個平均面積為100平方公里的小城鎮；還將帶動3000萬人就業，拉動GDP增長約6萬億，以2023年我國GDP規模計算，這將使經濟增速額外提高4.76個百分點。[17]如果考慮到建設工程的長期影響，推動幾億農民同步邁向全面現代化，會釋放巨大的創造動能和消費潛能，有助于構建國內的大規模消費市場，使生產、就業、收入同步增長，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最后，鄉村空間現代化將為產業轉移提供物質基礎，是企業轉變生產方式的必要條件。在鄉村建設現代化的生產生活空間，是吸引勞動力和現代生產要素流入的前提，也為企業入駐鄉村提供了物質保障，有助于形成初具規模的、現代分工的縣域經濟。地方政府應當做好縣域經濟發展規劃，協調發展生態產業、綠色農業，同時承接制造業產業轉移。2016年，浙江蔣村在騰退“低小散”企業、土地流轉歸集后，建起了高科技產業園，吸引高科技企業入駐，并以村集體為單位共同出資成立公司，投資園區的開發建設，每年從中獲得投資額10%的保底分紅，切實提高了農民收入。

鄉村空間現代化建設需要持續的大規模投資，那么數萬億的資金從何而來？今年以來，我國開始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支持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明年將繼續發行并進一步優化投向。如果能騰挪出一部分資金持續用于鄉村空間的現代化建設，釋放出的增長潛力將不可限量。然而，大規模的發債也引發是否會加重財政負擔、導致通貨膨脹、抽走市場流動性的擔憂。首先，長期和超長期特別國債有30—50年的騰挪空間，并且建設工程能夠創造出大量就業，提高收入，帶動內需，幫助企業恢復利潤，長期來看不會加重財政負擔。例如，1998年發行的30年期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在當年來看占到財政支出的25%，但放到今天來看已經不到1%。其次，在經濟下行、物價下降的情況下，生產資料價格較低，大規模發債也不會導致通貨膨脹。最后，只要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金融改革協調配合，就不會抽走市場流動性。如果財政部公開向市場發行超預期額度特別國債，確實可能會沖擊市場流動性。但從過去發行特別國債的經驗來看，我國主要采取定向發行的形式，由央行降準或額外投放資金等方式最終購買這些特別國債，對市場流動性影響較小。今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就提出，要充實貨幣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中逐步增加國債買賣。只要供需良性循環建立起來，經濟有規律地擴張，今天發行的貨幣就能夠在未來形成對應的價值，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不會威脅到金融體系的穩定。

除此之外，鄉村空間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化投資，必然涉及合村并居，需要依靠國家和政府的力量，進行頂層設計，并集中資源有序推進。要由國家鄉村振興局牽頭設計，各部門與各級政府通力合作，集中社會資源，以農村居民的利益為核心，遵循村莊演變發展規律，因地制宜、循序漸進地開展工作。同時，應當填補、充實和加強農村集體經濟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中村集體組織“統”的職能，在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下，發揮集體組織管理集體資產、開發集體資源、發展集體經濟、服務集體成員等作用。

發揮市場力量推動經濟重回擴張性增長軌道

鄉村空間現代化建設在化解產能過剩的同時，還將創造出有合理回報的投資需求和有收入支撐的消費需求，能夠在短期內幫助企業紓困，但地理空間擴展和重組始終建立在既定的企業生產方式上，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供給能力。從發達國家歷史經驗來看，經濟的持續增長依靠的是生產方式變革，重建供需良性循環。美國在戰后和20世紀90年代分別形成了大規模生產和全球生產網絡兩種典型生產方式，分別與當時的大規模標準化消費和個性化多樣化消費相匹配，才得以在地理空間擴展和重組后持續獲得經濟增長。在新的時代，企業的競爭優勢來自低成本地滿足消費者不斷變化的多樣化需求，新的生產方式必須將生產的大規模和品種的多樣化結合起來，這是現有的勞動密集型流水線工廠難以做到的。轉變生產方式必須以企業為主體，依靠市場力量推動，鄉村空間現代化建設就為企業變革生產方式提供了前提條件。

如果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鄉村空間現代化建設，會吸引更多農民工回鄉回土，這一方面將提高城市的勞動力成本（也就是提高居民收入），促使企業革新生產方式；另一方面也為縣域承接產業轉移創造條件，原來布局在核心城市的勞動密集型大規模生產企業可以加速向非核心城市和縣城轉移，有助于優化產業布局，促進縣域經濟發展。一旦在縣域有了一定規模的穩定的產業、人口和收入，就可以大力發展教育、醫療和住房等社會保障項目，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城鄉融合，滿足農村居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勞動密集型的制造環節向非核心地區疏解，為核心城市重點打造創新型領頭核心企業、構建數字化產業生態系統創造了條件。核心企業向數字化轉型，意味著剝離非核心的生產制造單元，簡化業務流程，使組織結構扁平化，以關鍵核心部件為科技創新的主攻方向，專注產品開發設計、關鍵部件創新、品牌經營和系統集成等附加值更高的環節。作為關鍵節點的專精特新企業則專注于某一子系統的研發和技術創新。領頭核心企業和專精特新企業布局在國內各城市群的中心和副中心城市，利用人才、金融等資源優勢形成創新中心，打造區域經濟核心增長極。同時，疏解到非核心地區的企業，可以繼續利用勞動力成本優勢采用大規模生產方式保證大批量生產。核心企業利用數字技術和數字平合，集成從產品設計到原材料供應、生產、批發、銷售等各項業務活動，并由物聯網平臺按需調度，與其他層次的企業協同生產，及時響應多樣的需求、多變的市場和頻繁的技術更新，實現生產的專業化和高效率，最終構建一個數字化產業生態系統。

新的數字化產業生態系統利用了我國城鄉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的特點，以國內為主體，很好地規避了美國主導的全球生產網絡的缺陷。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成的全球生產網絡雖然推動了經濟增長，但由于將制造環節外包到其他國家，大量曾經在大規模生產企業就業的美國工人失去了穩定的工作，或是轉向低端服務業就業，或是參與零工經濟，收入更低、就業極不穩定，導致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分化。不僅如此，由于本國核心企業外包了制造環節，只需進行供應鏈管理，釋放了大量原本用于固定資本投資的資金，這些資金轉向金融領域，加速了美國經濟的金融化。這些變化趨勢相疊加，最終造成美國經濟的增長和就業在空間上分離、實體和金融不平衡發展、利潤和工資不同步增長、財富不平等程度加劇。我國如果通過鄉村空間現代化建設，為制造環節向縣域轉移提供條件，為低技能勞動者提供免于國際逐底競爭的穩定就業，能夠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同時，專注研發創新的核心企業和專精特新企業能夠創造出大量中高收入就業崗位，促進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再上一個臺階。當前中國擁有4億中等收入群體，如果再造4億規模，經濟潛力不可限量。

在實際的生產方式轉型過程中，除了市場力量外，還要發揮政府的引領作用。各城市群要找準定位，主動開拓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各具特色的產業集群，建立產業體系新支柱。地方政府要根據當地定位，建設供應鏈配套的工業園區，打通城市群內部的物流交通網絡，積極為發展先進制造業或承接產業轉移提供財政支持和融資渠道。隨著國內數字化產業生態系統的建立，更高水平的供給體系能夠滿足國內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在保障就業的同時，提高了企業利潤，將大大改善居民收入分配，促進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形成更高水平的良性經濟循環。

結語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一直在30%以上，中國未來能否持續釋放經濟發展潛力，是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當前中國經濟雖然面臨挑戰，但只要抓住機遇，就有機會成為新時期的世界典范國家。要解決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就要充分利用“綠色”和“數字”兩個賽道，在短期內大量投資鄉村空間的現代化建設，改善鄉村人居環境，在廣闊的鄉村腹地創造出吸引人才、資源等各種生產要素聚集的新的生產生活空間，恢復企業的盈利能力；在長期中，利用數字技術促進企業生產方式轉型，以國內為主構建數字化產業生態系統，提升供給體系適應個性化多樣化需求的能力，在全社會建立起產品有市場、投資有回報、企業有利潤、員工有收入、政府有稅收的更高水平的良性循環。在這個過程中，生產、就業、收入同步增長，中等收入群體不斷壯大，貧富差距和區域差距不斷縮小，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為人類社會進步貢獻中國力量。

（文章來源于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