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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出現過兩個民營經濟，一個是作為中國近代化成果的民族工商業經濟，一個是改革開放以來從無到有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現代民營經濟。前后兩個民營經濟都是獨立的生命體，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一個迅速走向消亡，一個迅速成長壯大，其迥異的歷史命運卻能夠昭示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輝煌未來。

??[關鍵詞]民營經濟；改革開放；再生；發展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A

??中國民營經濟概念最早是毛澤東提出的。在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恢復過程中一度獲得良好的發展，但很快就隨著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運動而轉變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組成部分。改革開放后，中國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地產生、發展、不斷壯大，并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歷史過程中，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黨的經濟政策和民營經濟自身的強大生命力，決定了民營經濟的合法性地位、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變化，以及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歷史作用。

??一、新中國成立后民營經濟的迅速消亡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民營經濟狀況

??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但又“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革命勝利后，毛澤東認為，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將成為新中國的五種經濟成分之一，但這種經濟成分并不是可以無限制地發展，“就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來說，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這就是對私人資本主義利用和限制政策的來源。

??不過，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國民經濟恢復的需要，對各種經濟成分采取的政策是共同發展，而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是以利用為主。《共同綱領》規定：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在經營范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凡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并扶助其發展。

??1950年為了穩定經濟局勢和加快國民經濟恢復，中央政府實行了“統一財經”政策。在這一政策下民營經濟受到一定的限制，也遭到一定的打擊。當“統一財經”工作完成后，毛澤東提出“不要四面出擊”，“和資產階級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綱領》就成了一紙空文，政治上不利，經濟上也吃虧。‘不看僧面看佛面’，維持了私營工商業，第一維持了生產；第二維持了工人；第三工人還可以得些福利。當然中間也給資本家一定的利潤。但比較而言，目前發展私營工商業，與其說對資本家有利，不如說對工人有利，對人民有利”。[1]隨后，政府不僅實施了調整工商業政策，還頒布了《私營企業投資暫行條例》。可見，至此對資本主義私營工商業還是堅持利用政策。

??從利用轉向限制甚至打擊的政策的轉折點是1951年年底到1952年10月進行的“三反五反”運動。“三反運動”是針對共產黨內部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行為的，而“五反運動”才是針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由于在“三反運動”中暴露出許多不法資本家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的“五毒”行為，促使毛澤東下決心提前采取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的政策。1952年7月2日 《人民日報》社論指出，“三反五反”運動使全國氣象煥然一新，使我們有必要并有可能在新的基礎上來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以保證工商業的健全發展。但事實上，民營資本受到嚴重打擊。

??（二）三大改造以及民營經濟的徹底消亡

??1953年5月，李維漢向中央提交了名為《資本主義工商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這個報告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后經修改，形成題為《關于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文件。6月15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李維漢的報告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以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作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提了出來。此后，經數次研究和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作為黨的決策確定下來。

??黨在過渡時期有兩項互相聯系的基本任務，即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質，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經濟基礎。由于我國的工業化，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工業化，因此必須首先發展國營工業，并逐步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在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針指導下，第一步把私人資本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來，第二步逐步地變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為社會主義經濟。三大改造工作到1956年年底基本完成。至此，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轉變為公私合營經濟，傳統農業和手工業都通過合作化轉化為合作經濟。

??與此同時，我國的計劃經濟體制也逐步建立起來。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國家計劃的范圍較小，隨著三大改造運動的順利完成，國家計劃控制的范圍逐步擴大。而由于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使農產品這一傳統市場被納入國家計劃范圍，市場的活動空間進一步縮小。在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下，公私合營經濟、農業和手工業合作經濟基本上沒有自由活動的空間，因而喪失了民營經濟的性質。

??1958年，中國經濟出現“大躍進”。“大躍進”運動實質上就是國民經濟總動員，即通過發動各種經濟力量，集中各種經濟資源，盡快實現工業化和國民經濟的飛躍發展。為了動員各種經濟資源，必須將能夠動員的經濟力量都納入計劃經濟軌道。在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里，這種動員必然是將農民和農業資源集中起來，從而導致了人民公社化運動。而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所有制“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所謂“大”，就是將經濟規模通過集中而擴大，所謂“公”，就是以“平調”的方式集中資源。在人民公社化過程中，將含有合作性質的合作經濟轉為集體經濟。

??經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后，原有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轉變為公私合營經濟。在公私合營體制下，盡管企業已經沒有自主經營能力，但原有的企業主仍保有獲取定息的利益。這事實上是保留了私人資本主義的“尾巴”。這個“尾巴”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被割掉了。所以，公私合營企業完全成了國營企業。

??至此，中國只有少量個體經濟殘存。但是，這種個體經濟殘存，也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中被清掃。20世紀50年代中國就出現過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討論。60年代開始，中國意識形態領域流行“興無滅資”和“斗私批修”。70年代更出現了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和“割資本主義尾巴”運動，自留地、集市貿易、個體商販、個體手工業者，基本上都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到70年代后期，中國經濟成了純而又純的公有制經濟。然而，在這種純而又純的公有制經濟制度下，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出現大起和大落、低效和停滯。

??二、改革開放后民營經濟的重生和發展

??（一）改革開放后民營經濟的再生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我國工商業經濟完全實現了國有化，非公有經濟比重幾乎等于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黨和政府的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方針的指引下，采取了一系列具體措施，調整所有制結構。1981年，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和完善必須適應于生產力的狀況，有利于生產的發展。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基本的經濟形式，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必須實行適合于各種經濟成分的具體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這個決議正式提出了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補充的論點，成為我黨在所有制問題上的第一個突破。

??個體私營經濟的重新生長與兩個“偶然”事件相關聯。一個是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冒險實驗，掀起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大潮，由此導致了農村個體經濟的發展；另一個是解決下鄉知識青年返城就業問題，開啟了個體經營的先例，導致了城市個體經濟的發展。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鼓勵和支持勞動者個體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適當發展。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城鄉個體經濟發生分化，其中一部分通過規模化成長為私營企業并構成私營經濟的主體。但是私營企業的產生和發展，較之個體經濟要艱難得多，爭論也更多，從關于雇工的爭論，到姓“公”姓“私”的爭論，再到民營企業家“原罪”的爭論，一刻都沒有停息過。1987年黨的十三大指出，私營經濟與個體經濟一樣，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這才確定了私營經濟存在的合法性。同年6月，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這是繼1950年12月政務院通過的《私營企業投資暫行條例》后的第二個有關私營企業的專門法。從此，中國的私營企業才有了合法地位，自1989年開始有了登記的記錄。

??（二）民營經濟地位和作用的確定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發表后，中國民營經濟發展駛入了快車道，并真正融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提出“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存在和發展”。黨的十四大以后，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的《關于經濟類型劃分的暫行規定》，將我國經濟分為以下九種類型：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私營經濟，個體經濟，聯營經濟，股份制經濟，外商投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其他經濟。1993年6月國家科委、國家體改委發布的《關于大力發展民營科技型企業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民營科技型企業是相對國有國營而言的，它不僅包括以科技人員為主體創辦的實行集體經濟、合作經濟、股份制經濟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民辦科技機構，而且包括由國有科研院所、大專院校、大中型企業創辦的國有民營的科技型企業。”這是改革開放后“民營企業”的最早提出。1995年5月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中正式使用了民營企業的概念。

??股份制是民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突破。這是因為股份制以其制度的包容性可以將國有資本和私人資本結合在一起，用資本消除了“國有”和“私有”的身份差別，同時又保持了各自的歸屬。不僅如此，股份制還可以將社會各個方面的資源組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有生命的“法人”，但又不改變初始資本的各自權屬。隨著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出現大規模“國退民進”，民營經濟在此期間獲得長足發展，并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發揮著重要作用。經濟組織的性質已不是“公有”或“私有”兩個概念所能概括，為了與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相區別，這就產生了“非公有制經濟”概念。1997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將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確立下來，并且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和作用，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要繼續鼓勵、引導個體、私營和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以達到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充分利用社會資源，發展生產力，擴大就業的目的。2004年新憲法不僅規定“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明確要“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即保護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通過自己的合法經營和正當途徑創造和獲得的私人財產。2007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一次以國家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對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給予平等保護，這成為民營經濟發展的法律基礎和制度保障。根據黨的十五大精神，1998年9月，國家統計局制定了《關于統計上劃分經濟成分的規定》，將我國經濟成分劃分為兩大類別，共五種成分類型。第一大類為公有經濟，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兩種成分類型；第二大類為非公有經濟，包括私有經濟、港澳臺經濟、外商經濟三種成分類型。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民營經濟的成長

??在民營經濟重生和發展的同時，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發生著變化，市場環境也在不斷地改善。最初的突破是確定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里的商品經濟事實上是市場經濟的早期概念，而在具體操作方面則采取“雙軌制”。所謂“雙軌制”就是在計劃經濟單軌之外加一條市場軌道。這就產生了“計劃外項目”、“計劃外物質”、“計劃外價格”等，從而打破了鐵板一塊的計劃經濟，產生了“市場”。伴隨著計劃與市場問題的爭論，市場在擴大著，而計劃在縮小著。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更明確提出“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改革戰略，要求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從1994年開始，中國在財稅、金融、外匯管理、企業制度、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到20世紀末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相應體系的建設。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各種所有制經濟需平等競爭和相互促進。但事實上，對于民營經濟的各種市場準入障礙大量存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2005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非公經濟36條”），提出要貫徹平等準入、公平待遇原則，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若干意見》明確規定了進一步放寬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準入，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稅金融支持，完善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社會服務，維護非公有制企業和職工的合法權益，積極引導非公有制企業提高自身素質，改進政府對非公有制企業的監管，加強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指導和政策協調等措施。《若干意見》的出臺，對于進一步消除影響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作用。隨著“非公經濟36條”以及一系列保障和鼓勵民營經濟的行業性政策法規的相繼出臺，民營經濟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良好發展環境，民營企業開始向原來被國有經濟壟斷的經濟領域進軍，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到2010年又有“新非公經濟36條”出臺，在原有基礎上又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據國家工商局統計，2009年6月，我國私營企業數為692萬戶，注冊資本12.8萬億元，投資者人數1578萬人，全部從業人員7200萬人；個體戶數量為3063萬戶，注冊資金9851億元，從業人員6099萬人。2008年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19.21萬戶，資產總額6.3萬億元，戶均3280萬元，凈資產2.6萬億元，戶均1353萬元。2008年中國企業500強中，聯想、海爾、沙鋼、國美、華為五家民營企業以總銷售收入1462億元、1182億元、1155億元、1023億元和920億元，分別排名第28、34、36、44和49位。不論是在與廣大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民生部門，還是在有關國民經濟發展的戰略產業中，民營經濟都占據著重要地位，發揮著重要作用。2007年，除國有及國有控股經濟以外的廣義民營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已達65%，其中個體私營經濟已經占到40%；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量部分，70%～80%來源于民營經濟。2006年年底，浙江省非公有制經濟占全省社會經濟總量的比重已高達90％以上，重慶市超過50％；2007年，四川省內資民營經濟在GDP中的比重為50％，如果計入外資和港澳臺投資經濟，早在“十五”期末這一比重就占到了65％。就全國而言，全部非公有制經濟已占國民經濟的一半以上，占GDP增量的2/3。[2]

??三、混合所有制與民營經濟發展的新機遇

??（一）民營經濟發展與市場準入“玻璃門”

??盡管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在經濟增長、科技進步、群眾就業、以及稅收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是，民營經濟發展仍存在許多制度和政策方面的障礙，包括“有形的”和“無形的”障礙。其中最難以突破的就是市場準入方面的障礙，也就是說不少部門和行業對于民營企業來說是“禁入”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2010年5月13日，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新36條”。“新36條”明確提出，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交通電信能源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國防科技工業、保障性住房建設等領域，興辦金融機構，投資商貿流通產業，參與發展文化、教育、體育、醫療和社會福利事業。此后，政府各部門都相應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這就給民營經濟發展開放了更大的空間。

??“新36條”以及政府各部門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從制度和政策上解決了民營經濟發展的“準入”問題。但是在實際發展過程中仍面臨著各種“無形的”障礙。這是因為，一方面，政府部門對于民營經濟仍存有“偏見”，制度與政策雖然開放了，但具體執行起來卻仍然縮手縮腳，對國企和民企仍實行著“差別待遇”。另一方面，民營企業進入原來由國企壟斷的部門和行業，必然與國企構成一定程度的競爭，國企從自身利益出發也必然采取各種“競爭措施”來阻撓民企進入。所以說，制約民營企業市場準入的“有形之門”撤除了，卻仍然被擋在“玻璃門”之外。可見，民營經濟發展的“市場準入”問題，并不是頒發一些政策性文件就可以得到解決的，更需要具體的實施手段。

??（二）混合所有制為民營經濟拓展了更大空間

??民營企業市場準入問題的重大突破，是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2013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提出：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依法監管各種所有制經濟。《決定》提出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決定》提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決定》提出：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決定》提出：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鼓勵有條件的私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于民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大大提升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這對于解決長期以來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各種有形的無形的、制度的和非制度各種障礙的消除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標志著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新的階段。2015年9月24日，國務院印發《關于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意見》作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的配套文件，明確了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總體要求、核心思路、配套措施，并對組織實施提出具體安排。鼓勵非公有資本參與國企混改，有序吸引外資參與國企混改，鼓勵國有資本多種方式入股非國有企業；分類、分層推進國企混改；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改革，開展放開競爭性業務、推進混改試點示范。此后，在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設立的基本框架下，政府各部門為落實混合所有制發展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同時，各類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或通過政府牽頭或通過自主選擇，開展了混合所有制發展的實踐。盡管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仍然存在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有形無形的障礙，但在多方努力之下，還是逐步推進著，并且取得一些重要的突破性進展。

??2017年8月20日，中國聯通公布了混改方案。此次混改中，中國聯通擬通過非公開發行募集資金不超過約617.25億元，擬通過聯通BVI公司以認購聯通紅籌公司配售、供股股份等方式最終投入聯通運營公司，由聯通運營公司用于“4G能力提升項目”，“5G組網技術驗證項目”和“創新業務建設項目”，這些項目的開展將有助于提升公司核心業務競爭力。參與混改的9家戰略投資者，既有財力雄厚的保險、基金等金融機構，更有在互聯網經濟中處于領先地位的民營互聯網企業，這些互聯網企業也能夠借助中國聯通的既有市場資源，拓展業務邊界。中國聯通作為我國信息通信產業的壟斷巨頭，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為其他各個部門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樣板，其重大意義和帶動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此后，一些傳統上國有企業壟斷部門也出現一系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案例，并且進一步推動了其他非壟斷性行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混合所有制改革過程中，民營企業進入了過去“禁入”的行業，獲得了過去可望而不可及的壟斷利潤，事實上是打破了傳統的行業壟斷，引進了競爭，提高了行業效率。另一方面，國有企業也從壟斷角色轉換為競爭角色，吸收了民營企業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模式，提高了經營效率。

??（三）民營經濟發展迎來了新時代

??民營經濟發展迎來了新的機遇，但也面臨新的挑戰。民營經濟解決了市場準入問題，不僅與國有經濟站在平等的競爭地位之上，也同樣承擔著國民經濟發展的戰略性任務，面對著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競爭的考驗。為了進一步明確和增強民營經濟的地位，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指出：有恒產者有恒心，經濟主體財產權的有效保障和實現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共同履行社會責任；對涉及重大財產處置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民營企業和投資人違法申訴案件依法甄別，確屬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的錯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糾正并賠償當事人的損失。嚴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舊法之間從舊兼從輕等原則，以發展眼光客觀看待和依法妥善處理改革開放以來各類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不規范問題。這是我國首次以中央名義出臺產權保護的頂層設計，不僅提出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還對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不規范經營問題提出“不溯及既往”原則。這是我國民營經濟政策的歷史性突破，對未來經濟長期穩健運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017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在新時代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此后，國家各部門相繼出臺了民營經濟發展的具體措施。2017年11月20日，工信部、發改委、證監會等16部門聯合印發《關于發揮民間投資作用 推進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的指導意見》，針對近年來制造業民間投資增速放緩、活力不強的局面，提出了八項提升民營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主要任務，鼓勵支持制造業民營企業提升創新發展能力、兩化融合水平、工業基礎能力和質量品牌水平，推動綠色制造升級、產業結構布局優化、服務化轉型以及國際化發展，指出了民營企業轉型升級的方向任務和工作措施；五個方面的保障措施，包括改善制度供給，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健全人才激勵體系，提升企業管理水平，加大財稅支持力度以及創新金融支持方式，全方位提升對民營企業的服務水平，推動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促進制造業民營企業持續健康發展。可以說，十九大以后，中國民營經濟發展迎來了新時代。

??總體來看，我國民營經濟的曲折歷程，呈現了一個“U”形發展軌跡。以1978年改革開放為分界，前30年，以民族資本為代表的工商業和其他個體私營經濟逐漸走向衰落并最終消亡；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民營經濟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脫胎而生并成長壯大。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國民營經濟已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既面臨重大機遇，又面臨嚴峻挑戰，挑戰中又孕育著新的發展機遇。如果說，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民營經濟處于創業階段，解決的是快速發展問題，依靠的主要是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以后的中國民營經濟則進入新的創業階段，解決的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問題。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民營經濟必然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和支柱，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對于中華民族復興大業必然發揮重要的歷史作用。

??參考文獻

??[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01,102.

??[2] 黃孟復主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No.5（2007－2008）[R].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41-42.

（責任編輯：年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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