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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的六個基本特征是階段性增長、質量與效益型增長、創新驅動型增長、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型增長、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增長、環境友好型與資源節約型增長。本文以理論與實踐結合為基礎論證新常態下我國經濟能夠實現7%左右中高速增長的六個依據是我國仍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工業化中后期階段、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階段、“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和全面深化改革期，這些都為新常態下實現 我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也揭示了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經濟增長的前景。

關鍵詞：新常態；中高速增長；基本特征；主要依據

我國經濟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至2011年的33年中，年平均增長速度高達9.8%，一直處于持續的高速增長中。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減速為 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這種減速，不是偶然發生的，也不是一時的減速，而是將有可能持續十多年的狀態。所以，把我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稱之為經濟增長的新常態。

一、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特征

我國經濟從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高速增長轉變為今后10多年的中高速增長，符合經濟增長規律、三次產業演進規律和我國的實際情況。為了正確認識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常態，更好地適應新常態，積極地引領新常態，就要把握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特征。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

（一）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具有階段性

首先，從根本上說，經濟增長的階段性是由其內在條件決定的。因此，先從拉動經濟增長的內需即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進行分析。
從投資需求看，改革開放以來，傳統產業的投資相對飽和，而基礎設施投資，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的投資和“互聯網+”的投資則潛力巨大。這種投資內容的變化，是形成經濟增長階段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消費需求看，進入新常態以來，隨著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由溫飽不足到小康的飛躍，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提高到 2013年的26 955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13年的8896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分別增長了11.3倍和11.9倍。相應 地，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由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3年的35%和37.7%。[1]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使消費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2012年和2013年，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55.1%和50%，2014年上半年，進一步上升至54.4%。[2]與此相適應，過去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費階段基本結束，而個性化和多樣化的消費成為主流，追求產品的質量、安全和綠色消費，滿足新的消費需求的產品比重日益擴大，這是形成我國經濟增長階段性的另一個原因。
　　   其次，經濟增長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從主要靠要素投入向主要靠技術進步轉變，是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長實現的。進入新常態以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與環境的承載能力有限，再靠強化要素投入實現高速增長已難以為繼，而 必須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之路，這也使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顯現出階段性。
再次，我國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經濟總量不大，經濟增長的基數較小，每增長1%的絕對量很少，經濟增長潛力較大，因此容易實現高速增長。1978年， 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645.2億元，每增長1%的絕對量為36億元；201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56.88萬億元，每增長1%的絕對量為5688億 元，是1978年的158倍。因此，當我國進入新常態，經濟總量龐大以后，每增長1%的難度要比以前多大得多，相應地，經濟增長潛力就相對變小了。據測算，我國經濟增長潛力在進入新常態前為10%左右，“十二五”時期為7%～8%左右，[3]這也是我國經濟增長形成階段性，從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最后，國際經驗證明，部分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在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后，都經歷了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的轉變。例如，1959～1969年日本年平均經濟增長 速度為10.4%，而1969～1979年年平均經濟增長速度降低為6.3%；1978～1988年韓國年平均經濟增長速度為10%，1988～1998 年年平均經濟增長速度降低為7.6%。[4]
　　   （二）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是質量與效益型增長
　　   在新常態下，雖然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從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增長，但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卻會提高。在新常態下，應著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由粗放型增長轉變為集約型增長。應該看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了30多年高速增長的巨大成就，但為取得這種高速增長而付出的代價，如結構失衡、產能過剩、效益低下、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等卻不容忽視。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12年進行的預測表明，20世紀80～90年 代，我國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帶來的經濟損失約相當于GDP的8%。2005年以來，這一數字雖有所下降，但至2011年仍然高達4%左右。如果扣除生態退 化和環境污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我國的實際經濟增長速度只有5%左右。[5]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增量資本產出比經 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1995年，平均為2.3；第二階段是1996～2011年，平均為3.5。第二階段比第一階段上升了52.2%，增 量資本的投入產出效益下降了一半。同時，與處于相同階段的發達國家相比，目前我國的增量資本產出比明顯偏高。例如，日本在20世紀50～70年代，其增量資本產出比基本上維持在2的水平上，此后呈現下降趨勢，這表明日本增量資本產出比的經濟效益比我國高50%以上。[6]
　　   （三）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是創新驅動型增長
　　   在新常態下，為提高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必須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使我國的經濟增長成為創新驅動型增長。黨的十八大總結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經驗，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了把這一發展戰略落到實處，中央又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理念。國際經驗表明，現代經濟增長主要是靠科技進 步取得的。目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中，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0%左右。可見，創新驅動型增長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必由之路。長期以 來，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相當于GDP一半的高投資及接近GDP10%的凈出口支撐的，[7]這就使得我國的經濟增長成本位居世界前列。因此，在新常態下我國的經濟增長必須從要素投入型增長轉變為創新驅動型增長。
　　   工業對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工業是創新成果最多的領域。只有不斷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把工業的發展轉移到創新驅動的軌道上來，使我國的工業產品從全球價值鏈的低端轉向中高端，才能實現質量與效益型增長。為了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就要走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 路，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強化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著力提高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能力，著力提高科技成果的轉化能力。
  　　（四）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是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型增長
　　   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增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就要不斷地進行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截至2013年，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是：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為10.01%，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為43.89%，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為46.1%。[8]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概括地說，就是加強第一產業，提高第二產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所謂加強第一產業，就是要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使農產品在數量、品種、質量方面都能與全國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需要相適應，與國民經濟加快發展的需要相適應。為此，就要保障糧食安全，把我國的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穩定在1萬億斤，相應地，就要守住18億畝耕地這一紅線。
　　   所謂提高第二產業，就是要積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振興裝備制造業，著力淘汰過剩的和落后的產能。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對經濟社會全局和長遠發展具有重大引領帶動作用的產業，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具有重要意義。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要以科技創新為核心，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充分利用國際國內 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其快速發展。為了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國家制定和實施了《“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到2015年，戰略性新 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達到8%左右；到2020年，力爭使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其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 的比重達到15%。[9]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裝備制造業發展很快，2011年我國制造業的規模已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位，并已形 成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但目前我國只是世界制造業大國，還不是制造業強國，制造業仍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產能過剩問題十分突出。因此，優化產業結構，必須認真解決產能過剩問題，推動我國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
　　   所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就是要解決我國服務業發展滯后的問題。2013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6.1%，不僅低于高收入國家的服務業比重（平均為72.5%），而且低于中等收入國家的服務業比重（平均為53%）；[10]我 國服務業的內部結構也不盡合理，生產性服務業如金融保險、咨詢、技術服務等行業規模過小，所占比重過低。因此，優化產業結構就要大力發展服務業，使服務業的規模和結構與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對服務業的需求相適應，尤其要積極發展金融保險、信息網絡、計算機軟件和科研技術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發揮金融在經濟發展 中的核心作用，使其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
　　   （五）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是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增長
　　   1978～2011年，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經濟增長是以工業為主導的增長。1978年，第二產業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62.3%，第三產業的 貢獻率只有27.7%。2013年，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23.9%上升到46.1%，對拉動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 48.2%，首次超過第二產業46.5%的貢獻率。[11]也就是說，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開始了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增長。 唯因如此，在目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條件下，每年我國的新增就業總量才能高達1300余萬人，比此前以工業為主導的增長時期每年新增就業量還多出 300余萬人，其原因就在于服務業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吸納的就業人數較多。今后，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和服務業的就業比重都將向著 70%以上的目標逐步提高，成為新常態下促進經濟增長和吸納就業的第一大產業。這是服務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六）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是環境友好型與資源節約型增長
　　   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為取得高速增長在資源與環境方面付出巨大代價。20世紀80～90年代，我國單是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就相當于 GDP的8%。2004年，按當時匯率計算，我國GDP占世界GDP的4%，但卻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電力、19%的鋁、20%的銅和31%的 煤炭。[12]根據2005年初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最新“環境可持續指數”，我國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居第133位。[13]進入新常態，資源與環境約束強化，這就要求今后我國的經濟增長必須向綠色、低碳、循環轉變，花大力氣建設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使我國新常態下的中高速增長成為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增長。
　　   二、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的前景
　　   我國經濟學界對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前景，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難以實現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只能實現6%左右甚至更低一點的增長；另一種意見則認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是可以實現的。作者同意后一種意見。
應當說，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實現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從必要性來說，按照國家確定的發展目標，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要求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年平增長率達到7%左右。從可能性來說，進入新常態，我國的潛在增長率預計可達到7.6%左右。[14]具體地說，在新常態條件下，我國之所以能夠實現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其理由和根據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我國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戰略機遇期為我國在新常態下實現中高速增長提供了有利的國際與國內條件。
　　   從國際機遇看，主要是：國際形勢總體穩定，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的方向發展，從而有利于我國爭取較長時間的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經濟。
從國內機遇看，經過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與建設，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全方位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與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和共贏正在深化，國內外需求潛力巨大，全面深化改革必將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些都會有力地促進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
　　   第二，我國正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一方面，我國已經建成了獨立完整、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這就為實現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奠定了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另一方面，為了最終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任務，在新常態下必將繼續進行各方面的投資建設，由此引致的強勁的投資需求將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 要因素。
　　   第三，我國正處在城鎮化的加速發展階段。城鎮化是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的自然歷史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人口從1978年的 1.72億人增加到2013年的7.31億人，城鎮化率由17.92%提高到53.73%，平均每年提高1.02個百分點；城鎮數量從193個增加到 658個，建制鎮從2173個增加到20 113個。[15]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就業，促進了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對我國30多年來的高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國的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為了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我國制定和實施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這是一條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與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發展的城鎮化道 路，即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與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互相協調，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化的城鎮化道路。按照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目標，今后一個時期，要著重解決好“三個1億人”的問題，即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 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16]到2020年，我國的城鎮人口預期將達到8.5億人左右。[17]
從上述我國新型城鎮化道路與發展目標中可以看出，城鎮化對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四化同步”發展的城鎮化道路，由于能更好地發揮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化的作用，所以必將有利于促進工業和農業，城市與鄉村的發展。
　　   二是“三個1億人”問題的解決，使轉移到城鎮的農民真正轉變為市民，從而必將使他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顯著提高，消費需求的強勁增長必將會拉動經濟快速發展。
　　   三是“三個1億人”落戶城鎮，必將促進城鎮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住房建設和相關產業的發展，這種強勁的投資需求也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
　　   第四，區域協調發展將會促進經濟的較快增長。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取得了高速增長的成就，同時也存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區域發展中尤為明顯。為了促進區域的協調發展，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的基礎上，先后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重大發展戰略，大大激發了區域經濟的活力。區域經濟發展的協調性日益增強，有力地支撐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目前，四大區域的 發展狀況可概述如下：
首先，擁有2億人口的東部沿海地區，經濟技術基礎好，地理條件優越，積極引進國外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率先實現經濟快速發展。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地區的經濟總量超過全國的40%，[18]發揮引領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其次，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使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經濟實力和自我發展能力明顯增強。
　　   再次，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12年來，煥發出蓬勃生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綜合經濟實力大為增強，資源型城市經濟的轉型取得新進展。2003～2013年，東北三省的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2.7%。
最后，中部地區崛起戰略實施以來，經濟發展加快，總體實力進一步增強，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現代裝備制造和高技術產業基地以及綜合交通運輸樞紐（“三基地、一樞紐”）的建設加快，產業結構得到優化，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初見成效。
　　   綜上所述，四大區域對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四大區域各自經濟實力和活力的增強，必將有力地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二是到目前為止，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四大區域仍存在明顯的發展差距。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東部地區人均GDP為55 722元，中部地區為32427元，西部地區為31 357元，東北地區為46 024元，[③]若 以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中部地區為0.56，西部地區為0.54，東北地區為0.8，隨著區域間協調發展的推進，區域差距將轉化為經濟增長的潛力，中 西部地區的快速發展將為國民經濟的增長貢獻更大的份額。1978～2005年，東部地區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速度比中部地區快1.9個百分點，比西部地區快 2.1個百分點，比東北地區快3.1個百分點。2007年，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高達14.6%，首次超過東部地區14.4%的增長速度。2008年，中 西部和東北地區的經濟增長全面加速，西部地區的生產總值增長12.4%，東北地區的生產總值增長13.3%，中部地區的生產總值增長12.1%，均超過東 部地區11.1%的增長速度。[19]2008～2013年，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增長速度連續6年超過東部地區，扭轉了長期以來區域經濟增長“東快西慢”的格局，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這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進程中重大的歷史性變化。
　　   第五，“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將為我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提供持久的動力。2013年9月10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訪問期間，提出“絲綢 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大戰略構想，簡稱“一帶一路”戰略。2015年3月28日，經國務院授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這標志著“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已進入實施階段。“一帶一路”的戰略構 想，惠及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和歐洲沿線各國，覆蓋60多個國家，涉及50億人口，影響重大，意義深遠。就我國國內而言，“一帶一路”核心區域 有16個省份。其中，“絲綢之路經濟帶”包括新疆、青海、甘肅、陜西、寧夏等西北5個省份，重慶、四川、廣西、云南等西南4個省市，以及新擴圍的內蒙 古；“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包括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海南等東部沿海5個省份，以及新擴圍的山東省。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對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盤活國內生產要素，為資本、勞動力、技術、信息、服務等生產要素的通暢流動創造條件。二是優化區域經濟空間格局，更好地挖掘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潛力，促進中西部地區更快地發展。三是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為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拓 展更為廣闊的空間。“一帶一路”東起勢頭強勁的東亞經濟圈，西到發達的歐洲經濟圈，連接起一條橫貫東西的巨型經濟帶，從而更好地促進世界各國合作共贏、共同發展。
　　   第六，黨的十八大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將為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增長提供不竭動力。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這兩對基本矛盾的存在，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斷改革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是要改革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 某些方面，政治體制改革是要改革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上層建筑的某些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將會促進這兩對基本矛盾相適應，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而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不竭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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