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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作為國家級高端智囊團，有哪些創新性的制度建立？相比世界上一流的智庫，我們的差距在哪里？ 在經濟領域，未來的減稅空間還有多大？下一步防控金融風險的著力點應在哪？鳳凰網《政對面》第20期對話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智庫工作主管校領導劉元春。

以下是《政對面》對話劉元春實錄精編：

政對面：2018年是人大國發院建立五周年，您作為首任執行院長，如何看待這五年來人大國發院走過的關鍵歷程？而且作為國家級的智庫，國發院的未來發展有什么規劃？

劉元春：我們國發院是2013年6月建立的，初衷是要整合人民大學的學科資源，建立一個跨學院、跨學科的研究平臺。這個研究平臺很重要的導向是響應習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建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號召。國家的謀篇布局非常重要，因此人民大學就根據這個號召進行了一些落地性的設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是我們在十年智庫規劃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我們經過2013年6月份的籌建，組建整個專報系統，構建智庫轉化平臺、生產平臺、推廣平臺以及公共外交平臺等，使它擁有了一個現代化智庫的基本雛形。

經過2013年和2014年的建設，在2015年12月我們成功入選了首批國家高端智庫。這個入選對于國發院的發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因為它意味著我們真正進入了國家咨詢和政府咨詢的最高平臺。利用這個平臺，我們能夠跟中辦、國辦以及九家決策機構，通過高端智庫理事會以及我們的專報體系，建立與政策需求對接的體系。這個體系建設對于智庫來說，是它的生命線。

為了滿足新型智庫的要求，我們也進行了一系列的創新。這些創新全面理順了我們的機制體制，也全面改變了傳統研究所的格局，使它能夠按照智庫運行規律來做事。比如我們建立了基金制，改變了過去做課題的資金供應模式。成果購買制改變了需要花費兩三年做一個課題的傳統科研模式。這些體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使國發院真正脫胎換骨，成為國家能夠信任和依靠的高端智庫。

我們圍繞著國家所急需解決的一些戰略性問題、政策性問題和思想上的問題，進行了大量的智庫研究、智庫報送和智庫宣傳，起到了資政啟民，引領社會和引領公共外交的作用。

未來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目標是進一步建立起整套的、“頂天立地”的智庫生產體系。一方面進一步與國家的決策機構進行供需對接，另一方面我們要真正的對基層創新和基層實踐進行全面研究，使我們能夠真正的扎根中國大地，扎根實踐來提出問題、提出思路、提出戰略和提出方案。在中間層，我們要進一步地利用人民大學這些類別齊全、實力雄厚的學科資源和研究基礎，讓“立地”和“頂天”能夠很好的對接，真正展現我們高端智庫的中國特色和高校特色。

當然這個目標是隨著中華民族的崛起，隨著人類命運共同體進一步構建的。人大國發院必須成為世界一流的智庫，要在世界上有話語權，要在世界智庫體系里有影響力，能夠為世界的發展，為國際問題的治理和社會進步提出戰略性的思路和解決方案，所以成為世界一流智庫是我們的核心目標。

政對面：你剛剛談到設立了基金制，還有成果購買制等一系列創新。你覺得這些舉措是否能夠更好地激發智庫活力，同時激發智庫人員在對于智力貢獻和整個調研報告的創新的活力呢？

劉元春：智庫的核心是智。不少學者批評，我們現在很多地方是“有庫無智”，搭臺多，唱戲少，我們要改變這樣種狀況。那么如何能使一些有思想、有學術、有實踐經驗和執政經驗的人才進入我們的智庫平臺，從而為國家提供所急需的戰略和對策，在解決這個問題上我們主要做了兩方面的工作。

第一，建立中國特色的“旋轉門”。首先是篩選一些在大學里有大量學術積淀和社會調研基礎的學者進入我們的智庫，讓他們按照國家急需解決的問題進行對策性的研究。我們這個“旋轉門”是讓他們能進去，同時還能夠動態調整。其次是我們通過建立智庫研究員的體系，使在國家機構有從政經驗的中高級干部全職入駐到國發院來。目前我們有三位在各個單位里擔任局級干部的學者型領導全職入駐我們的國發院，成為我們的研究員。再次，是我們要從國際上吸引一批有執政經驗，有公共外交經驗，有學術基礎的政府官員或者社會名流進入我們的智庫體系。目前，我們已經聘請了幾十位國際政要和社會名流進入我們的國發院做兼職研究員。

第二個很重要的創新是我們建立了一個能夠讓大家愿意咨政的內部激勵體系。以往很多有著強烈的家國情懷的學者希望能夠報國，但是如果沒有一套激勵體系，他們的行為就難以持續。所以我們在人民大學里面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來建立這種激勵體系。第一個改革是我們將智庫成果納入到科研考評體系里，承認智庫研究是我們大學科研活動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第二個很重要的是建立成果購買制，我們能夠按照不同的類型，購買學者跟國家提出的短平快的政策建議和戰略性的建議。第三個是通過建立基金制，解決我們傳統財政資金在資助智庫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問題。比如我們把一些社會捐贈，通過委托理財，把其中的基金收益拿來運轉我們的智庫，使智庫的基金有了永續化的基礎，同時也保證了資金在公共外交、人員費用和勞務費用上的靈活運用。

因此這些激勵體系的建立，一方面在精神上肯定了智庫人員的價值；另一方面在物資上也給予全面的獎勵，這兩個方面的結合保證了我們高端智庫高質量成果的產出。

政對面：你剛剛談到一個重點是國家級的智庫要發揮“頂天立地”的作用。那智庫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夠左右一個決策的出臺和最終的執行？

劉元春：智庫首先要“頂天”，就要與決策層思考有一個很好的供需對接，才能夠真正的把握我們這個時代的脈搏和問題，然后給出答案。但資政一定要有敬畏心和理想性，如果說決策層采納了我們的諫言，但我們的諫言沒有經過扎實的社會調研、理論思考和學術研究，是沒有科學性的，不僅沒有起到服務政府、服務社會的作用，反而把政府和社會誤導了。因此扎實的學術研究，扎實的基層調研和社會實踐就非常重要，我們目前建立了幾大支撐體系：

第一個大的支撐體系是我們專門有一個社會數據調查系統，這個系統在全國有2000個抽樣點。我們也有專門的電話調查系統、案例中心和千人百村的社會實踐。這樣能保證我們得到一手數據，也能保證數據的真實性。

第二個也是很重要的創新，就是我們的高端智庫在基層建立了專門的觀測點。例如在宜賓、青島、深圳、河南等建立了分院。我們要求一些教師和智庫研究員要到這些地方蹲點，帶著他們的問題去考察基層。比如我們現有的政策如何在基層落地？我們的政策構思能不能在基層得到很好的運行？基層的問題到底是什么？等等。

由此，我們的高端智庫架起了聯系基層和上層決策之間的橋梁，這個橋梁具有獨立性，以國家和民族發展為最基本的價值導向。因此，智庫要跟黨和國家提出真問題、真經驗和真思路，為黨、國家和民族進行服務。

我們這樣的高校智庫有著價值中立性和價值獨立性。所以在真正做到“頂天立地”時，就可以拋棄很多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真實地反映情況，給出具有科學性的戰略方案和政策舉措。高端智庫在高校落地是有戰略意義的，它會突破傳統政府型智庫的一系列問題，同時也能夠擺脫民間智庫價值導向中信不過、靠不住的一些疑慮。

政對面：相比世界上一流的智庫來說，你認為目前中國的國家級智庫的差距在哪里？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劉元春：最關鍵的是要進行機制體制的創新，使有智慧的人能夠聚集在智庫平臺并發揮他們的作用。目前來講智庫的科學性還不夠，他們的信息來源非常有限，因為一些真正有學術涵養，有執政經驗，又有情懷的人沒被吸引到這個平臺上。原因是一些機制體制對他們產生了約束，比如一些學者可能要出國，還有經費支持的問題也存在很多限制性。一些政府型的智庫很難獨立，他們往往是按照長官意志來進行研究的，這也是為什么黨中央和國務院所提供的一些報告往往帶有一些部門的利益和偏見。

所以目前我們智庫的發展理念是，第一，國家基礎信息和基礎數據如何與高端智庫進行全面共享，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它的人才激勵體系能不能不拘一格來進行全面的改革；第三，要從根本上改變目前智庫一擁而上的狀況，因為不是任何機構都能夠成為智庫的。

在總書記提出建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這6年來，智庫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智庫整體的生產體系還不完備，它的支撐體系還存在非常多欠缺。當然，像歐美這些國家的很多智庫已經建立了一百多年，所以我們還需要時間，要按照正確的方向和指引，一步步建設中國特色的高端智庫。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作為國家級高端智囊團，有哪些創新性的制度建立？相比世界上一流的智庫，我們的差距在哪里？ 在經濟領域，未來的減稅空間還有多大？下一步防控金融風險的著力點應在哪？鳳凰網《政對面》第20期對話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智庫工作主管校領導劉元春。

政對面：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大家可能經常提的一句話是強調“把改革進行到底”。那什么才是這個“底”？是解決改革之前遺留的一系列問題？還是主要在改40年改革當中出現的新問題？

劉元春：按照總書記的指示和十九大精神，我們的改革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建立現代化的治理體系，使中國的治理體系現代化。所以我們的“底”，就是指在制度上要現代化，治理體系要建立，并且治理體系也要協調。

當然，制度永遠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特別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我們的經濟制度要隨著技術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做出一系列的調整，所以它永遠是一個矛盾的過程。我們不僅要面對過去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沒有改革的一些硬骨頭，同時還要面對在改革中不斷涌現的新問題。改革無止境，但改革中也有一些階段性的任務。比如我們從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那么在未來一段時間就要進行攻堅克難，全面啟動第二階段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這個要聚焦到一個基礎性問題，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改革的核心依然是經濟體制改革，而經濟體制改革的是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然而政府與市場之間關系的核心不在于市場本身的改革，而在于政府的改革。我們要在進一步放管服的過程中對政府的權力進行重構，使市場的空間得到拓展，在拓展中進一步地完善。實際上十八大以來，總書記的改革思想和改革理念已經很明確了。政府的職能必須再定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從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職能。

當然圍繞這個核心任務我們還要展開，比如國有企業的改革是基礎性工作。前一段圍繞國有企業和民營經濟改革，總書記、劉鶴副總理和各級領導都全面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因此如果讓國有企業在改革中做優、做大、做強，關鍵一環依然是改革。

另外，民營企業應當在政府的支持下，使產權能夠得到完全的保護，使生存空間能夠得到擴展。我們需要的改革是一個基礎性的、引領性的、全局性的，是中國經濟周期的發展都預測到的，只要我們有效地處理好政府與市場，國有和民營，內部和外部之間的關系，我們資源配置的效率就能夠大幅度的提升，我們的生產力就能夠得到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才能得到鞏固，所以這個共識大家是很明確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政府職能的重構和權力的重新界定，包括我們目前推出的負面清單和權力清單等，實際上隱含著重大的改革，就是財稅體制改革。它是界定政府利益，政府經濟行為與社會行為邊界的重要核心。所以財稅體制如果不改革，政府的體制和職能要想真正的重構是很難的。

在這幾個點的基礎上，我們的金融改革也不容忽視，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中國資源配置的關鍵依然在于政府和國有企業的行為，而不在于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行為。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里面臨軟約束的時候，恰恰是資源配置效益低的時候，而軟約束放大時，則是我們各種政府信用極具膨脹的時候。因此如果我們對政府行為和國有企業行為沒有嚴約束，而簡單地對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有硬約束的話，解決不了金融資源配置之間軟約束所帶來的扭曲，反而會導致我們在加強監管過程中出現一系列流動性風險，和在金融調整中觸動一些新的風險。

政對面：剛才談了這么多需要改革的方面，可以說是時間緊任務重，但是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對此，你認為改革過程應如何把握節奏，或者說應該遵循怎樣的原則？

劉元春：我們的改革第一要抓住重點；第二要講究秩序；第三在秩序的基礎上要有科學的方法。下一步的改革應該在十九大之后已經開始拉開了第二輪的序幕，我們也必將在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調整中，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在下一步的財稅體制改革中，以及我們馬上要啟動的收入分配改革中得到很好的展現。

實際上一場大改革有它的關鍵邏輯，也就是要有改革的權威，必須要有大破大立的試點，同時還要有可以順暢實施的勵志體制和改革實施的內生激勵體系。如果這幾個條件沒有，而貿然進行大調整或大改革的話，反而會出問題。

所以十八大以來，我們進行了政治生態的凈化，使很多政府官員不亂干預，這是我們進行大改革的基礎。然后才是我們要尋找到在經濟體制性和結構性問題集中爆發的點，目前這個點可能已經到來，我們外部有貿易戰，內部有攻堅戰，雙重疊加會導致很多問題開始顯現。我們從十八大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然后到2015年11月份，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當說我們在進行一些深度改革、關鍵性改革、基礎性改革和引領性改革上已經做了很多鋪墊，大家已經開始認識到哪些是凸顯的問題，哪些是我們下一步必須重點進行突破的問題，大家開始形成共識，形成一些新的方法論和新的路徑。所以我們在一些改革上面不能慢也不能急，要有科學的規劃和全面的認識。

政對面：金融創新比較火熱的時候，往往也是金融詐騙比較集中的時候，目前中國出現了互聯網金融、普惠金融等金融領域的創新，同時也出現了e租寶等騙局。其實之前這些都是有預兆的，而且也發出了警告的聲音，但還是出現了金融風險，只是沒有形成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一系列燃爆，你如何來評判這些事情？下一步我們繼續防控這種金融風險的著力點應該放在哪些地方？

劉元春：我們過去在經濟上行期和金融上行周期積累了很多問題和風險，我們必須要經過改革和治理整頓，使這些風險能夠得到軟著陸和軟釋放。因此，我們的底線控制非常重要。一些局部問題爆發出來，然后國家進行治理整頓是必然的現象。所以包括E租寶、泛亞、3M，包括2018年P2P的這種大規模的爆倉，實際上都是我們整頓過程中進行的有序的金融風險釋放。只要不形成系統性金融風險，在一些局部范圍內的局部環節上出現的問題，恰恰是我們在調整改革深化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改變資源配置的模式，才能在規則上真正得到提升。

所以我們要正確認識，因為在未來的一段時期里，在金融周期的下行階段，特別是進行“六穩”的操控中，對新舊動能要進行加速轉換時就會有風險暴露。過去出現和沒出現過的問題在未來都有可能出現。我們一定要有攻堅戰的意識，要有風險意識。未來我們要度過兩個大的關口，一個是風險關，另一個是轉型關。我們只要在底線范疇之內，對于很多問題可以有一定的容忍性，要有戰略定力和戰略把控力。

政對面：在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包括在建立更加普惠的金融創新或金融平臺的時候，特別是在金融經濟下行的周期，你覺得政府應該做些什么？

劉元春：金融的快速發展永遠會與金融監管和創新之間形成一種矛盾，這種辯證的矛盾實際上是發展中的必然現象。過去我們的互聯網金融在野蠻生長，類似P2P的平臺都是沒有按照嚴格的規范來運營的。這里一方面有監管的缺失和扭曲，另一方面也有民眾的投機心理，實際上這里面有很多是非常明顯的缺陷，甚至是陷阱，但是我們也都跳進去了。所以在這里也要告訴民眾，要想真正的進行投資并獲得良好的收益，必須要有專業素養。

在過去發生的一些事情中，我們要總結教訓，這個教訓就是以制度監管為核心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非常重要。第二個是要進行投資者教育。第三個是金融的發展必須要與實體經濟的發展相匹配，不能脫離實體經濟進行自我空轉，這個戰略要把握清楚。

我們國家作為一個趕超型的發展中國家，一定要有很科學的戰略基礎，而不是美國有什么我就要有什么，否則金融化、泡沫化、空心化就會很嚴重。同時會使大量民眾受損，對整個社會的調整和改革形成一些阻力。

政對面：中國近來宣布了一系列金融放開的措施，具體的舉措什么時候能夠出臺？另外，無論是從內外部環境來看，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壓力似乎也在加大，如何進行更好的平衡？你有什么樣的建議？

劉元春：2018年總書記在博鰲論壇已經提出了金融進一步開放的幾大舉措，應當說這些舉措會是一個新的臺階。方向是毫不動搖的，但是方法和舉措可能需要實際的把握。特別是目前人民幣匯率面臨貶值壓力，資本外逃也受到一定的壓力，所以必須要在匯率制度上進行進一步改革。對于資本監管體系要進一步完善，同時對于金融機構的內控要做出調整，還要提升整個金融體系的健康性。

從目前來看，我們正處于一個風險暴露的時間段，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的金融機構，還處于風險暴露中，因此我們對于風險資本的開放可能要審慎。甚至有些專家提出，對一些風險資本的國際性流動要征收邊際性稅率，也就是說只要達到某一個額度，就要對它征收不同檔次的交易稅。另外，更重要的一個是我們要大規模的培育安全型資產。

像我們的國債，規模還是太小，一些優質公司的股票，也要進行穩定風控體系的改革。這樣才能使風險性資本穩住，讓安全性資本走出去，在全球進行金融資源的配置里才能夠得到有效的實施。所以，特別是明年，圍繞著金融開放的一些舉措的落地，我們在一些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戰略性重構必須要到位。

原文轉自https://pl.ifeng.com/c/7jU5kCuXsX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