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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經濟格局變動的環境中，考察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調整的影響，除了關注一些短期的經濟指標之外，有一些關系到長期格局變動的因素也是需要考慮的，這些長期的因素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美國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使全球經濟處在超級寬松的環境下。2015年之后隨著經濟復蘇，美聯儲一度采取了加息和“縮表”并舉的緊縮政策。美聯儲資產規模從2015年初約4.5萬億美元下降至2019年8月3.76萬億的水平。2020年初疫情全面暴發之后迅速突破7萬億美元，2021年5月達到7.9萬億美元的水平，2021年8月又迅速突破了8.33億。如此迅速的貨幣擴張所帶來的通脹風險，必然會引起市場的擔憂。

從全球經濟的視角看，美聯儲釋放的流動性從來就不只對應美國經濟的國內吸收部分，而是需要全球經濟的擴張來吸收，然而2008年以來的全球經濟，至少在如下幾個方面表現出對美聯儲的流動性吸收潛力是有限的：1、新興經濟體的增長有所放緩，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上的差距正在迅速縮小，這說明全球化的增長紅利正在消失，這種現象無論是周期性還是趨勢性，其負面的影響都會使全球的跨國投資活動下降；2、與經濟增長變化相一致的是全球貿易的增長也出現了增速下滑的現象，全球的價值鏈在重新塑造的過程中伴隨著碎片化和分散化的景象。這兩方面的形勢限制了全球實體經濟對美聯儲的流動性吸收，因此，美國的流動充斥的結果必然是資產價格和商品價格的上漲。

第二，新的變種病毒出現，使全球的抗疫趨于常態化，已經連續三年的疫情沖擊，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可能已成為一種內生性的影響，這種內生性的沖擊很可能改變的是全球的供給結構，使得前一輪全球化所形成的全球生產網絡體系的功能明顯下降甚至失靈，這無疑會影響全球的實體經濟，放大美聯儲釋放流動性的負面影響。

第三 ，如果全球經濟的實體層面對美聯儲釋放的流動性是有限的，那么對應的結果是美聯儲的流動性充斥的負面影響會在美國經濟的內部吸收部門迅速地顯現出來，這種結果就是最近在美國國內市場所出現的對通脹和資產泡沫的擔憂，這種擔憂一旦成為主流預期的話，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如果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出現轉向，那么我們需要考慮的是這次轉向同美國歷史上的歷次政策轉向有何區別。

在我看來，如果這次美聯儲的政策轉向是出于對通脹風險的擔憂的話，這應該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第一次出現的情況，這至少說明上個世紀全球化快速發展時期所形成的美元循環體系出現了問題，同時這也意味著針對全球金融穩定而實施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為核心的貨幣政策框架轉型面臨著新的挑戰。我們知道上個世紀70年代所出現的全球性通脹，其根源是全球經濟失衡背景下美國的匯率政策造成的。特別是“尼克松沖擊”和“卡特沖擊”造成的資本外流和全球貨幣供給快速增長；然而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全球經濟失衡規模進一步加大，美元貶值也更趨嚴重，但是，全球主要經濟體并沒有因為美聯儲的流動性擴張而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這說明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轉型過程中。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已經形成了一個良好的自我循環系統，同時主要經濟的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框架的轉型過程中也找到了一個應對外部沖擊的自動穩定機制。然而，今天美國面臨的問題是過度寬松的流動性釋放再度引發了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風險，其中的緣由必然是美元國際流動的循環體系出現了問題，抑或是各國央行的通脹目標制的穩定機制失靈導致的逆反饋，倒逼出了美國國內通貨膨脹風險的顯現。基于上述分析，我認為在目前復雜的全球經濟環境中，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轉向都將是一次艱難的政策嘗試過程，其影響也是巨大的。

從美國國內經濟的角度來看，今年美國的經濟增長表現良好，這本可以為貨幣政策的轉型提供操作空間，但是，由于目前美國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在國內經濟的擴張中形成的，特別是財政和貨幣的雙擴張效應，加上抗疫的補貼，是支撐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一旦通脹的出現導致貨幣政策轉向，為了維持美國的經濟增長，財政的擴張仍將繼續，這種“一松一緊”的政策組合，在以往通常需要G7和G20成員國的政策協調，然而從2008年危機以來，特別是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國際社會在貨幣領域的政策協調鮮有成效，而全球化時代所形成的美元循環系統又出現了問題，這無疑會提高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的社會經濟成本。

對新興經濟體而言，自2008年以來，由于全球化進程發生逆轉以及國內經濟的調整，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進入了下行區間，世界經濟的增長格局出現了明顯的分化，發達經濟的增長率與新興經濟體的增長率的差距明顯在縮小，也就是說危機之后的結構調整尚未到位，新興經濟體的增長渠道遠未修復，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必然會加劇世界經濟的收縮，對新興經濟體的增長產生負面的沖擊。

而對于發達經濟體而言，國別之間的結構調整也出現了非同步的現象，特別是在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背景下所形成的高杠桿率的調整，歐洲的步伐遠落后于美國，因此，美聯儲貨幣轉向的調整一旦發生，全球資本市場進入高利率通道，必然會對歐洲的債務市場形成沖擊。

（文章來源于新浪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