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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京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講話對近期民營企業發展中出現的各種爭議，做出一一回應。

各界更為關心的是，當前面臨一系列復雜的民企生存難題，講話是否指出了新的風向？講話之后，民企發展環境能否迎來實質改善？為此，財新記者對話一直關注民企發展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聶輝華教授。

 

期待民企發展的改革大禮包

財新記者：關于民企的討論已經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且有不少中央領導相繼表態，此次習近平總書記與民營企業座談，意味著什么？或者說，是否預示著將會有一些實質性動作？

聶輝華：我覺得應該會有。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12月會召開紀念大會，四中全會也即將召開，應該會確立一攬子改革方案。十八屆三中全會傾向于綱領性改革規劃，涉及民企的內容并不多，作為三中全會的升級版，適逢此時機，應該有一個關于民企發展的改革大禮包。

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民營生存發展顯得異常艱難，甚至人心浮動，涉及民營企業的改革紅利很有必要。比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會更加松動，涉及的國企可能更多，在控制權或者股權比例方面也可能有所松動。對民企不開放的很多領域，可能進一步開放。減稅方面可能會進一步明確方向，現在大家都在議論，減稅的實際獲得感并不強，減與不減區別并不明顯，如果有減稅舉措，應該加大絕對力度。

最根本的還在于改革大禮包，與政策相配合，在具體的實質改革舉措出臺之后，會有更實質的緩和。

過去的很多政策并不是單純針對民企的，所以，很容易打太極。如果能直接出臺針對民企的舉措，落實起來會更容易一些。我還是比較看好年底民企改革舉措的進一步落地。

財新記者：習近平在講話中直接提到“民營經濟離場論”等言論，并稱“這些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最近這些說法或言論確實很有聲勢，你怎么看待類似言論？根源何在？

聶輝華：這肯定屬于“極左”言論或思潮。短期內，“極左”的思潮應該不會抬頭了。事實上，這些言論從來沒消失過，如同幽靈一般，但這次又有一些新的背景。首先是經濟下行壓力增強，經濟下行越明顯，民企安全感越差，平時發展順利，風言風語可以忽略，一旦是下坡路，遇到困難，很容易讓人草木皆兵，這是正常反映。經濟下行，加上“極左”言論盛行，使得此次負面效果極大。

其次，有些政策的出臺，恰恰使得人們認為這些言論與政策是有關聯的。恐慌是相互驗證的，一旦人產生了恐慌感，會認為很多東西可以相互驗證。去產能、去杠桿對民營企業有一定傷害，因為去的主要是民營企業的，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人們自然就會聯想，去產能去杠桿是不是針對民企的。政策組合缺乏搭配，所以需要出臺正面的政策對沖，否則恐慌難以消除。我倒不認為有什么陰謀，政策節點趕在一起，加劇了恐慌。

 

應該將競爭中性納入“兩個毫不動搖”的頂層設計

財新記者：座談會還提到，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不過，一些研究顯示，國企確實可能擠壓民企空間，且近期國企利潤與民企生存形成鮮明反差。國企與民企公平競爭又如何真正改進？

聶輝華：去產能去杠桿客觀上確實是有利于國企的，當然，不能說其目的就是針對民企。現實效果是給國企帶來更多機會，給中小民營企業帶來更多成本。

要想改變國企與民企多年來形成的基本競爭格局，恐怕短期內沒法做到。國企與民企的布局以及產業鏈條是長期發展形成的，有歷史原因，要改變，也需要一個過程。簡單說，國企占據或者說壟斷了上游，而民企是在中下游。國企上游減少產能，自然會帶來下游價格上漲，而民企處于競爭性市場，基本不可能再把成本傳導出去。這種非對稱的競爭布局或者格局短期內不會有太大變化。

不過，可以改善國企與民企的競爭環境。比如，上游產業能不能允許更多的民營企業進入，或者，上游國企能否讓民企占有更多股份，甚至民企控股。混合所有制從來沒有說不讓民營企業控股，但是，現實中確實很難做到。所以，這就是一個突破口。

另外，我比較看重易綱行長提到的競爭中性原則，能否貫徹競爭中性這一國際理念，國企與民企在很多方面遵守相同的規則，很可能將國企與民企的不對等競爭，逐漸拉平為對等競爭。

競爭中性是從游戲規則來講的，“兩個毫不動搖”也很重要，但那是結果或目的，不涉及手段，沒有講清楚規則。比如，投資回報率，國家不能多拿也不用少拿，稅收、監管等民企國企都一致。競爭中性更具體，更具備操作性，而且是國際規則，有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我認為這會是推動國企與民企公平競爭的一個很好切入點。

我覺得應該將競爭中性納入到“兩個毫不動搖”的頂層設計中。

 

財新記者：座談會講話談到，糾正一些政府部門、大企業利用優勢地位以大欺小、拖欠民營企業款項的行為。新華社文章中也提到，現場不少民營企業家向習近平“抱怨”類似事情，問題根源何在？

聶輝華：一直都存在，“工商關系”一直也是如此。這里的“工商”是指制造業與流通業的關系，制造業是工廠，而流通業是商業，比如一些大的流通企業，可能經常拖著工廠貨款，或者占款，有錢也不給。制造業競爭相對充分，而流通業相對壟斷。制造業不賺錢的格局一直存在。這只是一個例子。大企業欺負小企業，背后的原因其實是競爭格局不同，下游掌握了渠道，渠道為王。

國企與民企的關系也是如此，尤其是當多家民企依附于一家國企的時候，這種現象就會更明顯。最近香港中文大學宋錚教授等人的研究顯示，中國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一堆民營企業依附在國有企業身上所形成的經濟集團。其實中國很多經濟節點，都是由大型國企構成的，而很多民企依附于此，如果不依附，又能有什么辦法呢？所以，要想改變，只能是大家有同等的競爭機會，同等的融資成本等，如果不能保證這些，又怎么改變這種被“欺負”的結果呢？

 

政策不少，但政策要一以貫之不能模棱兩可 

財新記者：“近年來，我們出臺的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實不好、效果不彰。”習近平的這一表述也被很多人視為對近期政策反思。你怎么解讀？政策落實不好，問題出在了哪里？

聶輝華：政策落實不到位，肯定與執行機關有關，但是，我認為也不能把全部責任歸結于地方執行，其實現在的執行力已經比過去有很大進步。

有兩個原因值得警醒。第一，政策文件可能存在內在沖突，甚至“打架”，可能導致實踐無法執行。比如，一方面要求不給民企設置各種門檻，公平競爭，另一方面國企又在實踐層面追求做大做強。假如某一個項目給了民企沒給國企，會不會被認為沒有支持國企做大做強，誰承擔這個責任呢？另外，一方面說去杠桿，一方面又說加強對民營企業的金融支持，其實也存在一定“沖突”。說到底，政策邊界不清楚，重點不突出，甚至相互矛盾，導致落實起來很困難。當執行者不知道應該怎么辦的時候，就很可能采取保守措施，偏“左”是安全的，偏“右”是危險的。第二，很多政策缺乏可操作的具體方案。混合所有制是國企改革的亮點和主要方向之一，但是，推進太慢，與缺乏具體的操作指南有關，很容易導致實施者畏首畏尾。

所以，不是政策太少，而是政策要一以貫之，不能模棱兩可，其次才是可操作性。除了執行問題，必須要重視政策的一貫性與協調性。

 

財新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座談會也談到“有些政策制定過程中前期調研不夠，沒有充分聽取企業意見。”事實上，中共中央、國務院相繼出臺《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等均提到政策要吸取企業家意見，這不是執行問題嗎？

聶輝華：根源還在于沒有企業家參與政策制定的基礎制度，沒有制度的話，就沒人敢這么做，或者不愿意這么做。很多政策文件是建議或者意見，不像法律或者制度那樣，具有更強的操作性和可行性。現在的癥結就是文件太多，制度太少。

財新記者：除了政策自身的科學性與執行問題，是否還存在什么限制民企生存發展壯大的更深層次問題？換言之，如果政策科學了，執行到位了，就能杜絕現有局面嗎？

聶輝華：更深層的就是理念和制度問題。現在民營企業家最大的擔憂是政策的不確定性，總是變。要想保持政策的穩定，就應該把基本原則切切實實的確定下來，這些基本原則是不能動的。

民營企業家最在乎的無外乎兩個權利，一是人權，二是產權。所謂人權就是不能隨便處置人，產權就是不能隨便處罰甚至關閉一家企業。這兩點，是基石，現在的問題就在于有一些舉措實際上是動搖了這兩點。

我還發現一個規律：凡是“極左”思潮盛行的時候，都是民營企業受到挫折的時候；凡是民營企業發展比較快的時候，都是“極左”思潮被打壓的時候。所以，如果真的要讓企業安心，穩定企業家的心，與其發那么多文件，不如對“極左”思潮亮一次劍。我的觀點可能很極端，十次講話不如一次亮劍。如果敢于對“極左”思潮亮劍，那么民營企業就安心多了。

 

財新記者：習近平講話還提到，對有股權質押平倉風險的民營企業，有關方面和地方要抓緊研究采取特殊措施，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避免發生企業所有權轉移等問題。這是否意味著股權質押風險基本解除了？

聶輝華：可以說是特殊時期的特殊舉措。本來資本市場就是有風險的，不能說企業把杠桿任意做上去，又沒有風險，這會不會產生新的道德風險呢？應急可以，但不能常態化。我估計也只能惠及一些行業的龍頭或優質民營企業，對于大多數中小企業，恐怕無法惠及。

 

原文鏈接：http://opinion.caixin.com/2018-11-05/1013420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