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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經濟形勢回顧

2019年中國經濟增長預計維持在官方目標區間，但是下行壓力逐步提高。2019年前三季度，按可比價格計算，GDP同比增長6.2%，實現了6.0%~6.5%的預期發展目標，但較上年同期回落0.5個百分點，且前三個季度的GDP增速呈現依次回落態勢，分別是6.4%、6.2%、6.0%，其中第三季度GDP增速是自1992年中國有GDP季度記錄以來的歷史最低值。由此表明中國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不減。

（一）供給端

利潤持續萎縮，企業生產內生動力不足。2019年，1-10月全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6%，較2018年同期回落0.8個百分點。2019年1-11月份，中國制造業PMI值呈現波動下滑的態勢，盡管11月制造業PMI有所回升，但今年以來長期連續多期處于榮枯線以下，表明工業生產活動擴張的內生動能整體較弱。但是，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業結構得到進一步調整，新興產業增長仍維持較快趨勢。

（二）需求端

消費方面，消費增速繼續小幅下滑，消費結構出現分化。2019年1-10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8.1%，增速較2018年1-10月份下滑1.1個百分點。其中，一方面糧油、食品類、化妝品類、日用品類等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費額增速較去年同期小幅上漲對消費總體形成支撐，另一方面房地產相關消費品消費和汽車消費的萎靡抑制了整體消費的增長。

投資方面，投資增速繼續低位徘徊。2019年1-10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5.2%，較2018年同期下滑0.5個百分點，而且一、二、三產業分別同比上漲-2.4%、2.3%、6.8%。其中，房地產投資成為2019年固定資產投資的主要支撐，第二產業投資下滑仍是主要的壓低因素。

出口方面，按美元計算，2019年前三季度，出口同比增長-0.1%，增速較去年同期下跌12.3個百分點。其中，造成出口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經濟增長延續低迷狀態、高基數效應以及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進口方面，按美元計算，2019年前三季度，進口同比增長-5.0%，增速較去年同期下跌25個百分點。貿易順差方面，按美元計算，2019年前三季度，貿易順差累計值為2984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771億美元。

（三）價格

2019年，居民消費價格增速上漲，工業品價格增速下滑，與2018年相比，CPI和PPI形成逆剪刀差。截止2019年1-10月份，CPI、PPI分別同比增長2.6%，-0.2%，CPI增速顯著高于PPI增速。其中，2019年CPI增速持續上漲主要受食品價格增速上漲帶動，與之相對的非食品價格增速則是持續下滑，尤其是豬肉價格同比增長29.7%，較2018年1-10月份上漲39.1個百分點。

（四）貨幣金融

中長期貸款增加，拉高信貸規模。2019年前三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13.63萬億元，同比多增4867億元。分部門看，2019年前三季度住戶部門貸款增加5.68萬億元，比去年前三季度少增0.01萬億元；以實體經濟貸款為主的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增加8.22萬億，較2018年同期多增1.11萬億元。

表外融資收縮，社融同比增速下降。前三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18.74萬億元，較去年前三季度多3.28萬億元，并呈現信貸同比增幅擴大、非標融資大幅回升以及直接融資規模回升的特點。

M2同比增速趨穩。2019年11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196.14萬億元，同比增長8.2%，較去年同期上升0.2個百分點。自2016年金融去杠桿以來，M2增速明顯下滑，但是今年以來，隨著政策調整，加之央行的降準以及一系列引導實體融資利率下降的舉措開始在企業的融資端展現效果，M增速趨穩，對未來經濟也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影響2020年經濟走向的主要因素

（一）人口峰值

根據我們的研究，中國的人口峰值可能已經或即將出現。人口因素是影響宏觀經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人口數量，勞動力人口數量以及人口年齡結構都將影響宏觀經濟運行。這些因素可以通過影響勞動力供給，影響技術進步，影響資本增長的途徑進而影響中國中長期經濟增長。

隨著人口峰值的到來，新增勞動力將逐漸減少，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加速減少，這對勞動力供求關系以及相關政策制定都提出了挑戰。人口峰值的到來也將伴隨著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中國自2000年初步步入老齡化社會以來，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人口老齡化對技術進步以及國民儲蓄率都提出了挑戰。因此，人口峰值的到來勢必會影響中國中長期經濟增長。

（二）中美經貿摩擦

自2018年中美發生經貿摩擦以來，雙方的經貿磋商已經持續了近兩年時間，期間總共舉行了十三輪談判，而且談判結果時常反復變化。截止到目前為止，盡管中美雙方還未正式簽署第一階段協議，但市場整體預期仍是積極的，未來中美雙方大概率會簽署第一階段協議，但至于下一步的協議，由于下一步的協議內容涉及關鍵領域，能否簽署有待進一步觀察，所以中美經貿摩擦的未來走向仍充滿著不確定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仍將是關鍵因素。

（三）世界經濟趨弱

2019年10月，IMF年內第二次下調全球2019年和2020年經濟增速預期0.3和0.2個百分點至3%和3.4%，預示著世界整體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對于發達經濟體，美國經濟在減稅和簡政放權等積極財政政策邊際效應遞減的背景下，2019年第三季度開始已經出現觸頂回落趨勢，2020年的經濟增速將進一步下探；歐盟由于政局不穩定因素增加、移民問題難以解決、民粹主義崛起、加上英國脫歐未決、歐洲債務風險仍存等，均制約了歐盟經濟增長；日本則主要受國內需求放緩、臺風和地震等自然災害嚴重影響生產運行，以及全球貿易環境趨緊導致外需減弱等因素，2019年以來日本經濟表現較為疲軟，經濟增長動能也已經出現放緩跡象。對于新興市場經濟體，隨著2019年下半年以來美聯儲開啟降息周期，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貨幣政策空間得以寬松，但是受制于全球總需求的下降，經濟增長后勁不足。

2020年中國經濟的自然走勢

（一）總需求的自然走勢

1. 消費

綜合拉升和壓低因素，預計2020年消費額同比增速將繼續下滑。

拉升因素方面：第一，價格因素。預計2020年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增速將維持在高位，這將對2020年上半年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起到拉升作用；第二是政策推動因素。2019年前三季度，消費對GDP的貢獻率達到60%，成為拉動經濟的主要動力。

壓低因素方面：第一，2020年經濟增速大概率繼續下滑的預期抑制了消費增速的上漲；第二，2018年是中國人口的歷史性拐點，中國人口從此開始負增長，消費群體規模收縮，制約消費增長。第三，隨著網絡消費的發展，網絡消費的常規化、規模化使得網絡消費額的增速漸進峰值，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的促進作用邊際遞減；第四，對外貿易的不確定性抑制消費增速的上漲。

2. 投資

綜合拉升和抑制因素，預計2020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繼續下滑。

拉升因素主要源于結構調整。隨著調結構的繼續，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增速會繼續上漲。當前數據顯示，雖然整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是在下滑的，制造業投資增速也是在下滑的，但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和專用設備制造業投資增速是連續上漲的。

壓低因素方面：第一，房地產投資增速存在下行的風險，從當前的經濟形勢來看，房地產投資增速不具備繼續大幅上漲的基礎，自然走勢下，2020年房地產投資增速應該有所下行。第二，去杠桿。無論是去企業的杠桿還是去政府的杠桿，都將對固定資產投資產生抑制因素。第三，國際經濟形勢趨弱及不確定性增加。

3.進出口

預計2020年進出口均呈回升態勢。

出口方面，從拉升因素看，第一，受貿易沖突不確定性和地緣政治因素影響，多國貨幣政策已經進入寬松周期，將刺激全球經濟復蘇勢頭將對中國出口貿易形成有利支撐。第二，人民幣匯率可能會略有下行，這將對我國出口具有拉動作用。壓低因素方面，第一，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發酵，如何解決成為影響中國出口近期最重要因素。第二，世界經濟增速下降、不確定性提高。

進口方面，拉升因素主要在于中國在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方面的舉措。中國擴大進口政策發力，一系列自主降低關稅政策落地，營商環境持續優化，貿易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將有力支撐2020年進口增速。從壓低因素看，第一，從國內經濟基本面來看，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內需收縮，制約進口增長；第二，中美貿易摩擦可能會對進口增速形成擾動。綜合來看，預計2020年全年進口增速較2019年將有所回升。

結合進出口兩方面來看，2020年貿易順差將繼續收窄。

（二）總供給的自然走勢

受美國限制中國企業對美高科技產品進口，中國勞動力供給下降以及中國對美貿易反制措施的影響，預計2020年總供給增速將呈現一定程度的收縮。能源價格保持低位將對2020年中國經濟總供給起到支撐作用。外資企業在華投資結構變化將導致中國低端制造業供給下降，高端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供給上升。

1. 外資企業在華投資結構變化

2019年受中美貿易摩擦以及中國國內生產成本高企的影響，外資企業在華投資結構發生變化。2019年，外資企業對中國加工制造業的投資降低，但對高技術產業的投資不斷增加并保持較高增幅。其中，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39.8%，占比達到29.8%；高技術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1292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1.3%。但是，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預計外資企業在華降低低端制造業投資，加碼高技術產業和高端制造業的狀態將在未來延續，從而導致中國低端制造業供給下降，高端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供給上升。

2. 美國加征關稅，沖擊生產企業供給

2019年美國商務部把包括海康威視、大華科技、科大訊飛、曠視科技、商湯科技、美亞柏科、溢鑫科技和依圖科技等在內的28家中國機構和公司列入美國出口管制“實體名單”（又稱黑名單），限制這些機構從美國購買零部件并高度限制美企與這些企業的其他往來。

在中美貿易談判沒有達成完整協議的條件下，預計美國將保持對中國高端工業產品的出口限制。美國信息技術業占據絕對領先地位，限制中國企業對美國高端工業品采購將嚴重影響中國企業的正常生產，導致中國信息技術產品總供給下滑甚至停產。

3. 能源價格持續波動

預計2020年中國能源價格將保持低位。

2019年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全球原油需求降低以及美國、沙特石油增產的影響，2019年國際原油價格維持在60美元/桶的歷年較低價格水平上下保持震蕩。由于美國經濟逐漸出現衰退信號以及歐洲和亞洲經濟增長放緩，預計2020年原油需求降低，2020年原油價格將保持低位震蕩。并且由于中國在中美貿易談判中承諾進口美國能源產品，2020年中國國內能源價格將進一步降低。

此外，受中國國內供給側改革政策以及環保政策影響較大的煤炭在2019年前3季度產量穩步增長，同比增長4.5%，比2019年上半年加快1.9個百分點，前三季度，進口煤炭同比增長9.5%，比2019年上半年加快3.7個百分點。預計2019年中國煤炭價格將保持平穩趨勢。

4. 勞動力供給下降，勞動力成本增加

2010年勞動人口占比總人口的比重74.5%，隨后幾年開始下降，到2018年，下降至71.2%。未來隨著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勞動人口占比將繼續下降。與勞動人口占比的持續下降并存的就是老齡化程度的加劇。因此，未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將面臨著勞動力供給規模減少、低齡勞動力參與率逐漸下降以及勞動力年齡人口內部結構老化等問題。勞動參與率下降、勞動力供給下降直接導致了勞動力成本增加。

5. 中美貿易摩擦中中國反制措施的影響

中國對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加征不同程度的關稅，一方面將抬高企業的生產成本，造成企業因利潤下降而經營困難，短期來看，必然會導致總供給減少;另一方面將大大降低企業對未來收益的預期，總供給進一步收縮。

（三）總結：中國經濟的自然走勢

自然走勢下（即沒有政策進一步干預下），2020年的中國經濟將出現供給和需求“雙收縮”的局面。

供給方面，擴張性因素主要是技術進步、外資投資增加、能源成本可能下降；緊縮性因素包括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勞動力成本增加、中國反制措施提高生產成本等影響。綜合來看，總供給應該是收縮的。

需求方面，擴張性因素主要是部分領域投資的增加；緊縮性因素是受多重影響，消費、投資和出口均有回落可能。綜合來看，總需求大概率收縮。

結合總供給和總需求的自然走勢，我們判斷，自然走勢下的2020年GDP增速可能為5.1%-5.5%之間，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我們認為，受中美貿易摩擦、環保限產、非洲豬瘟等影響，供給收縮幅度小于需求收縮幅度，預計2020年自然走勢下的CPI增速為1.8%，較2019年有所下降。總體走勢前高后低，2020年通脹整體無憂。

2020年中國經濟的主要風險點

（一）房地產市場的風險

當前，中國房地產市場處于房價持續下跌風險和房地產企業債務風險并存的時刻。房價持續下跌恐將進一步惡化房地產企業財務狀況，但若政策轉向房地產市場，又會進一步助推高漲的CPI，同時定向降準扶持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也將大打折扣。

第一，房價持續下跌風險。從2019年房價數據來看，10月70城房價數據顯示，北京二手房均價環比下降0.6%，跌幅居4個一線城市首位，在70城中僅次于濟南、西安等跌幅0.7%的城市。1-10月，北京二手住宅網簽11.86萬套，同比下降9%，二手住宅成交量創2015年以來同期最低值，二手房成交占比全市房屋總成交量下降至71%，為近五年最低值。

第二，房地產企業經營風險。2019年上半年，174家房企的加權平均凈負債為91.37%，較年初增加了4.29個百分點，達到歷史最高值，總有息負債66283億元，較年初增長11.3%，近六成房企的凈負債率有所上升。凈負債率方面，2019年上半年174家房企的加權凈負債率約為91.37%，達到2015年以來的最高值，較年初上漲了4.39個百分點，其中59.9%的房企凈負債率呈上漲形勢。

因此，房價下跌疊加房企經營困難對中國房地產行業造成了潛在的風險。

（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當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已成為金融體系穩定性的一大隱患。整體地方債務面臨以下風險特征：第一，地方顯性債務壓力處于可控范圍，但地方隱性債務壓力較大。根據Wind數據，2018年地方債務到期規模為8389億元，2019年將達到1.31萬億元。2020～2022年到期年均超過2萬億元。第二，2019年開始步入債務到期高峰，城投企業還本付息壓力增加，數據顯示，2018年地方政府顯性債務26.2萬億元，年應付利息超過1萬億元（其中包括債券融資18.46萬億元，以3.5％利率計，年應付利息約6400億；城投債7.78萬億元，以市場平均利率5.5％計，年應付利息約4000億元），若算上隱性債務，每年應付利息近4萬億元。第三，資管新規落地，理財產品轉向凈值型，金融機構加強對產品流動性管理，導致城投企業低評級外部融資壓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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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資撤離風險

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以及中國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一些外資企業開始將生產轉移到其他低成本國家。而中美貿易戰的爆發進一步推動更多外資企業選擇撤離中國。資料顯示，當前撤離的外資主要是制造業為主，如以標致為代表的汽車產業，以三星為代表的手機產業，除了制造業之外，一些零售業外資也相繼撤離，如進入中國市場24年之久的歐洲最大的零售商家樂福6月23日邁出了撤出中國的決定性一步。

外資企業的撤出會沖擊整個產業生態。很多撤出的外資已進入中國很多年，與中國市場的合作關系也已很多年，如標致已合作27年，家樂福進入中國市場也有24年。它們在中國市場的發展已形成了產業生態和體系，是中國產業生態和消費生態中很重要的一環。因此，這些外資企業的撤出會打亂這種生態體系，與它們在同一體系的上下游產業都將受到影響。特別是與這些外資配套的一些供應鏈企業，可能會跟隨外資撤出中國市場。

（四）國際金融風險的傳導

2019年以來，美國衰退風險指標首都突破32%（近半個世紀里，倘若上述指標超過28%，專家便會認定經濟衰退的發生殊無懸念），是自2009年以來的首次。而且，今年也同樣出現了美國國債長短期利率的倒掛，倒掛的出現被普遍認為唯有經濟衰退進入倒計時才會出現，這也一定程度加深了對美國經濟衰退的擔憂。此外，更令市場擔憂的是，近40年來美國首度出現債務違約的風險。據美國兩黨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創下歷史新高的22.4萬億美元國債跟萎靡不振的預算收入增長，加重美國財政收支的壓力，隨時可能出現無法按時足額支付債務的情形。同時考慮到中美之間的經貿摩擦，一旦貿易戰愈加尖銳化，國家和大型企業在償還高額債務時將更為艱難，可能引發一連串債務違約，并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沖擊，進而傳導至中國，引發危機。

2020年中國經濟的宏觀調控

（一）宏觀調控的目標

2020年是中國“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中國將在這一年里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因此，2020年中國經濟工作將延續“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并且要“緊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

然而，2020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加，可能延續供給和需求增速“雙收縮”的局面，經濟的自然增速大概率低于2019年。因此，為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圓滿收官，預計2020年GDP增速目標為6.0%以上。自然走勢下的經濟增速低于經濟增長目標，穩增長壓力較大。

我們判斷，2020年目標CPI增速為3.0%以內。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經濟發展最基本的支撐。根據國務院2017年印發的《“十三五”促進就業規劃》，到2020年中國城鎮新增就業共計5000萬人以上，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5%以內。根據2017年到2019年的城鎮新增就業量，2020年的城鎮新增就業目標應為1100萬。

（二）中國的宏觀調控體系簡介

依據總供求模型和對中國宏觀調控體系的觀察，我們認為，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體系應該包括需求管理、供給管理、市場環境管理三大類。在三大政策管理中，市場環境管理是治理宏觀經濟問題的治本政策，主要目的在于消除各種形式的市場失靈，以及存在于轉軌經濟中的市場不完善、產權不清晰等問題，從而恢復市場機制的調節。如果能夠充分消除市場失靈，就不需要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政策。只有當市場失靈在短期內無法被徹底消除時，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才有發揮作用的價值。

（三）2020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建議

2020年，面對供給、需求“雙收縮”的局面，中國應該采取擴張性政策組合，以擴張性市場環境管理為主、擴張性供給管理次之、擴張性需求管理為輔的政策組合。

1. 市場環境治理為主

市場環境的完善主要指的是營商環境和消費環境的改善。從營商環境看，第一，以市場為導向，減少行政干預，尤其在價格制定方面，要進一步放開價格，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第二，加強依法治國，制定好相關的法律法規等監督機制、減少人為干預。第三，保持政策的穩定性、連貫性，不要在短期內頻繁地改變政策。第四，注意引導市場預期，防控因擴內需引致的風險，即防控資金流向房地產市場和資本市場導致資產價格泡沫加劇。

從消費環境看，第一，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穩定消費者消費信心。第二，完善消費基礎設施，特別是旅游消費，增加消費供給，擴大消費者選擇范圍。第三，完善消費者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強執法力度，依法保護消費者合理權益，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對假冒偽劣和價格欺騙等行為零容忍。第四，加強對從業人員的培訓，增強服務意識。

2. 供給管理次之

供給管理政策將側重于降低企業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生產經營效率；其政策主要是供給側改革，目標是改善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擴大對外開放，加快高新技術自主開發和給予非國有企業與國有企業同等的待遇等。

第一，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面對中國采取的反制措施，部分從美國進口產品的企業將面臨生產成本上升的不利局面，國家應對這些企業實施扶持，避免其生產企業產生困難。

第二，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為促進經濟穩定增長，設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這就需要加快改革，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包括行政體制、企業體制、創新體制以及財稅金融體制等方面的改革。

第三，加快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的首要任務是明確國有企業的權責利三要素，使國有企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同時，打破財政兜底、剛性債務償付制度，提高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獨立自主性。

第四，改善勞動力市場流動性。一方面，完善和規范用工法律法規，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同時減輕就業市場對弱勢勞動者的歧視問題；另一方面，繼續改革戶籍制度，加速城鄉融合，為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和居住提供便利。

第五，深化產業結構升級，提高科技在產業中的作用，擴大高質量供給。一方面，繼續改造傳統產業，使得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產業逐步退出。另一方面，進一步加強對新興行業的支持，通過政策扶持和金融支持，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

第六，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對外開放在增加需求的同時也能增加資本積累、管理經驗和生產技術等方面的供給。2020年，中國在金融領域預計將繼續擴大對外開放。

第七，加快高新技術的自主研發。主要是在政策和資金支持、科技基礎設施完善、人力資本培養以及產學研一體化等方面繼續發力。

3. 需求管理為輔

預計2020年中國需求管理政策的總體取向應該也是擴張性的，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力度會有所不同。預計貨幣政策將保持穩健偏寬松，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中期借貸便利MLF中標利率、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利率等方式補充流動性，加大對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同時采取逆周期調節因子和發行離岸央票等方式維穩人民幣匯率，為貨幣政策打開操作空間。預計財政政策保持積極取向，主要包括政府支出、減稅降費、轉移支付以及擴大對外開放等措施。

第一，貨幣政策應以穩為主，略偏寬松。建議央行繼續通過降準、定向降準、MLF等手段實施精準滴灌，同時，引導資金“脫虛向實”，讓資金回流到實體經濟，進一步降低民營企業、小微企業貸款成本，緩解民營企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增強企業貸款意愿。

第二，財政政策。進一步降低企業稅賦負擔，完善結構性減稅，重點扶持小微企業、民營企業，進一步改革個人所得稅，增強企業和個人的獲得感。同時，財政支出向民生項目傾斜，增強人民群眾的幸福感。

第三，擴大對外開放。首先應做好制度層面的建設，貫徹十九屆四中全會的要求，應努力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在關稅方面，應繼續下調部分產品進口關稅，特別是汽車、化妝品、高端服裝等行業的關稅水平，主動擴大進口。在非關稅方面，繼續放寬國內市場準入門檻，吸引國外資本進入國內，有序放寬市場準入，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保障外商投資的合法權益，繼續推動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發展，積極引進先進的機械設備、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特別的在金融方面，應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完善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和基礎設施，堅持發展、改革和風險防范并重，密切關注國際形勢變化對資本流動的影響，完善對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政策。

2020年中國經濟展望

相對于西方目前主流的僅包括需求管理的宏觀調控政策體系而言，包括市場環境管理、供給管理、需求管理三大類政策的中國宏觀調控體系更為完整，能夠形成豐富多變的政策組合，從而實現宏觀經濟中宏觀調控目標多元化。

2020年，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不穩定因素增多，中國經濟維持高增長的外部環境可能會進一步惡化，穩增長將是首要經濟政策目標。2020年，中國經濟自然走勢是供給需求“雙收縮”。根據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中國2020年的經濟工作將延續“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因此宏觀調控總體取向將是擴張性的，并將以市場環境管理為主，供給管理次之，需求管理為輔。綜合2020年宏觀經濟的自然走勢和政府政策的影響，我們預計2020年GDP增長6.1%左右，CPI同比增長3%以內，預計能夠實現2020年的宏觀調控目標。

（文章來源于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