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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出版在改革中失卻先機：發展遭遇政策瓶頸

憑借教育事業崛起，與地方出版分庭抗禮，卻在新一輪改革中失卻先機——

大學出版：發展遭遇政策瓶頸

學術的情懷與市場的嚴酷

在中央和總署關于出版改革的戰略布局中，對大學社是忽略的。

但在這場國家推動的造出版大船，產業的并購參股，出版企業上市的出版改革征程中，大學出版似已失卻了先機。

“如果堅持學校全資，維持‘一人企業’，大學社的重組、聯營、上市就不可能開展。”

“出版有出版的規律，不是說錢越多，投進去，就越能見效益的。”

一場空前規模和深度的改革正在出版業中行進。改革意味著一種機會———也許在改革中發展得更快，也可能在改革中被淘汰。這場改革的路徑指向已經如此明顯，政企分開，轉企改制，其中包括大有深意的放松所有制的管制，民營出版組織浮出水面，成為有生出版力量，接下來就是兼并重組，出版企業上市，打造出版航母。

出版格局的震蕩越來越明顯，出版產業之間的并購、聯合日益加快。8月15日，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在全國文化體制改革經驗交流會上明確表示，要“打造‘航母’，淘汰‘小舢板’”，“做強做大一批”，“整合重組一批”，“停辦退出一批”。其中，“通過上市融資、資本重構、重點項目支持、出版資源傾斜等措施重點加以培育，造就出版骨干企業和文化產業戰略投資者，力爭三五年內造就六七家企業品牌、自有資產、自營銷售三超百億的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大型出版傳媒企業，組成國家的主力‘艦隊’。”

“中央的哪一滴雨會落在我頭上，我們肯定要認真盤算。‘做強做大一批’中，我們沒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社長賀耀敏說。

曾經，大學出版被稱為是中國出版業的一支勁旅，憑借高等教育、基礎教育事業的發展在出版中掘金，與占盡“地利”的地方社、占盡“天時”的中央社，三分出版天下，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其高速發展、迅猛擴張的咄咄勢頭至今仍讓人記憶猶新。然而，就在地方集團軍大規模兼并、重組、上市、融資，跨地域、跨行業和跨媒體大踏步前進的同時，“一出生就與市場貼得很近”的大學出版卻遲遲按兵不動，少有聲響。

“我們不怕與這些地方出版比拼，但是，在中央和總署關于出版改革的戰略布局中，對大學社是忽略的。”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社長陸銀道如是表示。

東北某大學出版社已經虧損兩年，工資都發不出來，陸銀道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社長王明舟一塊去談注資控股問題，方案都已經做了出來，但因為該校黨委不同意，只得作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早就開始了外延擴張之途，但是在嘗試整合重組其他大學社時，未能成功。“一旦涉及資產問題，學校與學校之間的矛盾就出現了。”“上邊沒有明確的說法，靠底下進行摸索，很難。”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常務副社長張其友感慨。

多數大學出版社起步于1985年左右，“上不接天”、“下不著地”的大學出版社一出生就在市場的風浪中摔打磨練，但憑借扎實的產品研發能力，和在市場打拼中磨礪出來的市場能力，大學出版成就了今天的規模和影響力。在今天這場出版版圖的重構當中，盡管有著“先天的管理局限”，沒有“政策的明示”，同時諸多地方出版集團環伺，大學出版依然“往前拱”，“往前打”，雖然，這種“拱”和“打”已經“更加困難”。

“我們要求的，就是一個國民待遇的問題。”陸銀道說。

發展之思

10月末，第22屆大學出版社訂貨會與第五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在廈門同城舉行。10月末的廈門依然陽光燦爛，草木蔥蘢，正是長夏時節，而北方已是深秋，一派肅殺寒涼之氣。這似乎映照了大學出版人的內心世界。

大學社訂貨會現場依舊流光溢彩，人流如織，人氣并不輸于同場的圖交會，然而，“展場展示的是我們自信的一面，實際上我們有很多困惑。”賀耀敏說。

大學出版論壇、全國大學社社長會等多場研討會上，“改制后的發展”是頻頻被提起的主題詞。在廈門的每天晚上，都有將近六七十位社長在一起聚會聊天，因為政策設計不明確，很多社長心中感覺前途渺茫。

2009年年底前，除有特殊原因的高校出版社外，大學社需全部完成轉制任務。“改制對大學出版而言，會加速兩極分化。”陸銀道判斷。我們知道，大學社前二三十位，發展速度是比較快的，尤其是排行前十的大學出版社，拿出來跟社會上任何商業社相比，都毫不遜色，改制之后，將加快這些有綜合競爭實力的大學社向市場進軍的腳步。但同時，70%左右的大學社，本身規模小、資產積累少，所在區域也不強勢，尤其是，特色不明顯，沒有品牌，同質化現象嚴重，沒有市場競爭的實力，“改制之后，他們所面臨的形勢是嚴峻的”。

尤其是，很多小型的大學出版社企業化程度很低，第二批、第三批轉制大學社的免稅問題還沒有解決，而向所屬高校上交的稅賦還在繼續，各方面的負擔，注定這一批大學社的發展不是坦途。

尤其是，國家和總署大力推動出版業的改革和重組，地方出版聞風而動，到目前為止，全國已經組建了26家省級出版集團，“每位社長都知道這意味著什么”。面對一個強大集團競爭的無奈和無力，賀耀敏的憂慮是，“首先，市場，我們的許多優良客戶可能在流失，可能在變化；其次，業務，大的集團有相當實力用于技術的創新和其他領域的創新，而大學社這一塊的實力比較弱”。同時，大學社也將面臨人才流失的威脅，“很難講能把最優秀的人才都云集到你的麾下，不能要求我們的員工愛社愛到不愛錢的程度”。

對于生存在各個省區出版集團縫隙的大學社而言，最為可怕的，“是形成市場割據，‘軍閥割據’。”陸銀道說。“大學出版社在地方所受到的排擠和打壓，是嚴重違反市場經濟規律的，但是卻發生了，還有人振振有詞地講它的合理性。”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學出版人表示。

“改制后，總署是想把所有的出版社推動成為市場主體，大學出版社不懼怕競爭，但是，市場主體的生存環境是需要公平、開放的市場競爭環境的。”一位知情人透露，現在很多省級出版集團，要求下轄的省域發行集團消化本省圖書的比例占了60~80%，“這樣的規定是不利于圖書市場大繁榮的”。

同時，大學出版人的擔心是，“省與省之間形成戰略聯盟，形成更大的保護主義”。“以往地方成立出版集團，形成地方割據，把地方資源封鎖住，如果集團與集團再戰略整合，一個省、兩個省、三個省形成新的壁壘，那將是新的災難。”張其友的建議是，要阻止這種更大的市場壁壘的形成，真正促進圖書在全國范圍內的大流通，則“國家在政策層面一定要明確，可以戰略整合，但市場行為一定要規范”。

被忽略的大學出版

要實現規模經濟，則整合重組是最快的途徑。盡管有實力的大學社早已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但在這場國家推動的造出版大船，產業的并購參股，出版企業上市的出版改革征程中，大學出版似已失卻了先機。

名義上，部分大學社已經完成改制，但是，“現在這種改制，原則上沒有太多根本性的改變，體制、管理機制、運行機制也基本沒有變”。一位大學出版人哀嘆，滯后的沒有太多實際意義、只是掛了塊公司牌子的改制，已經讓“一出生就和市場貼得很緊”、讓對手驚懼的大學出版在這場戰略性的出版大調整中失去先機，一旦咄咄逼人的各地方出版集團、中央社出版集團兼并整合重組完畢，實力稍弱、沒有品牌特色的大學社在接下來嚴酷的市場競爭中，就會成為待宰的羔羊。

“如果堅持學校全資，維持‘一人企業’，大學社的重組、聯營、上市就不可能開展，會遠遠落后于地方出版的發展，因為重組、聯營、上市的標準就是股權多元化。”陸銀道坦承，“大學社到底怎么辦？我們也很困擾”。當然，改制帶來的惟一紅利，就是退稅，讓很多大學社的資金積累飛快加速。

應該說，地方出版社都是地方受新聞出版部門直接領導，整合是相對容易的；而大學社雖然也接受新聞出版部門的統管，但直接領導為高校，與教育部還有隸屬關系，還有待于從上至下的觀念變革和體制機制變革。現在看起來，最有利于實現橫向、縱向兼并重組的是地方、或是部委下的出版社，而對于絕大多數的大學而言，都把出版社看作自己名下的資產，縱使經營困難，也不能被別人拿走。同時，作為大學教學科研宣傳的窗口，大學校長也是非常不情愿大學社分離出去，他們并不希望出版社去走一條所謂“產業”的道路，而是在意出版社的服務功能。

“在大學社整合其他出版社問題上，關鍵是要涉及資產問題。資產怎么劃分，利益如何分配，一系列的問題比較敏感而又復雜，操作起來也很困難。”張其友表示。在他看來，大學社的發展之途并不是惟一的，可以做大，也可以走專業化、特色化道路，“但是，要增強市場競爭優勢，規模上還是應該做大”。

現在，大學出版人普遍感覺，新聞出版總署對大學社轉制之后的發展決策是不明確的，“如果一定要從總署下一個文件，我感覺執行還是有困難的。”張其友體諒地說。

“105號文也已經給你了，不能說是沒有政策的。”北京大學出版社社長王明舟表示。

但是，大學出版人呼吁，國家應該制定相應政策，因為“主管高校還是要聽國家政策的”。如果政策方面還是模模糊糊，確實不利于大學出版以后的發展。

“就是一個國民待遇的問題。”陸銀道呼吁，任何政策、方針都應該適合于每大板塊，應該可以在大學社搞試點，做一個大集團的思路。“比如外研社，完全可以拿出來搞一個集團。我個人感覺，很多出版集團圖書生產的力量都沒有超過外研社。”

出版人的呼吁是，出版需要一種“頂層設計”，比如，中國出版規劃十年，在這十年中，政策應該有連貫性。“我主張，大學出版有10~15%可以進入市場，管理層給他一個思路，走向廣闊領域，股權多元化，上市；剩下80%，沒有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就退居學校，好好做學術書，做教材，不參與社會上一般書的競爭。”陸銀道介紹，其實，美國很多大學社一年也就出三五十種書，十幾個人左右，但確確實實在出一些可以傳世的、對國家文化積累和科技進步有作用的學術書，這些書，大都是商業社不愿為之的。

“大學出版將來會分化，有的會繼續擴張，有的不需要擴張。”復旦大學出版社社長賀圣遂也如是表示。

總而言之，“改制了，運動員們都整裝待發了，政策應該公平，市場規則應該公正”。

擴張之途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大學出版社還沒有一家能夠提出切實可行的、或者整個技術路線十分明確的擴張道路，這是讓人很痛心的。”賀耀敏表示。

但在陸銀道看來，這其中有著非常復雜的原因。其一，是沒有政策的扶持；其二，社長們都有想法，但是不敢提，因為大學社社長的任命權在學校，說話也好，做事也好，沒譜的事，是不會先講出來的；其三，對于很多大學而言，仍舊沒有將大學社社長看作是職業出版人，走的是一般干部的任命，社長干兩屆就要被換掉，沒有深水不能養大魚，很多擴張的目標也不及實現。值得指出的是，如果高校的相關主管領導對職業出版人保持一定的敬意，不會出現將其隨意調離崗位的情況，出版社往往就能更好的發展，譬如外研社、華東師大社、廣西師大社、復旦社、北醫社等，皆屬此例。

實際上，有綜合實力的大學社都在暗中進行擴張之途，北京有五家大學社都在與外地大學社商談，看有沒有合作的可能性。其擴張的路徑大致以股份制為主，如果股份制走不通，就互相參股，“先往前拱”。但據本報了解，實質性談下來的還沒有一家。

“現在最大的阻力就是，出版社與出版社之間的整合，比如，大學社與大學社之間的整合，或者大學社重組其他出版社，比如，這次148家中直出版社改制，有的規模很小，我們也曾考慮重組的問題，并且有些出版社也向我們表示了希望重組的意向，但上邊沒有明確說法，操作起來有困難。”張其友表示。

在陸銀道看來，目前階段，大學社最有可能的合并形式是“托管”。“托管”，即隸屬關系不變，牌子不改，只是經營權歸另一方，托管兩三年，如果合適，就參股，形成“聯邦式合作”。但到目前為止，“托管”的形式也未能成行。

但是，外延式擴張也不是不可能，但受限于特定方面，比如，兼并一個圖書公司或者發行公司，或者印刷廠，還是有可能的。譬如，北師大出版集團通過股份制改造和技術性改造，將下屬的京師印務公司與民營印刷廠進行整合，組建成新的控股股份制印務公司，極大地提高了經營管理能力，完善了生產功能，拓展了產品品種，增強了市場競爭力，實現了優勢互補和雙贏的效果；同時，北師大社正在考慮以資本為紐帶，吸引外部市場營銷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