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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主要經濟體普遍面臨經濟增速大幅下滑的不利局面，這給宏觀調控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歐美國家遵循傳統的逆周期調節思路，實施了超大規模的寬松貨幣政策與擴張性財政政策以應對疫情沖擊。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小了經濟增速的下滑幅度，但是經濟復蘇不及預期，同時也帶來了通脹風險加劇、宏觀杠桿率攀升與資產泡沫化等一系列副作用。不僅如此，未來歐美國家在大規模刺激政策退出的過程中，經濟與金融體系還可能面臨系統性風險的威脅。

與之不同，中國提出了跨周期調節的新思路。2020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跨周期調節，要求“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并且強調“要做好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作為創新與完善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一項新舉措，跨周期調節具有深刻內涵與重要意義，有助于中國更好地應對國內外復雜的經濟局面，更好地保障經濟與金融的平穩運行。

跨周期調節的內涵

跨周期調節是一個新概念，與逆周期調節相比，兩者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內涵存在顯著差異。所謂逆周期調節，指的是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穩定政策（或稱為總需求管理政策），平抑短期經濟波動，從而實現經濟的短期平穩運行。盡管在逆周期調節思路的指導下，歐美國家的宏觀政策實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從近十余年的實踐來看，歐美國家始終難以擺脫經濟增長乏力與金融風險攀升的局面，這凸顯了逆周期調節的局限性。跨周期調節新思路從以下幾個方面對逆周期調節進行了有益補充與完善。

第一，跨周期調節能夠更好地統籌短期經濟波動與中長期經濟增長。逆周期調節強調對短期經濟波動的調節，為了讓產出缺口與通脹缺口迅速回歸至零附近，可能會在一定時期內實施較大力度的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這雖然有助于在短期內平抑經濟波動，但由此帶來的高債務與資產泡沫等一系列問題將不利于長期經濟增長。跨周期調節新框架之下，宏觀政策的考量時期不再局限于短期，而是拓展到中期甚至是長期。這意味著，跨周期調節框架下宏觀政策的力度更平滑，不會過度地追求將產出缺口或通脹缺口在短期內一直保持在零附近，而是更多地兼顧中長期增長路徑。比如，雖然2021年一季度經濟增速大幅上升，產出缺口顯著為正，但是4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指出宏觀政策“不急轉彎”，這就是跨周期調節思路的體現。再如，“十四五”規劃綱要強調宏觀政策要“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而國家發展規劃通常是針對五年甚至更長時期的規劃，這也是跨周期調節思路的表現。

第二，跨周期調節能夠更好地統籌經濟穩定與金融穩定雙重目標。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雖然各界學者與政策制定者認識到宏觀政策既要實現經濟穩定也要實現金融穩定，但是在逆周期調節框架下，經濟穩定與金融穩定兩大目標經常難以兼容。以當前全球經濟普遍存在的衰退式資產泡沫風險為例，貨幣政策需要寬松以應對經濟下行壓力，而宏觀審慎政策則需要趨緊以應對金融風險，這就導致宏觀政策短期內在穩增長與防風險之間難以權衡。跨周期調節新思路則拓寬了宏觀政策的邊界與維度，可以通過中長期的政策設計約束金融風險的攀升，分擔宏觀政策在金融穩定方面的短期壓力，從而更好地聚焦于經濟穩定目標，以便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之間的長期均衡。

第三，跨周期調節能夠更好地統籌政策力度與政策空間。在逆周期調節框架下，政策力度是決定宏觀政策調控效果的關鍵，而政策空間并不是需要重點考量的因素。歐美國家的政策實踐進一步表明，由于在短期內對經濟進行了較大力度與較為頻繁的逆周期調節，導致貨幣政策空間嚴重透支、財政政策空間大幅壓縮，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宏觀政策未來中長期內的操作。與之不同，在跨周期調節框架下，通過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的有效銜接，既能保證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各類宏觀政策的力度相對充足，也能為各類宏觀政策預留足夠的空間，以確保宏觀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

第四，跨周期調節不是要取代逆周期調節，而是要更好地與逆周期調節相配合以彌補其不足。逆周期調節雖然不能兼顧長期增長，但是對短期經濟波動的調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半個多世紀的政策實踐已經表明，在很多情況下逆周期調節表現上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經濟發展新形勢和新環境使得逆周期調節不足以兼顧短期與長期經濟增長，也不足以兼顧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跨周期調節+逆周期調節”新思路能夠更好地平衡經濟增長、金融風險、經濟結構等多個目標之間的關系，從而更好地保證經濟在合理區間之內平穩運行。事實上，“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搞好跨周期政策設計，提高逆周期調節能力”，由此充分表明，跨周期調節并不是要取代逆周期調節，而是與逆周期調節相互配合。

跨周期調節的重要意義

跨周期調節是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一項重大創新舉措，既是基于對新冠疫情沖擊下國內外復雜嚴峻經濟形勢的深刻認識所形成的應對策略，也是對如何破解以逆周期調節為核心的宏觀調控理論所遭遇困局的有益探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理論意義。

首先，跨周期調節有助于避免新冠肺炎疫情等巨大沖擊帶來的干擾，增強宏觀經濟的中長期穩定性。在新冠肺炎疫情等巨大沖擊的影響下，基數效應的擾動會導致經濟指標的大起大落。比如，2020年一季度中國GDP增速因疫情影響而降至-6.8%，而基數效應導致2021年一季度的GDP增速躍升至18.3%。可以預計，在基數效應影響下2022年一季度的GDP增速又將明顯下降。如果宏觀調控僅遵循逆周期調節思路，就會被經濟指標的短期大幅波動“牽著鼻子走”，導致政策反復劇烈變化，不利于經濟平穩運行。跨周期調節則可以從中長期視角對經濟運行形勢做出更為合理的判斷，制定更有效的宏觀調控方式，從而做好宏觀政策跨年度與跨周期的有效銜接，防止宏觀政策“急轉彎”。

其次，跨周期調節有助于宏觀政策更好地應對“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雙重壓力。近年來，中國經濟仍面臨一定的“穩增長”壓力，經濟恢復的基礎仍需鞏固。如果僅依靠加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力度進行“穩增長”，可能會加劇宏觀杠桿率攀升與資產泡沫化風險，不利于“防風險”目標的實現。在跨周期調節框架下，除了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短期穩定政策之外，還可以使用增長政策為經濟注入增長活力，使用結構政策優化經濟結構，從而扭轉資金“脫實向虛”等局面，以兼顧“穩增長”與“防風險”兩大目標。

再次，跨周期調節有助于預留宏觀政策空間，以應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對中國經濟的沖擊。2021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當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續演變，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的加大可能會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造成一定的不利影響。如果宏觀調控在短期內進行過度頻繁的逆周期調節，將會使得本就不斷收窄的政策空間更加捉襟見肘。一旦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劇，中國將難以有效應對。跨周期調節則將使得各類宏觀政策更好地統籌政策力度與政策空間，從而為應對不確定性預留較為充足的政策空間。

最后，跨周期調節作為原創性和標識性的新概念，有助于創新與完善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在此過程中，中國特色宏觀調控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必要系統總結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成功經驗并構建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跨周期調節作為一個具有原創性與標識性的新概念，屬于中國特有范疇，有助于從理論的高度總結中國宏觀調控實踐，進而成為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強調的是，跨周期調節不僅具有中國特色，也具有一般適用性。美聯儲于2020年8月提出的基于平均通貨膨脹目標的貨幣政策新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跨周期調節的特征。因此，對于跨周期調節的政策實踐與理論探索，也有助于為全球宏觀經濟治理提供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宏觀政策“三策合一”有助于落實“跨周期調節+逆周期調節”新思路

上文分析表明，跨周期調節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政策價值，而且提出跨周期調節，不是要取代逆周期調節，而是要與逆周期調節更好地配合以彌補其不足，亦即實施“跨周期調節+逆周期調節”的新調控思路。在實施“跨周期調節+逆周期調節”新思路時，短期穩定政策和長期增長政策毫無疑問是必須的調控工具，除此之外還需要結構政策的配合。究其原因，不管是中國，還是美國和日本等國家，還面臨不同程度的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尤其是實體經濟部門和虛擬經濟部門之間的結構失衡，而這也是經濟增速放緩與資產價格泡沫并存的根源所在。經濟結構失衡不僅導致實體經濟增長乏力，而且阻塞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穩定政策的傳導機制，導致穩定政策的調控效率低下。因此，要想有效落實“跨周期調節+逆周期調節”新思路，除了穩定政策和增長政策，還需要結構政策的配合，通過使用結構政策調整優化經濟結構，這樣才能更好地暢通穩定政策的傳導機制，促進經濟在最優結構下實現短期平穩運行和長期穩定增長。

然而，在傳統的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穩定政策、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相互割裂、各行其是，這也導致“跨周期調節+逆周期調節”新思路在實施過程中面臨理論層面的束縛。需要突破傳統理論的束縛，重新構建穩定政策、增長政策、結構政策“三策合一”的新理論框架，將致力于中長期調控的增長政策、結構政策與致力于短期調控的穩定政策有機地統籌起來，才能更好地將“跨周期調節+逆周期調節”新思路落實到位，從而促進中國經濟平穩運行，并以合理增速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等中長期重要發展任務。

（文章來源于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