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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提出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完善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超大城市積分落戶。根據城區常住人口，目前只有北上廣深屬于超大城市，武漢、重慶、天津、成都、東莞、南京、鄭州、杭州、長沙、沈陽屬于特大城市。這意味著除了這十幾個城市，其他城市的戶籍會向流動人口全面放開。

在這之前，部分大城市的戶籍已經比較開放。比如我們調研發現哈爾濱雖然城區人口超過300萬但很早戶籍就已經比較開放，石家莊2019年3月已經全面放開落戶限制。在《意見》之后，各省份進一步加快戶改進度。2019年12月底，河南開封、洛陽全面放開落戶限制。2020年1月14日，廣東宣布將放開除廣州、深圳之外其他城市落戶限制，這意味著東莞這一流動人口占比較大的特大城市也將完全放開落戶限制。

從近年戶籍改革的趨勢看，戶籍放開有越來越徹底的趨勢。我們有理由相信，不遠的未來，附加于戶籍的各種經濟職能將逐步消失，這主要是由于戶籍制度本身是適應于經濟人口財政條件而不斷調整的。

新中國成立后的戶籍制度在上世紀50年代后期逐步形成，在1957年前我國還基本處于人口流動自由期，只針對政治敵對分子等特殊人群作出較嚴格的規定。為了推行更好的計劃經濟制度，這一時期也在人口登記上為更嚴格人口按戶籍管理進行了準備。

1958年到1984年為城鎮戶口的嚴格控制期，農村居民獲得城鎮戶口比較困難，想在城鎮獲取生活資料和就業可能性較小。這段嚴格控制城市戶口、并對農村城鎮居民戶口附著上眾多福利差異政策的時期，基本也是計劃經濟執行最嚴厲的時期，人口依戶籍管理為經濟計劃執行提供了條件。

之后，由于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進步，逐步有勞動力從農村進入城鎮就業生活，以往的嚴格控制勞動力流動的戶籍政策弊端進一步顯現，因此國家于1984年出臺的《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開始允許農民入籍小城鎮。從1984年到2001年，中央加大力氣推動小城鎮的落戶開放政策，但對大中城市仍然有高度限制，因此這段時間可以稱為戶籍制度的“半開放期”。這個時期基本不嚴格控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城鄉和城城間人口流動初步實現，并在城市形成大量農民工。

在2001-2012年這段期間，中央層面并沒有出臺重要的戶籍制度改革文件。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和地方政府間競爭，在這段時間各個地區因地制宜地進行了差異化戶改，比如部分地區為吸引投資而放開投資落戶、為促進房地產發展而推行購房落戶等等。

2013年，由于勞動力人口整體數量有減少趨勢，城市化速度開始減緩，流動人口增速下降，在以往積累的較強財政能力基礎上，中央發布《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等文件，提出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創新人口管理，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等要求。

到了2014年，隨著經濟發展新常態共識逐步達成，經濟增速放緩，要求進一步促進要素自由流動提升經濟效率。當年7月，國務院又出臺《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了在大城市普遍推廣居住證制度、逐步將戶口負載的福利分離出來，使得沒有戶口的城鎮常住居民也能一定程度享受城鎮公共福利。一直到2019年4月，國家發改委發布《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及年底的《意見》出臺，都是經濟新常態下人口管理的應對之法。

以史為鑒，我國歷次較大戶籍改革都是因應于當時的經濟社會條件。根據當前的經濟環境，有理由相信戶籍改革將進一步加快。

第一，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每年以數百萬規模遞減，要求進一步提高勞動力利用效率，這客觀上要求加快要素市場改革和戶籍改革。

第二，大城市人口出現縮減態勢，客觀上允許適當放開戶籍限制。

第三，由于內部改革和外部貿易爭端，我國經濟近兩年出現較嚴峻下行態勢，而大城市是經濟發展領頭羊，同時也是戶籍改革頑固點，加快改革大城市戶籍有利于帶動整體經濟發展，走出當前經濟下行狀態。

最后，在國家推動養老、醫療等基金全國統籌建設背景下，部分大城市實行相對嚴格戶籍制度不利于建設全國性社會保障體系。

在當前外部環境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通過戶籍改革提升內部活力無疑是有利之舉，而且要求越來越急迫。進一步加快出臺特大超大城市戶改，加快改革是經濟社會客觀要求。

（文章來源于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