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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為市場導向型經濟結構調整提供政策支持

我們并不那么消極的看待本輪工資上揚，特別是低端勞動力工資上揚，我們認為這導致了要素發生改變，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帶來了新的契機，將會開啟中國市場驅動型經濟結構調整的新階段：

1、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將從根本上改變勞資關系，改變工資上漲嚴重滯后于國民收入上漲的局面，使中國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從而啟動中國市場化的收入倍增變化，改變中國收入分配不公，提高國民的整體消費率，加速中國“收入-消費升級”的臺階效應的到來。

2、低端勞動力市場工資的上漲將對不同區域的生產成本帶來不同的影響，從而使各種傳統產業在區域成本差異的推動下，向中西部加速進行梯度轉移，使東部留出產業升級的空間，同時克服以往行政化產業轉移帶來的各種問題。中國必將在迎來在“加速性梯度轉移”中實現“產業升級”的新時期。

3、工資水平的快速上漲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各種要素價格之比，使市場主體自發進行要素替代。采取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生產方式，促使企業提高自主研發和技術進步水平，積極探索新的盈利模式，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以往行政性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缺乏內在動力的弊端，開啟市場化創新的新時期。

因此我們認為，我們是以積極態度看待本輪工資上揚，這將會使中國經濟發展迎來新的階段，本輪工資上漲它是個長趨勢，我們更認為它將導致中國經濟迎來一個新階段，有五個特點：

第一、勞資關系將發生深刻變化，帶來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動，為中國迎來庫茲涅茨倒U曲線的拐點型轉變提供了新契機，為縮小收入分配差異過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促進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由外需驅動性向內需驅動型、投資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的加速轉變。

第二，區域結構的變化，將帶動工農關系、城鄉關系新格局的形成。

第三，要素價格比的變動將促使產業結構自動升級，中國將在推進工業化的同時提前啟動制造業的高加工度化，進一步強化未來國際分工的大國地位。

第四，城鎮化建設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勞動關系的深刻變動和工資水平的加速上漲將使中國迎來城市化的超加速期。

第五，工資增長以及相應的人力資本政策的實施，將使中國步入人力資本投資的加速時期，人力資本的加速積累將使中國經濟增長步入人力資本偏向型發展期。

在以上的判斷上面得出以下一些政策建議：市場導向型經濟結構調整要求政府在兩個方向提供政策支持。發揮政府行政調整的積極引導作用，補足過去政府政策缺位部分，讓政府的力量彌補市場的不足，讓市場力量更充分地發揮作用。克服轉變過程中政府形成的制度障礙，改革政府的不當干預，消除政府調節的負面作用。

第一，要從戰略發展的高度，把低端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與要素價格市場化作為未來經濟結構調整的核心，通過價格機制的杠桿作用翹動整個經濟調整的重塑。從而將以往單純的行政轉型思想轉變到以市場導向的經濟結構轉變上來，使市場主體自發地、全面地、穩定地進行分配機制的調整、產業的升級、區位的選擇和創新的強化。

第二，要積極推動低端勞動力市場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引導和規范低端勞動力市場“市場協議”工資形成機制的培育。

第三，盡管市場力量成為未來結構調整的基本驅動力，但勞動剩余與工資上漲的并存格局決定了結構調整還要輔之以政府的適度干預，防止單一的市場機制將中國經濟過早地引入到偏廢就業的新古典軌道。我們要更多的鼓勵勞動偏向型技術的引用。

第四，加大改革力度，完善要素市場，讓要素價格更多地反映要素市場的供求關系。通過理順要素比價關系，抽象校正各種技術進步模式的成本收益。要根據要素偏向度執行有區別的優惠政策，并給予勞動偏向型技術更大幅度的傾斜。

第五，在產業加速梯度戰役的進程中，政府一方面要順應市場化轉移的潮流，加強中西產業轉移承接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建設，另一方面必須出臺政策應對東部在傳統產業轉出后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必須出臺相應的扶持政策，使東部進行全面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以形成東部新一輪經濟增長的產業基礎。

第六，改革戶籍制度，降低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成本，并加快城鎮化進程創造條件。要在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的同時配合土地制度和財政體制聯動改革。

第七，加快優化出口結構，扭轉粗放型貿易增長方式，充分利用境外經貿合作區等方式促進貿易增長，繼續深化與新興市場國家的貿易合作。中國出口應盡快由過去主要依靠低成本優勢轉變性依靠技術創新轉變，為了應對國際競爭的挑戰，我們需要探索新的競爭方式和思路，注入提高生產率、更多生產高質量和高附加值的產品，從成本優勢逐漸向質量和品牌優勢轉變。

第八，在勞動力結構和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的新時期，人力資本戰略和人才戰略的實施具有高度的經濟戰略意義。政府應當從傳統的物資資本投資模式轉向人力資本投資模式之上。中國不是面臨人口紅利終結的問題，而是面臨如何將人口紅利轉換成真實的經濟發展動力的問題。其關鍵是人力資本能否適應未來經濟發展的需求。提高勞動者素質是根本的解決之道，但這緊緊依靠市場力量是很難完成的，政府是可以有所作用的。

第九，降低民營資本的“進入壁壘”，讓民營企業在未來的結構調整中扮演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