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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常態以來中國經濟一直面臨周期性放緩與趨勢性放緩相疊加的局面，但宏觀政策應對力度有所不足，而周期性放緩的持續會加劇趨勢性放緩的幅度，從而加大經濟失速風險。目前較為脆弱的經濟與社會架構將難以承受經濟失速風險，因此，宏觀政策要從短期、中期、長期三個層面予以積極應對。若沒有中短期政策創造的穩定宏觀環境而單獨依靠長期改革，很可能導致中國經濟短期內增速下滑過快而陷入長期停滯之中。而若沒有改革的切實落實而僅僅依靠短期擴張性政策，也只是拖延當前風險爆發時間，甚至會因短期政策刺激所產生的泡沫而加劇未來經濟的衰退幅度。

　　就短期而言，貨幣政策要由穩健轉向適度寬松，財政政策要提高赤字率并加大轉移支付力度

在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定位下，央行能夠加大降息降準力度，推動真實利率水平下行。相比于歐美發達國家，目前央行還擁有較大的操作空間。同時，“適度寬松”將更好地錨定公眾預期，從而增加投資與消費需求。據筆者團隊測算，加強預期管理可以使得貨幣政策有效性提高近40%。央行可以從兩方面進行操作。一是，增加單次降息或降準的幅度。“穩健貨幣政策”下央行單次降息幅度都是0.25個百分點，降準幅度也多為0.5個百分點。常規時期這樣的操作是可行的，但在經濟下行期則需要加大單次降息或降準的幅度。比如，2008年美聯儲為應對危機直接將基準利率由1%下降至0.25%。二是，增加貸款基準利率的降幅。目前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為1.75%，而貸款基準利率為4.6%，凈息差高達2.85%。央行可在存款利率不變的基礎上下調貸款利率。雖然凈息差的減少會影響到商業銀行的利潤增長，但商業銀行擁有較強的風險抵御能力以及工業企業的利潤降幅在8月份已擴大至8.8%，銀行業應當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以保證中國經濟的平穩運行。

　　國際經驗表明，高債務背景下運用緊縮貨幣政策去杠桿大多會給經濟帶來沉重且長期的打擊。當前中國已經出現了高債務與通縮共存的跡象，債務者的真實償債負擔正在不斷增加。據筆者測算，若實施寬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以推高通脹率2個百分點，不僅將減輕政府約8700億的債務負擔，還會使得財政支出提高4.7%-5.7%用于“穩增長”。

在“積極財政政策”方面，政府應該擴大國債規模提高中央赤字率，以此來彌補地方政府舉債規模下降所造成的財政支出缺口。當前財政赤字率僅為2.3%，距離3%的國際警戒線仍有一定距離。況且，3%的國際警戒線是常規時期而非危機時期的標準。此外，還要關注局部增速下滑較快地區，通過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為這些地區提供足夠的財力支持。

　　就中期而言，要拉動消費與降低企業稅負

　　消費需求方面，今年以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保持溫和回升態勢。原因有三。一是部分省份的人均GDP水平已邁過1萬美元大關。根據國際經驗，人均收入超過1萬美元后的消費結構將由物質消費為主向服務性消費為主轉型，消費需求得到進一步釋放。二是當前40-44歲與45-49歲人群占比最高，這一年齡段恰是消費的黃金時期。三是“互聯網+流通”等新業態的快速發展激活了潛在消費需求，1-8月份實物商品網上消費增速達到了35.6%，遠高于整體消費10.9%的增速。因此，應當把握好這一機遇有效推動消費需求增長。一是確保居民收入尤其中低層居民收入的平穩增長，讓居民能夠消費。二是減少消費的后顧之憂，讓居民敢于消費。這就需要財政加大對教育、養老與醫療的補貼以降低居民預防性儲蓄。三是確保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的健康合理發展，不宜過度人為刺激。

　　企業稅負方面，據測算，中國企業包括稅收、各項收費及政府性基金等在內的整體稅負達到了40%左右，超過了OECD國家約25%的平均水平，小微企業的稅收負擔更重。現有測算結果主要考察顯性稅負，而中國還存在隱性稅負。尤其對于民營或小微企業而言，其還要面對國企對上游行業壟斷與政府對土地壟斷所形成的“壟斷稅”。減稅雖然會進一步拖累財政收入增速，但過高的稅負已顯著抑制了企業的經營活力，并且現在很可能已處在拉弗曲線的“右側端”而抑制了財政收入的增長。

就長期而言，堅持推進市場化改革是支撐經濟長期增長的根本途徑

　　正是因為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推進，使得資源配置得到了明顯優化，民眾的積極性與能動性得到了充分調動，才有了三十多年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跡”。在當前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面臨新矛盾新問題時，仍然需要依靠深化市場化改革來推動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已明確提出要“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從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當然，當前剩下的改革重點領域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市場化改革難以一蹴而就，甚至會出現短期負向沖擊，因此，需要短中長期政策的協調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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