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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經濟發展模式的基礎，主要是社會—政治上的社會民主主義導向，這應該可為中國借鑒

　　　　  

　　對中國是否將陷入金融危機的討論近來非常熱，許多輿論將中國今天面臨的局面與1997至1998年時對比。然而無論怎么看，2013年中國的經濟金融狀況，應該都是遠比1998年、2008年健康。

 

　　1993至1997年的大規模下崗失業導致消費增長停滯，銀行惜貸導致投資增長放緩，還有政府大幅削減開支以期望平衡收支，如此種種，遂使經濟由增長放緩進而陷于通貨緊縮境況，從而又導致公共債務比率飆升，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的匯總債務超過警戒水平，一般估計在1998至2001年期間都超過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70%。與此相比，2008年之前的五六年中國經濟正經歷著空前快速的增長，國家財政收入快速增加，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債務大幅度下降。至2013年，即使經過好幾年的地方政府債務膨脹，總體公共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仍然遠在60%以下，而且，與債務增加相對應的是公共資產同時大幅度增加。所以，如果說中國的經濟金融狀況在1998年確實面臨危機的威脅，在2008年肯定不是這樣，在2013年也應該不是這樣。

 

　　在1998年之后直至現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經驗是國家主導發展進程，表現為資本深化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路徑。所謂“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盡管并沒有清晰定義和共識，然而，不管怎么定義，中國模式必定包含兩個特性，一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抵制，另一個是國家主導的發展進程。

 

　　那么，今天這樣的一個模式是否還有可行性和合理性？有什么需要補充、擴展、改變的余地？在更深層的意義上，考慮到世界資本主義變革以及中國未來的社會政治發展，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擴展這種可行性和合理性？

 

　　當前中國經濟金融的現實狀況包括了三個核心元素，即資本深化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路徑、從福利政策擴展到提高勞動保障和勞動報酬的分配格局、一個具有足夠潛力擴展社會福利和基礎設施投資的公共部門。這三個元素的配合意味著，中國大有可能建立起一個類似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資本主義“黃金時代”先進國家的發展模式，文獻中一般將之簡單地概括為“大企業、大工會、大政府”模式。與大工會對應的，一方面是勞動保障和報酬的改善趨勢，包括集體談判權的加強、勞動法律的實施、全社會勞動者的工會化程度提高，以及實際工資持續上升，另一方面是生產技能積累成為生產率提升的重要因素。至于大政府，大規模生產所需要的大規模消費有賴于國家提供社會福利，尤其是普及公共醫療和教育體系、以及城鎮住房保障和相應的公共設施服務，而作為后進工業化經濟體，中國的未來經濟發展亟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和追趕先進國家的技術進步，政府和整個公共部門應該能在這其中起到關鍵作用。

 

　　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基礎，主要是社會—政治上的社會民主主義導向，這應該可為中國借鑒。這種發展模式是否能在未來中國實現，取決于能否應對國內外新自由主義勢力的挑戰，這包括要有足夠的力量控制住公共部門，使得國家權力和政策導向免于新自由主義化，使得國有經濟體系免于金融化和投機化，當然也要使得公共部門的決策階層免于官僚特權化。由此，以來自農村的勞動者的徹底融入工人隊伍為表征的城鎮化進程，以廣泛的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和社會治理為導向的制度安排，不僅是在經濟意義上，而且是在社會—政治意義上，對中國未來將是必不可少的。換言之，未來的中國模式可以是一種越來越具有社會民主、大眾民主意涵的模式，這就不僅包含而且超越了“黃金時代”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