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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續的結構調整是經濟健康發展的常態

首先，發展是變革的函數，產業結構的“固化”會導致一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徘徊不前。

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產業結構，使歷史上的中國經濟幾乎處于“停滯”狀態。先期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之所以發達，則是因為產業結構的不斷提升。提升就是創新。這種調整和提升是內生的，是市場機制使然。通常是某一企業在競爭規律的作用下率先創新并獲得超額回報，其他企業紛紛跟上，誕生了一批相關產業和企業，利潤隨之被平均化，并實現了一個新的層次的均衡。在新的均衡水平上，又有企業率先創新，再一次打破已有的均衡，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更高的均衡。率先創新者獲得超額回報，落后者被無情淘汰，進而結構得以調整，經濟隨之發展。這個過程永不會完結。

其次，只有結構效應和內涵式的擴大再生產才能保證一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經濟發展分為水平效應和結構效應。水平效應是在給定技術條件，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平面地擴展和重復既有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以此來發展經濟。結構效應是通過創新，提升產業、產品結構而獲得更高層次的經濟發展。人們通常還用內涵式的擴大再生產表示結構效應，用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表示水平效應。

一國在發展的初期，由于產業空間大，因而更多采取水平效應的發展方式，表現為上項目、鋪攤子。發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產業空間相對飽和，過去外延的、粗放的生產方式的約束條件發生了變化，就必須轉向結構效應，即通過創新和產業、產品結構的提升，在更高層次上發展經濟。一國經濟的長期停滯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產業結構長期沒有提升的結果。

發展之初的水平效應通常與模仿相伴。這就是后發優勢。模仿會在最初的經濟發展中發揮顯著作用，但發展到一定程度，模仿的邊際效用會急劇遞減。如果創新跟不上，結構不能得到及時調整和提升，經濟發展就會因缺少新的主導產業而難以持續。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拉美一些國家的情況。

最后，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新常態下的主要任務是創新、調結構。

新常態意味著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已發生了很大的甚至是顛覆性的變化，結構的調整與提升已成為當前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中國經濟已經起飛，但必須持續加油，即通過結構調整和創新尋求新的主導產業，以使中國經濟適應變化了的約束條件，持續地高質量地發展。

2、經濟結構調整的原則

結構調整的基本原則是效率原則，即在給定的條件下所有資本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各類資本的邊際效益相等，馬克思稱之為平均利潤，不存在某一兩個產業能夠獲得高額的、不正常的利潤（例如當下的房地產和某些金融衍生產品）；也不存在對于經濟社會來說十分需要卻利潤稀薄到難以生存的產業（例如當下的一些制造業）。當然，最佳配置的前提條件是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結構調整需要尊重實體經濟的發展規律，這也是原則之一。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大廈的根基，馬克思稱其為生產性勞動，其他的勞動為非生產性勞動。非生產性勞動的產生是由于生產性勞動效率提高使然，是服務于實體經濟的。我國目前存在著群眾運動式地、拔苗助長地發展服務業的現象，這是對配第·克拉克定律及庫茲涅茨相關論述的誤讀。配第·克拉克定律指出，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會從第一產業、第二產業依次流向第三產業。庫茲涅茨也指出，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部門實現的國民收入會下降。在工業化階段，工業部門對國民收入的貢獻會提高。在工業化后期，工業部門對國民收入的貢獻會降低，服務業的貢獻會越來越大。人們常常忽視了這個變化過程是有條件的：第一、第二產業效率的充分提高，是發展第三產業的必要條件，這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它不僅沒有否認實體經濟的基礎性作用，而且是以堅實的實體經濟為前提的。沒有智能化的制造業，就不可能產生現代服務業。沒有堅實的實體經濟的基礎，一窩蜂地發展服務業，就只能是餐飲、休閑等低端服務業，進而造成這些行業的產能過剩。

結構調整的過程還需要遵循比較優勢的原則。中國經濟以往的成功，在于發揮了亞當·斯密、李嘉圖式的傳統比較優勢，后發國家在發展之初幾乎都是這樣。然而，這樣的比較優勢原則顯然不能解釋自然條件處于不利地位的國家或地區為什么能變不利為有利，繼而成為經濟發展的佼佼者，不能解釋更多與要素稟賦無關的企業的興起，不能解釋全球絕大多數貿易為什么會發生在條件相等或要素稟賦沒有很大差異的國家之間。這些現象的原因，就是這些國家具有了知識、技術方面的比較優勢。也就是說，一國經濟要持續地、高質量地發展，就不能陶醉于傳統的比較優勢，以至落入比較優勢陷阱，要適時地塑造新的比較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講，勞動力紅利的逝去并不是壞事，它會逼迫我們培育新的比較優勢，有什么樣的比較優勢就有什么樣的產業結構。

3、怎樣才能有效地調整產業結構

重點是通過健全的市場經濟去調節。縱觀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結構調整，其之所以成功，基本上都是靠市場的力量，因為產業結構調整的本質就是企業在市場中不斷尋找生存、發展的方向。政府的優勢不在于預見產業的方向，更不在于預判和規定哪個產業必勝，而在于創造健全的、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體制，讓各種產業和創新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當年福特開發汽車產業不是美國政府調節的，比爾·蓋茨、喬布斯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電子產品的開發也不是美國政府號召的，李書福、馬云們所開發的行業也不是當地政府調節出來的。

當然也應當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一國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取決于歷史。東亞國家在市場經濟的初期，政府發揮作用的領域都比較廣，特別是在產業政策上。然而到了市場經濟相對成熟的時期，就都把更多的選擇權交給了市場。究其原因，在市場經濟的初期，市場發展尚不成熟，各種信息以及產業結構比較簡單，政府可以比較全面地掌握市場主體的信息并加以調整。隨著市場經濟日趨成熟，產業更為精細，關系更為復雜，產業發展的方向有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就需要直接活躍于最底層、最前線的企業去探索方向。此時，政府的作用在于努力建立一個優勝劣汰、激勵創新的體制，產業政策應該有利于競爭，而不是具體指出產業方向。

一國的中央政府是可以高瞻遠矚地制定產業政策和發展規劃的，但地方政府在產業政策的設計上應當受到一定的限制，因為地方政府有特殊的利益訴求，會脫離實際，拔苗助長地發展時髦產業，也會為了GDP而保護落后產業。

此外，我國還需要抓住經濟下行期的機遇，充分利用兼并、重組等市場經濟的機制來有效地調整產業結構。危機也是市場經濟的機制，是在經濟發展到下行期時強制性地淘汰落后。人類經濟的發展是由一個一個的周期連接起來的波浪式的發展，沒有下行期的淘汰落后，就沒有產業結構的提升和高潮期的創新發展。創新是淘汰中的創新，當該死的細胞死不掉，該活的細胞活不了的時候，這個機體是沒有活力的。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痼疾是結構失衡，但治理痼疾一定要慎言刺激，一是因為所謂刺激往往是在復制原有的產業結構，政策的重點是解決速度而非結構問題；二是因為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益往往遞減很快，一開始用寬松的刺激性政策似乎還有點兒作用，但因為刺激性政策不僅沒有解決結構問題，反而使結構問題更嚴峻了，再用刺激性政策解決速度問題，就需要更大的流動性注入；三是因為貨幣本質上是幫助交易的，不宜作為經濟政策，中央銀行的操作只是發出一筆筆貸款，這些貨款對于有技術、產品和市場的企業可以起到積極作用，對于本該被淘汰的產業和企業而言，它的作用只是延緩了破產的時間，還可能阻止新的競爭者的誕生，從而拖延了經濟結構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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