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5日上午，政治經濟學大講堂系列講座第十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舉行第14場講座。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教授作了題為 “城鄉轉型的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報告。

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政治局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31次集體學習土地問題講解人，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原國土部土地資源可持續發展戰略協調人；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農村部副部長，中國經濟時報社長、總編輯。兼任中國城鄉發展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中國農村產權學會副會長、貴州省湄潭縣農村改革總顧問，參與南海、義烏、瀘縣、余江等地改革試驗。研究領域為土地制度與發展、制造業轉型升級、城鄉互動以及鄉村振興與鄉村治理等，曾先后在美國哈佛大學、牛津大學、MIT等世界知名學術機構進行學術演講和交流。近五年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應急管理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攻關項目各一項，其余國際級、省部級、地方政府資助項目30余項；翻譯著作主要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等，近年出版有影響的專著《中國土地問題調查：土地權利的底層視角》《土地制度與中國發展》等，在《World Development》《Cities》《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China & World Economy》《China Economic Journal》《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新華文摘》《求是》《經濟研究》《管理世界》等高水平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100余篇。

劉守英教授講課的內容主要包括城鄉轉型的政治經濟問題、結構變遷方式與轉型困境、城鄉中國格局、鄉村振興的路徑以及城鄉融合的政策與制度創新等。

城鄉轉型的核心是結構變遷問題，結構變遷研究的是一國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以及如何實現這種轉變。劉教授糾正了兩種錯誤的看法，即認為國家要實現結構轉變必須以犧牲農業來實現工業化，以及忽視結構轉變時農業份額下降的過程中農業競爭力的提升。劉教授指出工業化的本質是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和轉型升級，農業份額的降低是結構轉變過程中的普遍規律，但結構轉變并不能通過人為地降低農業份額來實現結構轉變。由此，劉守英教授揭示出中國結構轉變的三個反常規事實：一是農業就業份額下降滯后于產值份額的下降；二是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同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差距越來越大；三是農產品成本利潤率持續下降，農業競爭力力越來越弱。

劉守英教授認為，當下我國農村發展中最重要的問題是結構問題。鄉土中國結構下，農民以農業為主、兼具工匠的角色。他們安土重遷，輕易不會離開家鄉的土地。鄉村治理采取雙軌制，縣以下的鄉村高度自治，鄉村的秩序主要靠傳統規則的教化來維持。農業的產權以耕作權為中心，分為田面權和田底權。田面權是包含使用、轉讓、收益等權利，而田底權只有收取租金的權利。在鄉土中國階段，我國農村有機結構極具穩定性。

接下來，劉守英教授從梳理了我國鄉村結構發生的變化。近代西方機器大工業沖擊下，我國鄉村結構開始出現破裂，鄉村第一次危機出現。國家工業化的制度安排使我國出現以鄉村產業窄化、農民貧困、農業績效不佳、城鄉斷流為主要特征的鄉村結構系統性危機。八十年代末鄉鎮企業的發展給農村帶來了經濟活力，但九十年代高速的工業化、城鎮化導致農村資本外逃和青年人口流失，鄉村工業化和城鎮化全面停滯，我國是實質上處于“衰而未亡”的第三次危機之中。當下中國城鄉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鄉土中國”已經轉型為“城鄉中國”，實現了以農為本、以土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鄉土中國”，向鄉土變故土、告別過密化農業、鄉村變故鄉、城鄉互動的“城鄉中國”的轉變。

關于鄉村振興的路徑，劉守英教授指出要重新認識結構現代化，將城市和鄉村擺在平等地位上，確保城鄉要素對流、協調發展。我們一定要搞清楚結構變遷的方式與結果的區別，不能單純追求工業化、城市化而忽視鄉村的發展。工業化不僅能在城市和工業部門發生，農業也可以實現工業化。當前，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推進我國城鄉的融合發展。第一，要打通城鄉之間的障礙，拆除城鄉阻隔這堵墻；第二，鄉村要向城市開放，城鄉打通才能形成城鄉融合的局面；

最后，圍繞鄉村發展的一些現實問題，劉守英教授與大家進行了交流互動。本場講座內容的視野開闊、資料詳實、概念新穎，兼具理論分析與實踐考察，全面展現了中國鄉村及城鄉關系的變遷，得到大家的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