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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30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主辦的“發展理論與中國實踐”系列講座第二十講在明德主樓728會議室成功舉辦。本次講座的主題是“面向現代化的新發展格局：雙循環相互促進”，由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曹遠征主講，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教授主持。

曹遠征教授認為，循環是經濟活動的本質。用循環來概括經濟活動是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它把經濟活動分為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個環節，產品和勞務依次經過這四個環節并周而復始。這一循環往復是一個社會再生產過程，既是價值的實現過程，表現為貨幣收入；也是產品和勞務實物生產的消費過程，表現為物質滿足。由此，它既涉及價值實現的經濟制度安排，也涉及物質產品生產流通的技術進步。這是統一的兩個過程。任何一個過程循環不暢，出現堵點、痛點，都會使整個循環出現困難，甚至出現系統性偏差。

首先，為什么要提出“雙循環”發展戰略？曹遠征教授認為，第一，新時代新形勢要求新發展格局。2008年是世界經濟的分水嶺。盡管財政貨幣政策十年持續擴張，但世界經濟仍然低迷，甚至有可能長期停滯，呈現出低增長、低貿易、低通脹和低利率的特征。世界經濟的長期低迷導致了國際格局的變化，民粹主義上升，保護主義抬頭。逆經濟全球化已由思潮變成建制化安排，中美經濟貿易沖突就是代表。此外，2020年新冠疫情加劇了國際格局的變化，使世界經濟處于深刻的調整中。第二，現代化要求開創新的發展格局。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GDP角度看，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是，世界經濟陷入低迷，國際格局也在變動，逆經濟全球化潮流涌動，這與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形成明顯區別。與此同時，隨著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中國在“十四五”時期需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社會。這與在低收入水平上中國經濟所面臨的任務不同，路徑不同。在新的歷史時期，要使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現代化，就需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其次，“雙循環”的內涵。 曹遠征教授表示，從循環的角度看待世界經濟活動，“雙循環”刻畫了當代中國與世界的經貿關系。其中的要點在于：第一，從循環的角度看，中國和世界之間的經貿關系不僅僅是包括收益分配的價值實現過程，而且也是產業發展和技術進步過程。第二，在國際格局變動的當下，中國只能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這意味著國內生產、分配、流通、消費諸環節要理順體制，建立機制，使循環順暢化。而人均GDP即將進入高收入水平又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奠定了基礎，并特別明顯地反映在最終消費的持續提高上。第三，國內循環離不開國外循環，尤其明顯地反映在產業鏈上。目前中國制造業的礦產資源和能源以及包括技術在內的資本品對外依存度高，而且長期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因此，形成國內外循環的相互促進至關重要。第四，從全球角度看，持續擴大中國市場通過多邊雙邊規則等制度性開放為世界所共享，內循環將帶動雙循環，雙循環將引領經濟全球化的再塑造，其目標指向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再次，如何看待“雙循環”？曹遠征教授指出，這不僅是因為當代世界仍是由民族國家構成，更重要的是與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相關。

第一，計劃經濟體制自然使經濟“內循環”。朝鮮戰爭結束后，中國借鑒蘇聯經驗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從循環的角度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活動是強制加速性的擴大再生產，利用國家行政力量強制性的壓低消費，動員儲蓄使其以加速度的形式投向工業。但強制動員儲蓄長期壓低消費，會使最終需求不足，出現了積累（儲蓄）與消費（最終需求）的嚴重脫節。與此同時，我國主流工業技術當時在追趕中因缺少市場需求引導，加之計劃經濟內在封閉性，使技術進步失去了方向感。改革開放由此而生。

第二，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由“內循環”走向“外循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在農村建立聯產承包責任制后，中國的改革進入城市。一方面，轉變國有國營企業體制機制成為改革的重點；另一方面，引進外資開放外貿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點。從全球要素稟賦的角度看，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價格低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將低成本勞動力優勢納入經濟全球化，將會吸引全球產業向中國的轉移，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為此，1987年，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開始形成，中國經濟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的“內循環”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外循環”。中國經濟的“外循環”不僅加快了中國經濟成長，中國經濟的“外循環”還改善著國際分工格局。

第三，國際分工新格局醞釀了全球經濟不平衡。表面上，這一全球經濟不平衡表現為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經常項目順逆差占GDP比重的系統性偏差。實質上，這是全球儲蓄和消費的不平衡。發達經濟體消費過多，投資過少，而發展中經濟體體投資過多，消費過少。由此，中美貿易順逆差成為全球經濟再平衡的焦點。

第四，全球經濟不平衡使中國經濟外循環不穩定也不可持續。長期以來，中國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雖是第二大經濟體，但卻是第一大貿易體。目前國內外的情況表明，這一過程已難以為繼。在國內，過去十年中國居民工資性收入持續以較快的速度增長。隨著工資性收入的上升，目前中國平均工資水平高于東盟和南亞的3-4倍，使大規模勞動密集型出口更加困難。在國際上，隨著全球經濟低迷，貿易增長前景暗淡，其增速甚至會低于低迷的GDP增長。即使維持現有14%左右的世界市場份額和第一大貿易體的地位也意味著進出口規模的萎縮，我國出口也難以進一步擴張。

再次，什么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曹遠征教授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正向國內循環的方向轉變，主要是中國的經濟結構出現了重大的變化。一方面，中國人口結構正在發生急劇變化，中國的就業壓力出現了持續性緩解，對外循環的依賴程度減弱。另一方面，主流工業技術大幅改善，高新科技創新加快進行。因此，持續性擴大內需政策已顯成效，不僅資本形成維持在高位，而且居民消費持續擴大，產能過剩并沒有想象的嚴重。十年來，中國持續擴大內需的政策已開始機制化，并形成核心是以人為本的可靠經驗。以人為本，既是中國即將邁入高收入社會的訴求，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追求。一方面，以民生為導向的投資擴大；另一方面，以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階層居民收入持續增長為導向的消費擴大。

最后，怎樣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曹遠征教授認為，要實現更高水平的相互促進的“雙循環”：

第一，以改革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一方面，科技創新決定經濟效率，科技創新要與體制機制創新“雙輪驅動”。不僅要打造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統籌布局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構建系統、完備、高效的科技創新體系，而且要優化機制，激發調動科技人員和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此外，金融是科技創新不可或缺的要素，資本市場融資可以為創新活動提供資本并吸收損失風險，要加快資本市場發展將促進科技創新，構成中國金融由間接融資走向直接融資的重要推動力。另一方面，國際經驗表明，工業化及其相關的城鎮化是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核心。伴隨著這一轉化，經濟呈現出快速增長。只要這一轉換尚未完成，結構性增長潛力仍在，增長過程就不會中止。目前，中國工業化已進入中后期，服務產業成為主導產業，但城市化仍十分滯后。2019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僅為60.6%，距發達國家平均水平75%-80%尚有距離。

第二，以開放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一方面，中國經濟已深深嵌入全球產業鏈，中國既無法脫鉤，世界也不能承受脫鉤。與此同時，科技創新是全人類的訴求和全球性的活動，中國自立自強的科技創新，既需要全球的支持，也是為世界做出的貢獻。另一方面，融入并維護多邊投資貿易體制，既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要求，也是中國的國家利益。在亞太地區，2020年11月15日，中國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CP），這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覆蓋亞太15個國家22億人口。其人口占全球的30%，GDP占全球的29.3%，區域內貿易額占全球的27.4%。此外，中國正在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并對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持開放態度。在歐洲地區，2020年12月31日，中國與歐洲國家簽署了中歐雙邊投資協定（BIT），保證相互投資獲得保護，確保補貼透明，確保投資環境和監管程序清晰、公平和透明。這些都成為中國通過規則等制度性開放的新起點。

主講結束后，劉守英教授點評了曹遠征教授的發言。經濟學院數十位教師、學生以及嘉賓參與了本次講座，并就講座內容做出充分提問和探討。至此，本次講座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