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暨紀念高鴻業先生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成功舉辦
發文時間:202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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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6日,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暨紀念高鴻業先生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成功舉行。本次會議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主辦、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高鴻業經濟學教育基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共同協辦。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吳易風先生(線上)、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丁冰教授(線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線上)、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線上)、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宋敏教授(線上)、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建華教授(線上)、北京大學蘇劍教授(線上)、北京師范大學沈越教授(線上)、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楊春學教授(線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方福前教授、吳漢洪教授、劉鳳良教授、郭杰教授、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陳彥斌教授等共同作為嘉賓出席了本次研討會,校內外師生、媒體等百余人通過線上和線下等方式共同參加了本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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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教授主持了開幕式。他指出,高鴻業先生對西方經濟學在我國的傳播和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為我國西方經濟學科基本框架的構建做出了重大貢獻。高鴻業先生還深入思考中國經濟學的創建問題,他主張中國經濟學應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結合起來,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元素,探索和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這是關系到中國經濟建設的前途,體制改革的成敗,國家興衰和命運的大問題,是中國經濟學者值得為之奮斗的跨世紀宏偉任務。今年是高鴻業先生誕辰100周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了高鴻業經濟學教育基金,為傳承老一輩經濟學人的學術精神,并發展中國經濟學的宏偉事業提供了一個學術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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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教授發表開幕式致辭,他指出如何結合西方經濟學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路徑,就不能無視經濟學不同于自然科學作為歷史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屬性。首先,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生產方式,反映不同階級代表的不同生產方式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如果要相互借鑒的話,有一個和自然科學非常大的不同,一定要建立在系統的、根本性的、批判的基礎上。其次,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批判所有之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說,但批判不是目的,目的是通過這種批判,建立馬克思自己的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最后,要在傳承與創新中構建理論。馬克思在絕大部分學術術語上用了以往的經濟學術語,但在術語上有他深刻的變革,勞動二重性一下就把勞動價值論上升為科學的理論,一下就把剩余價值的奧秘揭示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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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吳易風教授在致辭中深情地回顧了他跟高鴻業老師長達半個世紀的交往和合作經歷,談到了他向高鴻業先生學習西方經濟學,高鴻業先生也虛心向他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他提出,我們應該借這個紀念的機會,更好地思考,怎樣把高鴻業老師的治學精神發揚光大,把我們學校有關的課程建設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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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的主題演講第一階段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院長劉守英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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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首先發言,他表示,中國以前做經濟學研究都存在一個問題,沒有積累。西方經濟學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積累的一個框架和一套方法。當然,在引進、消化、應用西方經濟學的同時,我們也要對西方經濟學的方法和思想保有警惕的態度。面對中國的現實,要提煉出中國人自己的理論。把這些理論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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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在發言中提出,古典階段是整個西方經濟學發展最重要的階段,經濟學家最關心的問題其實就是價值,經濟學家討論價值,資本,利息,收入等問題。薩繆爾森之后,古典經濟學家所關心的那些重要問題慢慢地被淡出了。我們也該反思一下,經濟學從古典經濟學家那些重要的問題,到今天發展出一整套比較穩定的分析技術和方法,到底我們這條路是不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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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宋敏教授認為,西方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是闡述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機制及其方方面面產生的問題,它的落腳點還是在研究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學要探討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怎樣跟市場經濟更好地融合起來,跟西方特色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融合有什么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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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建華教授分享了兩個小故事來緬懷高先生是如何推動我國的西方經濟學學科建設的。第一個是高先生通過向人們介紹張培剛先生卓越的學術貢獻,推動了華中科技大學西方經濟學博士點建設。第二個是關于高先生廣泛吸收一線教師的意見修訂西方經濟學教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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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教授指出在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之間的關聯上,我們要減少不必要的極端性,不要出現極端化,不要非此即彼,一定要有非常開放的心態,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和范疇下來更加開放、更加國際化,來推進整個中國經濟學的主流化。

主題演講第二階段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劉鳳良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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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經貿大學丁冰教授提出,高先生已被公認為我國在西方經濟學學科的教材建設和教學工作中樹起了一面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光輝旗幟,不愧是我國西方經濟學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高先生在學術活動中體現出了理論勇氣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熱愛社會主義的高尚品格。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吳漢洪教授概括了高鴻業先生在我國西方經濟學教學領域工作及其貢獻。一是對翻譯與譯著的評介。二是《西方經濟學》本科和研究生教材的編寫。三是領銜創辦了《西方經濟學教學通訊》(季刊),推動和促進了我國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研究工作。吳漢洪教授提煉出高老師治學思想和治學理念有三個,問題導向的意識非常強、一切為了學生著想,一切為了教學著想、開放包容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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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陳彥斌教授介紹到,2020年底國家教材委員會辦公室下發了《關于開展首批中國經濟學教材申報工作的通知》對中國經濟學教材的內涵給出了明確表述。中國經濟學教材不是要取代作為一般性經濟學理論的已有課程,而是要逐步形成培養扎根中國大地經濟學人才的完整課程體系,主要包括馬克思主義課程群、西方經濟學課程群、中國經濟學課程群、經濟學研究方法課程群等。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方福前教授指出中國經濟學研究需要認識和處理好三種關系:中特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中國特色與國際化的關系,國家力量與市場力量的關系。創建中特政治經濟學應當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把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理論化,同時借鑒吸收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中國特色的同時還需要學習別國的長處和先進的東西,實現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首都經貿大學經濟學院楊春學教授認為,中國經濟學建設面臨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是:如何對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形成、獲得的重要經驗、認識和思想在理論上進行"理性的重構",從而形成一種可以累積性地增進知識的框架?"理性的重構"就是對某種思想的理論化。如何基于中華文明的歷史基因和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對中國國家觀進行"理性的重構",是中國學者的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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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范大學沈越教授指出,西方社會現代化的歷史性質是市民社會的興起替代了封建社會,這在經濟上,也在政治與文化上具有進步意義。西方現代化也是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雇傭關系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伴隨這一生產關系的形成,也就產生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馬克思在闡述其無產階級的思想時,需要借用西方傳統的語詞創造新概念,辨識馬克思對Bürger(市民)與Bourgeois(資產階級)的用法,對在肯定與否定的兩個方面,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對現代化性質的認識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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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蘇劍教授認為,目前的西方宏觀經濟政策只有需求管理,而需求管理也只注重數量不注重質量。蘇劍教授介紹了他基于中國特色和宏觀經濟理論的最新發展提出了一個新的宏觀調控政策體系。這個體系不僅包括傳統的需求管理,還包括供給管理和市場環境管理;并把改革、開放、創新等融合于這三種手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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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鳳良教授在第二階段主題演講的主持過程中,回顧1997年陳岱孫先生在討論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方向時曾經總結過的16個字:弘揚馬列,銳意求新,借鑒西學,體察國情。今天,這16字對認識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發展的關系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下午,“西方經濟學的當代發展與中國經濟學的構建”和“經濟思想史與中國經濟學的構建”兩個專題研討會通過“線上+線下”的方式舉行,吸引了參會專家和學者的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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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專題研討會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郭杰教授主持。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周業安教授在發言中提出,行為經濟學是近半個多世紀影響最大的經濟學新領域,它不僅是經濟學的新分支,更重要的在于,其思想和方法正在全面改造主流經濟學的各個分支領域。行為經濟學迄今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所形成的理論內核有可能引領經濟學未來的發展趨勢和路徑。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教授李輝文結合自己的研究實踐,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二元結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性別差異、城市規模和密度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和“關系”對經濟效率的影響等四個方面,說明借鑒而非照搬西方經濟學基礎理論和前沿研究分析中國現實問題的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易定紅教授介紹了西方經濟學與中國勞動市場研究之間的關系。他指出,目前我國勞動市場研究急需解決的問題是需要建立一套基于中國實踐的勞動經濟學的概念范疇體系,這一概念范疇體系的建立是中國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也是理解中國勞動經濟問題的關鍵。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韓松教授在界定數量經濟學學科性質的基礎上,介紹了這一學科涵蓋的研究領域及其在我國的發展歷程,以及中國人民大學數量經濟學學科發展的歷史沿革、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具體情況。韓松教授指出,過去四十年以來,數量經濟學學科在在方法論上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具有重大的促進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孫文凱教授根據近年諾獎得主總結了勞動經濟學研究內容的演進,由主要研究勞動力市場擴展到前勞動力市場即家庭內部決策,由理論研究到實證分析特別是實驗準實驗方法被廣泛應用于識別因果關系。孫文開教授還指出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和西方勞動經濟學結合或許能更好地實現理論和價值觀突破,為政策制定提供理論依據。

第二場專題研討會由中國人民大學黃淳副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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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經貿大學徐則榮教授回顧了與高先生的交往。高先生給她印象最深刻、幫助最大的是他編寫的《西方經濟學》教材。該教材的每章內容的邏輯十分清晰,學習全書后西方經濟全部理論框架、西方經濟學知識圖譜就深深地印在讀者的腦海里了。特別是書的每章“結束語”中都有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科學分析和評論,從而為我國學者學習和研究西方經濟學指明了正確的方法。

浙江工商大學李井奎教授分析了丁伯根教授與凱恩斯在1938年到1939年的一場關于計量經濟模型的歷史爭論的方法論意義。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對經濟學給出了方法論上的定義,把經濟學定義為一門“邏輯的分支,一種思維方式”,他認為經濟學是一門利用模型來思維的科學,同時還是一門就那些與我們當代世界相關的模型加以選擇的藝術,經濟學不像典型的自然科學,它所應用的材料,在太多方面是時間異質性的。

中國人民大學李黎力副教授歸納和闡釋了高鴻業先生的經濟思想編史學貢獻和當代價值。高先生堅持“相對主義”為主的經濟思想史觀,探討了人物選擇、研究框架、階段劃分和學科性質等思想編史問題。高先生基于原著翻譯開展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注重追蹤和剖析當代經濟學說的思想和實踐的做法,以及凸顯經濟思想史學科的批判和建設功能的自覺,對于當今經濟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和啟示。

北京師范大學范世濤副教授指出,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與西方經濟學家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這既不同于所謂的“北京共識”,也不同于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在合作過程中,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由于參加了漫長的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國家建構,因而對中國經濟有豐富的經驗和深入的思考,這使他們在新思想導入政策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

首都師范大學楊充霖副教授認為,高鴻業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開始首先系統研究了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四個必備條件,提出了這些條件不滿足時的非市場機制調節方法,建立了包括市場與非市場兩個方面的我國市場機制理論體系;其次分析發現了當時中國市場機制的條件基本不滿足因而必然會出現“一放就亂”的現象,主張中國經濟體制必須采用漸進式改革方法。這些研究分析了中國市場機制條件的現狀并為中國計劃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可行建議。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張琦副教授指出綜合平衡是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宏觀經濟理論。圍繞1984—1985年的經濟過熱,經濟學界關于通貨膨脹的爭論構成了巴山輪會議召開的知識背景。巴山輪會議之后,但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的范式開始悄然轉換,從傳統蘇聯范式政治經濟學轉向現代宏觀經濟學。貫穿整個改革開放進程的關于“保增長”與“反通脹”的爭論,實質上是計劃經濟時期關于“高速度”和“按比例”之爭新的表現形式。

至此,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暨紀念高鴻業先生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取得圓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