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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13日下午16:00-17:30，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主辦的2017年第七期城市與區域經濟學術沙龍在明德主樓734會議室成功舉辦。本期學術沙龍的報告人是來自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宋彥教授，她給我們帶來的報告主題是“中國城市發展形態與環境質量研究”。

　　宋彥教授是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的終身正教授，同時也是北卡羅來納大學中國城市研究中心主任、美國林肯土地研究院研究員，于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獲得博士學位。宋彥教授的研究方向包括低碳可持續城市規劃、城市規劃與交通、城市治理及增長管理、城市規劃評估、大數據與智慧城市以及城市規劃決策支持系統應用。在本次學術沙龍上，宋彥教授給我們帶來的報告正是基于她所在團隊的研究，把城市發展與環境保護聚焦在中國城市形態與空氣污染的互相作用機制上，為我們揭示中國城市形態在其發展過程中對空氣污染的影響。

　　中國的城市在近幾十年來歷經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城市經濟發展很快，但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城市問題，如霧霾、交通堵塞等。采取一些什么樣的辦法能夠使得我們的城市恢復良好的生態環境水準，這是我們一些學者的研究所致力于解決的問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宋彥教授和她的團隊從城市形態與空氣質量之間關系這一角度出發，以中國的城市為研究對象，試圖找出城市各種各樣的形態能夠對空氣質量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根據以往的研究，宋彥教授總結出城市形態一般通過以下兩種機制來影響空氣質量：汽車尾氣和熱島效應。一方面，城市內部各種各樣產業、人口的分布以及它們之間的連接方式會影響人們的出行行為，具體表現為汽車尾氣排放的多少，這會直接影響到城市的空氣質量；另一方面，城市建成形態本身的特點，如城市鋼筋混凝土建筑和路面的聚集程度，會使得城市形成不同程度的熱島效應，而熱島效應對于空氣污染物的疏散是起到一個負面的作用，也能對城市的空氣質量產生直接的影響。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城市被稱為“車輪上的城市”，在二戰后經歷了三十年快速的城市郊區化、城市無序蔓延，這種城市是否具有延續性的發展模式以及超低密度的城市向外擴散的發展模式都對空氣質量造成了非常負面的影響。

　　與國外不同，中國的城市形態具有很不一樣的特點，比如中國城市的新區新城。為此，需要有針對性地對國內的城市形態進行研究，以找出它對空氣質量的影響機制。宋彥教授從以下三個方面給我們介紹他們是如何研究中國城市形態與空氣質量關系的：

　　第一，城市形態的測度。城市形態存在宏觀、中觀和微觀三種尺度，反映了城市功能、土地利用、社會群體、經濟活動的空間位置及其分布特征的組合關系，以及各功能之間的交通聯系。在宏觀和中觀上，城市形態能夠引領交通。如北京這種“攤大餅”式的城市形態會形成環狀的交通線路；哥本哈根主城區-次中心式的城市形態往往會形成放射狀的交通線路。從區域經濟學的視角上看，主中心和次中心之間一定會存在著聯系，而且國內外的案例也表明，不存在和母城毫無關系的自給自足的衛星城能夠發展得好的情況。因此，中國的新城作為一種能夠自給自足的衛星城來發展還是作為與主中心有交通走廊連接的次中心來發展，這一系列問題都值得商榷。在微觀上，對城市街道進行設計能夠很好地改變人們的出行方式，進而塑造出不同的城市形態。宋彥教授總結認為，城市形態的測度一般有五種方式：城市景觀生態、經濟結構、交通規劃、社區設計和城市設計。在本次研究中，宋彥教授和她的團隊采用城市景觀生態和城市設計這兩種方式來測度中國的城市形態。

　　第二，城市形態與空氣質量。宋彥教授及其團隊使用157個中國城市的相關數據，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等各類城市；此外，還收集到世界銀行2000年和2010年的數據，以及相關的人口數據、環保數據、氣象數據和社會經濟數據等。他們運用夜間的燈光數據來確定城市真實的邊界；建立了一套以人口為權重的污染程度衡量方法；選取6種空氣質量指示物作為因變量，6種指標來測度城市形態，5個方面作為控制變量。研究結果是：城市人口密度高，污染程度低；主中心-次中心程度高，污染程度低；城市內部混合使用程度高，污染程度高；街道連通性好，污染程度低；城市連續性程度高，污染程度高；城市形狀的復雜程度與空氣質量不相關。總的來說，人口密度高且主中心-次中心程度高的城市，其空氣污染程度較低。在結論的后面，宋彥教授還給我們展示了另一種研究方法，即量化模擬模型。通過建立城市仿真模型來模擬城市形態的變化對空氣質量（如汽車尾氣排放）的影響能有多大，為城市探尋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提供依據。根據宋彥教授團隊的初步研究，相比于蔓延增長，城市精明增長能夠對各種空氣污染物的降低產生10%左右的影響效果。

　　第三，國外城市通過城市形態治理環境政策啟示。在最后，宋彥教授以紐約可持續發展規劃為例，給我們展現國外城市治理的相關經驗。首先，紐約市編制了《紐約市2006-2030年綠色紐約》，提出到2030年全市額外減少30%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約束；其次，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規與政策來約束和控制實施過程，如在區劃上的“法定圖則”。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美國城市常常使用開發權轉讓、優先資助區、增值稅和優惠稅等手段引導市場主體參與城市治理與開發；而在紐約的具體行動中，紐約市政府制定了低碳行動及執行評估圖譜，詳細展示了各方的職責和分工，以及行動的動態。此外，在機構保障上，紐約市市長辦公室作為總體統籌單位，紐約市城市規劃部門作為規劃和行動主體并協調各部門溝通；在資金保障上，紐約市既采取財政預算、社會捐贈等傳統的資金來源渠道，又使用市政收費等新興資金來源渠道，呈現多樣化的特點。

　　最后，宋彥教授與現場的師生進行了熱烈討論。出席本次學術沙龍的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張可云教授、石敏俊教授、侯景新教授、姚永玲教授、付曉東教授、文余源副教授和劉玉副教授，以及部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

（編輯：陸美賀；核稿：李佩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