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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7日，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教研室主辦世界經濟研討會在明德主樓729會議室召開。來自世界經濟專業的趙昱同學對發表于的前沿論文“Institutions, Bailout Policies, and Bank Loan Contracting: Evidence from Korean Chaebols”進行了分享報告。這篇文章由密歇根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AOUL MINETTI與韓國中央銀行政策研究室研究員SUNG-GUAN YUN共同撰寫，主要以韓國為案例，研究了新興經濟體的機構對金融契約的影響，來間接的揭示機構(政府、企業集團、銀行等)對信貸市場的影響。

      兩位作者之所以選擇韓國，一方面有數據方面的方便，但同時也是由于韓國的財閥企業和政府之間一直有著一種微妙的關系。韓國政府通過與財閥們的緊密合作，實現了自身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但也留下了備受詬病的韓式政府和企業關系。由于韓國政府堅持對大企業實行”too big to fail”的政策，在產業政策、金融信貸、法律保護等方面為大企業提供了一系列的便利，對韓國的政治、經濟、社會都留下了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如何對大企業進行改革，也成為了每一任韓國總統最需要深思熟慮的問題。

      兩位作者通過研究發現，新興國家政府為了避免大企業和企業集團出現破產等情況，傾向于在信貸過程中，為他們提供有偏向的政策。這種偏向稀釋了債權人的利益收入，忽視了對債務公司的監管，加速了公司的無效經營。在韓國，1997年金融危機之前，韓國企業機構（財閥）和政府對財閥在金融市場的行為影響非常大。金融危機之后，IMF等國際組織為韓國提供援助，而對財閥進行改革是其中的一條重要前提條件。比如要求韓國政府對一些財閥企業實行破產，通過修改《商法》，強化了審計人員以及貸款銀行在企業金融信貸中的地位，通過成立韓國金融監督院，對財閥的財務進行定期的檢查，要求財閥上交和子公司的合并報表，提高財閥財務賬務的透明性，等等。因此，量為作者認為韓國是進行實證研究的最好例子。

      作者發現貸款合同的結構和價格能夠非常好的反映出機構與政府的力量對金融契約的影響，所以選擇了銀團貸款和貸款價格兩個指標來進行研究。一般在銀團貸款中，貸款的牽頭銀行需要對借款人有一個完善的風險評估，當借款人風險較高時，貸款牽頭行將承擔較高的報銷風險，牽頭行所承擔的份額也就越高，貸款的集中度也就越高，從而牽頭行也將享受到較好的貸款價格。在1998年韓國施行財閥和金融市場改革之前，由于韓國政府對財閥們的保護政策以及財閥集團內部交叉貸款協議和互相背書，使得韓國的銀行機構對財閥的風險評估十分不到位，低估了財閥貸款的風險，于是銀團貸款的集中度較低，貸款的價格也維持了較低的水平，與LIBOR的差很小。同時期韓國政府的保護政策的偏向度為Cheabol Tier1>Chaebol Tier2>Non-Cheabol（幾乎無保護政策）金融危機之后的改革，削弱了政府對財閥貸款的保護作用，那么改革后的財閥對銀團貸款集中度的影響將降低，對貸款合同價格的影響也將變弱，特別是在第一梯隊的財閥。作者根據前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假設：①即財閥公司的銀團貸款集中度要小于非財閥公司，改革之后，這種差距縮小，②財閥的貸款合同利率與非財閥公司的貸款合同利率與Libor的差更小，改革之后，這種差距縮小。最終通過實證回歸的方式驗證了自己的假設。

      作者通過自己的研究，證明了政府對企業和企業集團采取的偏向性的政策，影響了金融市場的契約。事實上，貸款合同的結構和價格是貸款人對借款人風險評估的結果，也是貸款人對借款人經營狀況進行關注的激勵。但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傾斜和財閥之間的交叉背書情況，嚴重的扭曲了韓國財閥銀團貸款的結構和價格。1998年金融危機之后，在IMF的要求下，韓國政府對金融體制和系統進行了改革，這種情況得到了改善。

      本次Seminar由經濟學院趙勇副教授主持，范志勇副教授做主要點評。來自人大經濟學院的雷達教授、王孝松教授、以及教育學院的詹宏毅老師等其他院校的老師和學生參加了此次研討會，與會者就論文談到的韓國經濟背景、98年亞洲金融危機情況以及文章中的實證回歸模型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現場氣氛活躍。

供稿：趙昱；編輯：楊菲；核稿：陸美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