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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經濟學院劉偉教授、范欣副教授合作論文《黨的基本綱領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學習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的體會》在《管理世界》2022年第2期正式發表。

論文摘要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以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初心使命，堅持黨的最高綱領與基本綱領相統一，根據所處歷史方位制定不同階段的基本綱領，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的創新發展是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主題，以黨的基本綱領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為主線，遵循生產關系及其邏輯結構變化的演進邏輯，探索經濟制度變遷中的經濟運行規律。每個階段的經濟思想均具有鮮明的承繼與發展關系，是經濟規律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歷史內容。尤其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開拓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是指導我們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作者簡介

劉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學科評議組理論經濟學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學校經濟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等。長期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理論研究。

范欣，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市場分割、經濟增長等問題研究。近年來，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特別資助項目等7項，參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等10余項，先后在《經濟研究》《管理世界》《land use policy》等權威期刊上發表論文30余篇，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等轉載。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來，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信念，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斗，已經走過一百年光輝歷程。”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不難發現，“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以黨的綱領團結和感召人民，在堅持對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目標的最高綱領不懈追求的前提下，及時總結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經驗，制定了不同階段的基本綱領（最低綱領）。基本綱領是依據不同階段黨的總目標和總政策而制定的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方法分析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要求和特點，在正確認識和把握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分析了不同階段國內的社會主要矛盾，并在此基礎上明確主要任務，借此來制定行之有效的戰略目標，并尋找出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有效途徑，這就構成了黨的基本綱領特別是基本經濟綱領的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基本綱領是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的集中體現，其提出的重要理論根據是基于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闡釋，而厘清這種闡釋對于認識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的發展邏輯具有重要意義，也將有助于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基本綱領確立與經濟規律探索

中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文明史的國家，創造過燦爛的古代文明。直到19世紀上半葉，中國的GDP按現代統計方法估算，約占當時世界GDP總量的38%以上，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從質量和效率上來說，中國封建農耕社會的勞動生產率水平處于領先地位。但近代以后，伴隨著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推動著產業革命的不斷深入，中國的發展水平開始顯著落后于西方國家，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后，外國列強侵入中國，使封建主義的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民族處于危亡之中。封建清王朝也曾采取措施力圖挽救危亡，比如推動“洋務運動”，但1895年甲午戰爭的失敗，意味著“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表明在封建王朝的制度下實現民族自強求富不具可能性，需要探索新的民族“救亡”道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辛亥革命應運而生。在辛亥革命的進程中，開始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念，并以這一理念為基礎，提出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初準備和動員。辛亥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在于，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以“中華民族”理念為基礎，在中國建立起共和政體的國家。辛亥革命廢除了帝制，從根本上動搖了封建統治，為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創造了歷史起點。從一般意義上講，發展資本主義，首先必須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因此，可以說辛亥革命“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是，由于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本身的特點和客觀歷史條件的制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完成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并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沒有根本改變中國近代社會的基本矛盾。事實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缺乏領導中國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務的能力，民國雖已成立，但中國仍然是處于貧窮、落后和混亂并受奴役狀態的國家。就客觀歷史條件而言，正如毛澤東同志所總結的，“辛亥革命發生在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覺醒，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全世界無產階級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后，還沒有實際革命行動，只是準備革命的時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還是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后備軍的時候。”正由于辛亥革命缺乏堅強的領導核心，未能充分發動人民群眾，未能真正認識并把握中國社會矛盾運動的性質和根本特征，從而也就難以明確革命的動力和方向，因此革命未能成功。

作為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巨變，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階級基礎、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思想理論條件和干部條件，也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造了前提條件（李雅興，2012）。但不可否認的是，辛亥革命并沒有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外來帝國主義勢力和中國傳統封建勢力仍占據統治地位，中國社會并未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如何繼承辛亥革命的精神，完成其未竟的歷史任務？這是中國社會文化變革的重要任務，也成為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不得不重點思考的問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性和革命實踐性，開始將馬克思主義視為拯救中國的指導理論。五四運動時期，以李大釗、陳獨秀等為代表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翻譯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同時，也開始闡釋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李大釗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等一系列文章，較為系統地介紹和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并對中國未來做出了預判。在這些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宣導下，馬克思主義也開始在中國大規模的傳播，并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影響，馬克思中國化的內在要素已開始形成，這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礎（金民卿，2015）。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高度重視自身綱領建設，也一直致力于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有機結合，標志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始。在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就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規定“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除為止”。究其本質，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通過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中國社會性質，結合列寧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理論，中共二大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最低綱領為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是在最低綱領實現之后，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主義。在建黨以來至建國前的28年時間里，中國共產黨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起以新民主主義經濟為基礎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制定了新民主主義時期的基本綱領，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由于國情民情的不斷變化，各個不同時期的中心任務不同，中國共產黨的具體舉措也有不同的側重點，在此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清晰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

為何中國共產黨要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走一條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并未走過的道路？這主要與中國當時的社會性質和國情有關。舊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后、政治腐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代表的落后生產關系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成為了壓在全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在此情況下，封建地主階級改良派發動的自上而下的改良運動不可能動搖封建主義的根基，經濟和政治上具有軟弱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因自身力量弱小也不可能承擔起這一歷史重任。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的首要歷史使命就是“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將這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文化上落后愚昧的舊中國變成為政治上自由、經濟上繁榮、文化上文明先進的新中國，而實現這一深刻社會變革的基礎在于經濟基礎的根本變革，關鍵在于深刻剖析和正確分析中國社會的經濟性質。1921年召開的中共一大分析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明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和前途等。毛澤東同志指出：“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進行革命應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基于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變化，毛澤東將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分為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兩個歷史階段，而這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并不同于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革命。實際上，中國不可能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接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也表明，中國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也不符合西方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現實需求。無產階級革命家要抓住機遇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然后再在無產階段政權下補生產力和其他文化條件的課，這就是為何中國革命必須走新民主主義道路的重要原因（胡繩，1999）。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歷程來看，主要經歷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等階段，這一時期黨的經濟思想也基本圍繞著建立“統一戰線”，奪取政權而產生。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共兩黨通力合作進行了反對帝國主義、北洋軍閥的戰爭。針對革命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一首要問題，毛澤東同志針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進行了分析，解答了中國革命的對象、動力、性質等一系列問題。在分析中指出，中產階級代表中國城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并闡明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雖以失敗告終，但這一時期的基本思想為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奠定了階級分析基礎。在土地革命時期，面對國民黨的殘酷鎮壓，中國共產黨開始提出武裝斗爭的計劃，強調通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在1927年舉行的“八七會議”上，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封建經濟是中國反動力量存在的根基，并確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針，明確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內容。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開展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的土地革命，實質上是通過團結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等廣大群眾來實現民主革命勝利的重要環節。在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方面，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針對農民需求將糧食保障作為重點，緊抓農業經濟建設；另一方面基于小資產階級等群體的現實需求，提出了發展工商業的思想和具體舉措（王誠、李鑫，2014）。在抗日戰爭時期，盧溝橋事變的爆發也使得國內的主要矛盾出現了轉變，民族矛盾成了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詳細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義三大經濟政策：沒收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家所有；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實行節制資本的政策，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些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也標志著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的初步形成（衛興華、洪銀興，2011）。為爭取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抗戰，將抗日根據地內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政策。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面臨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決戰。毛澤東在1947年12月在陜北米脂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上做了《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進一步明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同時，針對中國經濟落后的社會現實，也指出廣大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國營經濟，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后，黨的工作重心要由鄉村轉移到城市，但也需要城鄉兼顧。我們要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方面，科學分析了國內的社會經濟成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新中國經濟的五種主要形式。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具體提出了經濟政策十五條，指出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要讓“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這體現了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經濟發展方式及不同經濟成分之間的關系和準則（武力、王丹莉，2011）。

辛亥革命寶貴的經驗教訓、五四運動等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經濟思想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作為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他的遺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業的人們繼續奮斗，不斷實現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抱負。”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完成了反帝反封建任務，建立起了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濟思想伴隨著新民主主義不同時期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需要產生和發展，主要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分析、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和經濟綱領闡釋等，體現在為建立“統一戰線”、奪取政權而制定相關經濟政策，是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渡”政治經濟學，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基本綱領確立與經濟規律探索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經濟社會百廢待興的局面，黨中央開展了3年國民經濟恢復方面的工作，這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奠定了經濟基礎，也使得黨中央重新思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較為完整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和總路線，逐步對生產關系進行調整和轉變，進行“一化三改”，即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共八大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同時，也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目標，即“盡可能迅速地實現國家工業化，有系統、有步驟地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使中國具有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可以看出，中共八大對當前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和判斷是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深化認識，也初步形成了一個正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但是，由于中國共產黨人對于當前所處歷史方位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還不夠清晰，基本綱領很快出現了變化與調整，開始轉向“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階級斗爭為綱”等“左”傾錯誤思想，國民經濟也因此深受重創。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對于經濟規律的探索一直在持續，也產生了一系列關于社會主義過渡和經濟建設方面的經濟思想。

關于過渡時期問題，毛澤東曾準確指出過渡時期的時間段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表明新中國成立時，新民主主義社會已經全面建立，接著就是和平向社會主義過渡，介于兩個社會階段的時期被稱之為過渡時期。這一過渡時期既具有一般性，也有自身特殊性。這種一般性體現在中國不能強行通過所有制改變直接實現社會主義。從蘇聯轉型經驗來看，在十月革命之后，布爾什維克黨對如何在生產關系上實現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轉變進行了曲折而又艱辛的探索，從早期的戰時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方法轉變為新經濟政策，這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理論創造，但也表明無產階級在已經奪取政權的前提下強行改變所有制關系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國要想在奪取政權后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需要一個過渡時期來為實現社會主義奠定物質基礎。與此同時，這種特殊性體現在這一過渡時期并非兩種社會制度轉變的中間階段。蘇聯革命和建設是基于舊俄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基礎之上的，是從資本主義制度向社會主義制度轉變的過渡階段。但從中國過渡時期的實際情況來看，終點是社會主義制度，起點卻無法予以明確。中國共產黨成立時，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要想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情況更加復雜，任務更加艱巨。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五種經濟成分并存，各個階級合作，共同發展，完善新民主主義經濟，再從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向社會主義制度過渡。但從3年經濟恢復時期情況來看，土地革命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并未完成，還需要通過土地革命來消滅封建主義制度，也要繼續進行解放戰爭來消滅官僚資本主義。要在新中國建立后，實行新民主主義制度，在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同時，也讓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有一定的空間。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待條件成熟后，再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衛興華，2015）。事實上，新民主主義社會雖然具有過渡性質，但過早地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實質上是超越了新民主主義制度，這是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基礎的認識不清，是對經濟規律認識不夠深刻的體現，從政策根本否定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長期性。

過渡時期總路線是一條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并舉的路線，其核心是“一化三改”。其中，“一化”是主體，“三改”是兩翼，兩者相互聯系，相互制約，是發展生產力與變革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這次改造觸及到了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如何協調各方利益，通過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來維護國內社會穩定，黨中央吸取了蘇聯在斯大林時期進行改造的經驗和教訓，沒有對農業和手工業進行強制性的集體化和強行剝奪資本家的生產資料，而是采取漸進式的合作社制度以及和平贖買政策來緩和國內各階層間的矛盾，這也將有利于經濟政策的有序推進。具體來看，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質上是農業合作化和手工業加入合作社。恩格斯曾指出，“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決不會考慮用暴力去剝奪小農（不論有無賠償，都是一樣）……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列寧根據蘇聯在新經濟時期的經濟建設經驗也指出，合作制是引導農民進入社會主義的適當形式，提出了“公社”“勞動組合”“協作社”等集體農業組織形式。隨著國內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分散的個體經濟已經不能有效地支持國家工業化發展，公有制下的合作制通過分工可以有效提高生產效率，這是生產關系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也會反作用于生產力的發展。1956年底，全國入社農戶比重高達96.3%，參加合作社的手工業占比高達91.7%。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意味著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矛盾上升為國內的主要矛盾。但是，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對其實行“和平贖買”政策，努力將剝奪者變為勞動者。事實上，對民族資產階級工商業的贖買政策也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提出但并未實現的“贖買”政策基礎上，結合中國國情加以制定。無產階級政黨利用執政地位，奪取資本家的全部生產資料，將其變為全體人民所共有的生產資料，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原則。但是，究竟利用什么手段是值得商榷的。從蘇聯的經驗來看，他們是通過內戰和行政指令強行剝奪資本家的財產，建立了全民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從中國國情出發，針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制定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對資本家進行“團結、教育、改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此階段，民族資產階級既有剝削工人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擁有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農村的小農經濟也已經或正在被引上社會主義道路等。為此，考慮以和平的方式進行和平改造的政策，通過初級形式（如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等）、高級形式（如個別企業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立足中國國情，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形式，逐步對整個民族資產階級以溫和的方式進行贖買，這也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獨特的創舉。數據顯示，截至1956年，全國私營工業的99%和私營商業的82.2%分別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

1956年底，工業化在“一五計劃”指導下取得突破性進展，社會主義改造任務也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初步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方面得以實現。國內開始實行單一的公有制，采用單一的按勞分配原則。那么，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是否應該發展或者限制商品經濟？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在超越資本主義的未來社會形態中，商品經濟早已不復存在，但這是建立在生產力水平高度發達的基礎之上。斯大林也指出，國有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是“當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規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基礎上產生的。它之所以發生作用，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只有在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經濟規律的基礎上才能得到發展。”蘇聯的商品生產是特殊的沒有資本家的商品生產，而流通和交換的過程集中在國營企業、合作社和集體農莊之間。“在我國現今的社會主義生產條件下，價值規律不能是各個生產部門間勞動分配方面的‘比例調節者’。”關于計劃經濟與商品生產的關系問題，毛澤東從中國國情出發，采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進行分析，強調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生產是對社會主義生產有利的工具。毛澤東在1958年11月召開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針對當時認識到的錯誤著手糾正，也批駁了在現階段就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的錯誤主張。毛澤東在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是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價值規律是個偉大的學校，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陳云同志在《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高潮以后的新問題》的報告中也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均衡發展思想，在工商業經營、生產計劃和市場組織方面避免一刀切的“一大二公，純而又純”的情況，允許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私營經濟和自由市場。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的探索過程中，并未將計劃經濟和商品生產相對立，而是認為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商品經濟，正確區分商品經濟的經濟體制和公有制的經濟制度，加以結合并有效運用，走不同于蘇聯的單一公有制計劃經濟模式，是中國領導人結合國內實際和當前發展階段所做的重大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

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中國不是在資本主義充分發達的基礎上進入社會主義的，而是在資本主義沒有充分發展的條件下進入社會主義，仍以小生產為主。在這樣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大規模啟動工業化，大量的資金來源就成為了問題的關鍵，而“剪刀差”成為了國內農業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的重要方式。這也為中國實行“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奠定基礎。與此同時，通過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超常規工業化道路，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整體經濟實力得到了快速發展。但是，在實踐發展中也暴露出來一些問題：農業發展受阻、工業化與城市化脫節、城市就業壓力增大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通過對蘇聯工業化道路建設的反思，形成了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思想。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協調各方關系，在經濟方面具體要協調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等，探索一條中國獨立自主的工業化現代化道路，開始“第二次結合”。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進一步論述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之間的發展關系問題。在強調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前提下，也應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通過這一系列的決策，使中國的經濟建設逐漸走出了蘇聯模式的影響并開始了獨立自主的經濟建設道路探索，為后續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路徑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左”傾的錯誤指導思想，在實際安排農業和工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上，出現了重工輕農、重重工業輕輕工業的傾向，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在三年困難時期之后，黨中央深刻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教訓，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從而使國民經濟在1962~1966年得到了較為順利的恢復與發展。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階級斗爭為綱”等“左”傾錯誤思想成為了這一時期的基調，國民經濟受到嚴重破壞。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對國民經濟的破壞，以周恩來、鄧小平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在工業、農業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周恩來重申了在20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將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發展經濟、振興國家事業上來。全國四屆人大會議后，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鄧小平也開始針對鐵路、鋼鐵工業等進行全面整頓，工農業產品產量開始大幅度增長，經濟開始出現明顯好轉，但這次全面整頓并未觸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問題。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雖然經歷了社會主義經濟改造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再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時期經濟發展的曲折探索過程，但也全面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建立起了相對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等。在此過程中，形成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理論、和平贖買民族資本理論、社會主義工業化原始積累理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理論、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理論、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理論等經濟思想，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寶貴探索。

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基本綱領確立與經濟規律探索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功召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糾正了政治上“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錯誤思想，明確了今后的工作中心要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為中國經濟建設指明了新的方向。正如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使人民擺脫貧困、盡快富裕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明晰所處歷史方位基礎上，提出并逐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并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其蘊含著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建設要求。黨的十五大進一步豐富了什么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回答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隨著對改革開放認識的不斷深化，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并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寫入中共十七大黨章，進一步豐富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在數十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中，中國共產黨不斷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國情和改革開放實踐相結合，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既是從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的，也沒有脫離黨的最高理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新發展。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思想的發展脈絡，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建設過程中不僅要驗證社會主義制度的正當性、合理性和優越性，還需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運行規律，努力實現社會主義制度建設與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同頻共振。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科學范疇得以明確提出，是最高綱領和基本綱領的歷史統一。在1982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首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命題，并在黨的十三次代表大會報告上進一步明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現代化建設相結合的產物，是扎根于當代中國的科學社會主義”。可以看出，中國特色仍作為社會主義范疇基礎上的附加成分，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時期形成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上的延續與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對于社會主義一般性與中國國別特殊性之間關系認識的體現。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首次使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范疇，將“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并列，視其為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這是探索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歷史進程中主體意識和自覺意識的進一步加強（劉偉，2021）。2011年7月，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紀念大會上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一步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3個方面。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僵化的經濟體制而形成的基本經濟制度。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重點關注所有制結構變革及其實現形式，這是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一大二公，純而又純”的所有制結構開始被打破。基于市場活力和資金缺乏等現實情況，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多種所有制形式的合法地位逐步得到承認。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基本的經濟形式，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黨的十二大進一步明確“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提出了“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方針。1992年黨的十四大首次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的范疇，指出“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愿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黨的十五大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在此之后，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等報告中始終強調要堅持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特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上必須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在堅持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的同時，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也在改革中不斷調整與完善，而這重點體現在微觀主體制度的改革上。一方面，不斷深化和完善國有企業改革。國有企業是公有制的微觀企業基礎，是經濟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國有企業改革，從分配領域開始入手，主要經歷了放權讓利階段、兩權分離階段、產權多元化階段、抓大放小階段、優化所有權約束機制階段等五大階段。另一方面，積極推進農村農業集體所有制改革。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土地制度是公有制或集體所有制。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創了所有權和承包權的分離，開啟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則進一步明確了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的基本制度，為農戶土地承包權的財產權性質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重點關注分配方式及其實現方式，這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生產決定分配，生產的勞動產品決定著分配的對象，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著勞動產品的分配形式，所以生產資料所有制也需要基本分配制度進行呼應和配合。換言之，所有制是分配制度的基礎，分配制度是所有制的經濟實現形式，二者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根本經濟特征。正如馬克思所言，“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于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從所有制結構和收入分配制度關系來看，公有制為主體與按勞分配為主體相呼應，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與實行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相對應。這意味著除公有制經濟中實行按勞分配方式之外，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等實行按要素所有權分配，充分讓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在創造財富中發揮作用。針對改革開放前實行的平均主義分配原則，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明確要貫徹執行按勞分配原則，這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而非“資產階級的權利”，并在1984年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做出了開展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改革過去平均主義的工資體制。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長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基礎上，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并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分配制度確立的同時，收入分配的原則也在不斷的調整和優化，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效率與公平均衡，這是中國共產黨對于收入分配制度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也是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踐相結合的創造性嘗試。

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重點是資源配置機制。“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長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關系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關系的本質及特征規定要求資源配置方式上必須堅持和鞏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將為在經濟運行機制和調控方式上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創造了制度可能，進而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新型政府與市場關系提供更為堅實的制度條件（劉偉，2020）。作為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基本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命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最為重要的突破，其具體內涵也并不是先驗和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中國經濟條件的變化而不斷發展與完善。中國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一舉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社會主義階段，這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尤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與馬恩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有較長距離，但也從根本上否定了私有制的統治地位，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所以我們有必要在此基礎上培育市場機制，進行創造性探索（劉偉，2017）。1979年，鄧小平在深入總結傳統經濟體制弊端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想法，指出“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步伐的不斷加快，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探索也在修正中不斷發展，實現了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并在運行機制上經歷了由“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成就在于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統一這一歷史性命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重大發展成果，實現了對傳統計劃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的突破，并在實踐中取得了重大進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

在重點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在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1978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有381元，城鎮化率只有17.9%。鄧小平指出，“一九七八年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過去作了系統的總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中心點是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從封閉轉到開放，從固守成規轉到各方面的改革。”這表明發展才是硬道理，并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為了與上層建筑相適應，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以建設小康社會為目標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針對國內人口多、底子薄的現實情況，鄧小平首次提出了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則需要通過“三步走”戰略步驟加以實現，“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這個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小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后，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實際上，要實現不同階段的戰略目標，必須制定有效的經濟舉措來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針對城鄉二元結構問題，為改變三農的落后狀態，提出了農村經濟發展的“兩個飛躍”思想。其中，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第一個飛躍”是以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和集體經濟為主的“第二個飛躍”的基礎，需依托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加以實現。針對區域協調發展問題，提出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兩個大局”的戰略思想，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中部崛起戰略等舉措。當然，對于資金短缺但勞動力豐裕的中國而言，要想實現四個現代化，正確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前提，“引進的項目必須是能夠帶動我們自己的……引進一個項目，可以帶動一些行業的發展。引進的技術我們掌握了，就能夠用到其他方面。”通過對外開放，在引進資金、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同時，也促進了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開始從“引進來”轉向“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開放戰略。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經過20余年的努力奮斗，20世紀末總體上建成了小康社會，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但也帶來了經濟發展不平衡、環境污染等系列問題。面對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帶來的一系列弊端，胡錦濤指出：“我們講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這里的發展絕不只是指經濟增長，而是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全面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科學發展、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這就需要將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將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重要支撐，將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將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重要著力點。與此同時，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在統籌好對外開放和國內發展的基礎上，要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經濟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結合這一時期的實際情況，深化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認識的重要體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方面形成了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理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基本分配制度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等；在經濟發展方面形成了關于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的理論，關于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理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論、構建開放型經濟體系理論等，構成了這一時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發展，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基本綱領確立與經濟規律探索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逆全球化”浪潮帶來的沖擊愈演愈烈，國內社會主要矛盾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繼續前進。”面對新時代出現的新變化、新挑戰與新機遇，十九大報告中對黨的基本路線作了新的強調和豐富：“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同時，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等方面進一步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綱領，這是黨中央在清醒認識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長期性的基礎上，依據新時代的總目標和總政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綱領進一步的豐富與發展。

在制度機制上，繼續深化改革創新，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特征的同時，繼續聚焦微觀主體制度改革。一方面在國有企業改革上，繼續優化所有權約束機制，并根據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性質和功能的不同，實行分類改革、分類發展、分類監管、分類定則、分類考核，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另一方面在農村農業集體所有制改革上，繼續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三權分置，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繼續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并在收入分配原則上采用新發展理念的“共享”原則進行優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上，繼續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探索，在運行機制上開始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2019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通過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理論、實踐經驗和成就，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重新概括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大方面，將這三項制度并列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主體內容。三方面的有機統一，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在社會經濟發展上，遵循把握新的經濟發展階段、堅持以新的經濟發展觀來構建新的經濟發展格局的實踐邏輯主線來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一是發展階段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正確認識黨和人民事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發展階段，是我們黨明確階段性中心任務、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也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經驗。”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看，人類社會發展是連續性與階段性的辯證統一，深刻認識和把握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是人們認識和運用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自覺和歷史自覺相統一的體現。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不成熟到成熟、從不完善到完善的過程，并將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劃分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高級社會，這一設想為后人探索社會主義發展階段指明了方向。列寧在此基礎上也指出，社會主義本身也是一個發展的過程，需要分階段來逐步過渡，提出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發達的社會主義”、“完美的社會主義”等概念，其“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的提法蘊含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思想。毛澤東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社會革命劃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鄧小平則根據國內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和水平，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事實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非一個靜止的、一成不變的階段，而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的動態過程。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是由不同的發展階段所組成，每個階段有不同的任務與目標。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二大針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和革命任務，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指出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和平和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鄧小平提出“三步走”的戰略部署，逐步實現“溫飽—小康—富裕”。為實現這一戰略部署，針對國內城鄉二元結構特征突出、農業發展相對落后等問題，開始在農村推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提高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接著鄉鎮企業在蘇南異軍突起，出現了“三元結構”特征，走上了從農村推進工業化和以城鎮化來推進城市化的進程，這是一條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農業現代化道路和城鎮現代化道路。從經濟建設結果來看，第一步和第二步我們均超前完成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這也宣告著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新發展階段不僅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也是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一個新階段，是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實現歷史性跨越的科學研判。作為第三步的階段性目標，黨中央對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作出了分兩個階段推進的戰略安排，并在十九屆五中全會上明確強調要在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意味著在新發展階段下，中國共產黨將致力于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而努力。

二是經濟發展觀。作為經濟發展的內核，經濟發展觀是關乎發展的內涵、本質、目的、要求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以回應什么是發展、為什么發展、怎樣發展等系列問題，對經濟發展實踐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指引作用。把握所處發展階段和歷史方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建設過程中確定經濟發展觀的基礎。實踐也表明，中國共產黨的經濟發展觀始終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階段相統一。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下，中國共產黨面對不同的社會矛盾，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始終堅持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適應，提出并形成了不同的經濟發展觀，并在經濟發展觀的引領下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地采取針對性的經濟舉措，接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面對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以“統一戰線”為導向的改革發展觀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創造了物質基礎，制定了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政策。新中國成立時，在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基本國情和冷戰加劇的國際形勢下，“以蘇為鑒”的建設發展觀完成了偉大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基本建成了獨立的工業化體系，但廣大人民的溫飽問題依然沒有完全解決。為此，加快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形成了致力于建設、打造小康社會的生產力發展觀，國民經濟甚至超前實現翻番的目標。進入新世紀以來，“發展”仍是主旋律，為破解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帶來的一系列的社會和環境問題，科學發展觀應運而生，試圖解決制約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社會問題。進入新時代以來，面對新階段下環境、條件、任務、要求等方面發生的新變化，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正式提出，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為奮斗目標，堅持用新發展理念來破解新時代經濟發展中的難題。事實上，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來，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要想更加有效地應對各種風險與挑戰，就必須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致力于建設美麗中國。在此過程中，五大新發展理念分別對應“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5個方面，創新發展解決發展動力問題，協調發展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綠色發展解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問題，開放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共享解決社會公平公正問題。那么，應當以怎么樣的方式、方略來實現和貫徹“新發展理念”？這就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則需建立在以人為本的核心上，在貫徹和緊緊圍繞五大新發展理念的前提下實現經濟結構、資源分配等方面的轉變。換言之，要想實現經濟質量與效益并舉的轉變，關鍵是技術上的自主創新和推動知識經濟的發展，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對應著新發展理念中的“創新”。要想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須加快經濟結構的全面優化調整，優化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加快工業化進程，實現區域間的共同協調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同時，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參與經濟全球化下互利共贏的國際經濟合作，推進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的結構優化，這對應著新發展理念中的“協調”與“開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和廣泛應用節能減排技術、大力發展環保產業，形成經濟發展與能源、環境保護的良性互動，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這對應著新發展理念中的“綠色”和“共享”。堅持新發展理念，將有助于實現經濟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是經濟發展格局。經濟發展格局是指經濟發展中各因素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具有重大影響的各個方面的相互關系。在時空演變過程中，這種復雜的內在聯系將在不同發展階段下出現新變化、新特征、新趨勢等，進而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格局。正確認識所處階段和歷史方位，堅持用新的經濟發展觀來構建新的經濟發展格局，這是為更好地與經濟發展目標相匹配。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應對國際國內形勢變化、與時俱進提升國內經濟發展水平、塑造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而作出的戰略抉擇。構建新發展格局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實現方式，二者都是對新發展理念的重要落實。那么，如何構建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著眼于宏觀布局，其本質要求是實現國民經濟循環暢通，更多著眼于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在數量和結構、時間和空間上的相互適配，以期實現“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而現代化經濟體系則是實現國民經濟循環暢通、總供給和總需求高水平動態平衡的具體路徑。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根本依托，堅持擴大內需的戰略基點，堅持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方向，用好改革開放的關鍵一招，這三方面的要求都需要通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具體路徑才能落地。與此同時，“以國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也需要繼續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建立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改革開放以來，對外開放作為一項基本國策，讓中國開始融入全球化經濟之中。從試點經濟特區到批準沿海對外開放城市，再到設立國家級新區、開發區等，標志著對外開放的范圍不斷擴大。1997年黨的十五大指出要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要正確處理好對外開放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系，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在此基礎上，黨的十六大也提到要統籌對外開放和國內發展，黨的十七大則提出要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將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不難看出，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深度融入全球化發展的浪潮之中，要善于處理好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好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互贏的方向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構建新發展格局尤其需要樹立風險意識，統籌發展與安全。正如習近平同志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中所指出的：“我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這意味著要統籌好發展與安全，著力防范各種風險，建立健全完善的安全保障責任制度，將安全融入發展的全過程，確保國家經濟安全。

基于新時代這一歷史方位，習近平同志開創性地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命題，系統回答了為什么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說體系包括哪些內容？等系列問題。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項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實現了三方面的有機統一。在經濟發展方面形成了關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的理論，關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關于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理論，關于統籌發展和安全的理論等。這些都是新時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實踐中直接產生或衍生出的理論創新與理論創造，豐富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內涵，開拓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五、總結

遠大理想與現實目標相結合、歷史必然性與發展階段性相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經濟建設過程中形成不同時期經濟思想的重要體現。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問題為導向，根據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下的實際情況，把最終目標和階段性任務有機結合，將最高綱領和不同階段的基本綱領相統一，針對不同階段矛盾性質及主要任務的差異性提出針對性的戰略政策等，進而提煉出合乎邏輯的經濟理論與思想，借此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階段，積極探索經濟制度變遷中的經濟運行規律，先后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經濟思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經濟思想、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經濟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經濟思想。每個階段的經濟思想均具有鮮明的承繼和發展關系，是連續性與階段性的辯證統一，是經濟規律認識不斷深化的體現，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總的來看，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的創新發展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的創新發展是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主題。中國共產黨自成立開始，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在百年奮斗征程上，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服務于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斷解放、發展和保護生產力，使中國人民實現了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其次，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的創新發展是以黨的基本綱領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為主線。“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階段中，我們黨既有每個階段的基本綱領即最低綱領，也有確定長遠奮斗目標的最高綱領。我們是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的統一論者。”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共產主義偉大旗幟，立足所處階段和歷史方位，抓住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正確處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關系，制定出符合人民群眾利益要求的不同階段的基本綱領，這是實現黨的最高綱領必不可少的基礎。在經濟發展實踐中，中國共產黨立足中國國情，腳踏實地地落實黨在不同階段的基本綱領，不斷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方案”，不同階段的經濟思想也應運而生。在此過程中，不同發展階段下的經濟思想呈現出階梯式向前發展的特征，這是中國共產黨不斷深化對經濟制度下經濟運行規律認識的結果，是在經濟制度建設和經濟發展實踐中產生或衍生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

最后，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的創新發展始終遵循生產關系及其邏輯結構變化的演進邏輯。在社會經濟發展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始終以生產關系及其邏輯結構的調整變化為著力點，努力實現生產關系變革與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辯證統一，形成了不同階段的經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