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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興華（1925—），山西五臺人。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教授、首批榮譽一級教授。本文回顧了他早期的求學經歷及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工作幾十年中的故事，如建校初期的學習情況、蘇聯專家的教學、政治運動中的經歷、理論研究中的感觸以及對青 年一代學者的殷切希望等。

　　衛興華自述本文由作者應校史研究室之約完成于2010年1月。本文收錄于《求是園名家自述》。

　　抗戰中求學 求學中抗戰

　　我出生在山西省五臺縣一個偏僻的農村——善文村的一個農民家庭。我的祖輩與村上世世代代務農的村民一樣，都是種地的，沒有什么文化。祖父因為沒有文化，常受別人欺負。父親上了幾年小學，初通文字，后來在村里當了村干部。父親思想比較進步，希望子女們能夠上學讀書，學習文化知識，所以我不到6歲時就上了我們村的小學。讀小學期間，我很愛學習，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我在初小讀了5年半，直到1936年。由于年紀太小，不便到遠處讀高小。我在1937年春節后考上了離我們村近30華里的東冶鎮高級小學。這所小學原名沱陽高小，是徐向前元帥曾經就讀過的學校，在我進入該校讀書時，他已經成為紅軍中的高級將領了。 1937年發生了七七事變，1938年秋日本鬼子就占領了我們縣，占領了東冶鎮。沱陽高小是三年制的，但由于日本的入侵，我只上了一年半就輟學，回家務農了。可以說，我從小就是從風吹雨打中走過來的。作為農家子弟，我七八歲就開始跟著父母在農田里勞作了。日本人的入侵，使我失學了，但求學的愿望始終縈繞腦際。平日里總是想看書，也盡量地找一些書看。有時干了一天的農活，雖然很累，也會在中午或晚上休息時躺下來看看書，并以此為樂；有時跑到親戚朋友家里或是其他什么地方，看到有書，就會借來看。總之是不想放過任何讀書學習的機會。

　　日本軍隊在我們村駐扎過，并修了炮樓。日本鬼子燒殺搶掠、奸淫婦女等罪行我都目睹過，還多次逃難，因此對日本侵略軍特別仇恨，并產生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當時，八路軍的工作人員也常來到我們這里，與日本侵略軍進行拉鋸式的斗爭。1939年，我就在共產黨開辦的峩峰高級學校學習過幾個月，學校主要講的是抗日統一戰線以及有關黨的抗日政策的一些課程。1940年，我還到黨領導的五臺縣政府（駐敵后馬家莊）所屬的一個小山村參加過一個月“師資訓練班”的學習，主要學習了晉察冀邊區的文件和政策，還學習了許多抗日和革命的歌曲。學完回村后，我就在我們村里的小學當了一年多的小學教師。那時，日軍雖然撤離了我們村，但鄰村還有“炮臺”，日軍經常騷擾，無法進行正規的教學。為了讀書，1942年，我考上了東冶鎮高級小學內附設的中學補習班。日本侵略者搞“新民”欺騙人，也把這所學校改名為第四新民高小。

　　小時候，我的乳名叫玉童，“玉童”在農村來說就是金童玉女的意思。考東冶鎮高小時，小學老師給我起了個“官名”，叫衛顯貴，我弟弟則叫衛顯榮。小學老師就是從名字上希望我們將來能夠榮華富貴。我在東冶鎮讀沱陽高小時，用的就是這個名字，我的同班同學都記得我是叫衛顯貴。1942年，我去日軍占領的東冶鎮上高小附屬中學班時，就把名字改成了衛興華。這個名字的寓意是振興中華、復興中華，就是抗日的意思。

　　我在東冶鎮高小附屬中學班里學習了一個學期。我們村離東冶鎮大概30華里，所以我住校。和我一起住校的還有一個男生，其余的學生都是東冶鎮的，都回家住。在這里讀書期間，發生了很多故事。日本侵略者對占領區進行奴化教育，教人學日語、宣傳“大東亞共榮圈”什么的。那時許多老師雖然對日本人的侵略行為也心懷不滿，但行動上還是很謹慎的，唯恐出什么事。我有時看到東冶鎮的日本鬼子和偽軍欺負老百姓，也很憤怒。有次寫作文時就寫了一句：昨天我看見一個丘八穿著黃衣在打百姓……我沒有直指日偽軍，而是用兵字的拆寫 “丘八”來代替，講些憤怒和不滿的話。語文老師在我的卷上批了一句話：“牢騷話不可多說。”他是怕我出問題。同班有個女同學寫了一篇名為“大東亞戰爭，女子應負何責？”的作文，為日本的侵略戰爭宣傳。語文老師認為她的文章寫得好，就作為范文在學校大門處的照壁背面貼了出來。我看后很氣憤，覺得這樣做太沒有民族意識了。日本人侵略了我們，同學竟然寫這樣的文章，老師還表揚她，把她的文章貼在醒目的地方作示范。上音樂課時，老師教我們唱歌，唱《何日君再來》， 還教我們唱《農村的晚景》：“幾樹寒煙楊柳，一溪流水桃花，空潭對鏡春如寫，倒影醉歸鴉，又聽那短笛橫吹罷，農夫牧豎笑聲嘩，竹籬茅舍，三五人家，牛羊下，山月斜，一幅好天然圖畫，何必桃園幽雅，另尋丘壑到天涯。”歌中描繪了一幅很美好的田園畫面，聽起來仿佛我們中國的農村是那么的美好。而我看到的事實是日本侵略者在農村到處燒殺搶掠，唱這種歌曲完全是自欺欺人，蒙蔽學生。我和那位女同學平時沒有說過話，就趁著她放學回家后，在她的課桌石板上寫了幾句打油詩，想啟發她。針對那個《農村的晚景》，把農村描寫得那么好，掩蓋了事實，也針對她的那篇作文，我就是要在打油詩里還原事實真相。先后寫過兩首：一首是 “日暮鄉間一農夫，仰面悲慟泣如雨，房舍被焚糧遭劫，似火仇恨何時除。”另一首是“亡字當頭鐫，奴衣身上穿，嗚呼痛傷兮，斯讐何時湔。”本來讐與仇字同義，我故意用了個難認的字。后來這個女同學報告了老師，加上我私下給同學們唱過抗日小調和其他“不端”行為，老師和校長估計肯定是我寫的。不過我確實覺得，那個語文老師不管怎么樣，起碼意識上缺乏愛國主義，女學生寫那樣的文章還表揚。

　　那時上學好幾年，歲數也不小了，我的抗日的意識非常強， 任何支持日偽的活動我都躲著不參加。一次，偽縣長要從五臺縣到東冶鎮來，讓我們學生排隊去歡迎，我就躲著沒有去。我不去，有人就懷疑我。加之先前的許多事，校方就派人抄了我的宿舍。宿舍里有被子和褥子等，被子里放了兩本書，他們就把這兩本書抄走了。這兩本書是我們村里過去的一個共產黨人留下的，一本是《各國革命史》，另一本是從蘇聯翻譯過來的哲學著作。查我的時候我正好上街去了，回來以后校長把我叫到辦公室，校長和教我們唱歌的那個老師把兩本書拿出來給我看。這個老師和校長也不是壞人，在那種情況下，他們也只能那樣做。他們問我：“你看這個書，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當然我是有意識的，但我只好說我是無意識的。他可能是給我臺階下，我說我是無意識的。他說如果你是無意識的話，你就把它燒掉。我們五臺縣有那種地爐子，就是冬天燒柴火的，也能燒煤炭。我只好把它撕破了，塞在地爐里燒掉了。那個時候我覺得當亡國奴，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愛國主義不能表達，實在憋氣。后來我就想離開日本占領區，到后方上學。那個時候要想跑到八路軍地區，也能跑去，但覺得那不是正規的學校。我當時有一個思想，就是要上學就上正規的學校，正規的中學，正規的大學。

　　1943 年，我到了“后方”，在第二戰區晉西隰縣上了進山中學。在學校里，公費粗布衣裳，吃高粱面和小米，沒有菜，連鹽也沒有，很是艱苦。那時進山中學校方的領導人叫趙宗復（趙宗復，山西五臺人。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畢業于燕京大學歷史系。曾任反帝大同盟燕京大學支部書記，歷任山西省教育廳廳長， 山西大學副校長，太原工學院院長、黨委副書記，山西歷史學會理事長，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是個共產黨員（“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他父親是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閻錫山對趙戴文也很尊重和親近的。趙宗復在燕京大學就參加了共產黨。我上中學時，一直受到他的影響。1945年抗戰勝利后學校遷回太 原，1946年我就在進山中學參加了黨的地下工作。我在學校里擔任過學生會主席，在進步社團“投槍社”擔任過編輯組長，還在地下同志組織起來的青年讀書會當過負責人。1947年暑假，我按組織安排秘密進入解放區，在太行區太原工委（也是城工部）正式履行了入黨手續。一方面在趙宗復的領導下，另一方面與太行區的太原情報站，又跟太原工委，就是我們解放區的太原工作委員會建立了地下工作關系。那個時候我們準備解放太原，需要太原的軍事情報。太原情報站駐在解放區的太谷縣范家嶺村，番號叫909。太原情報站有一個派遣人員，是個團級干部，叫王天慶。他是我們解放區情報站派去打入閻錫山軍隊中搞地下工作的，搞軍事 情報，我跟他直接聯系。王天慶按909的建議安排喬亞、楊盛欽和我組成進山中學三人領導小組。喬亞任組長。喬亞同志在太原解放前夕被敵人殺害。楊盛欽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王天慶同志被捕后，遭嚴刑拷打，堅貞不屈，壯烈犧牲。

　　1947年8月我被捕了，坐了將近一個月的牢。放出來以后，因為太原環境惡劣，閻錫山的特務組織監管得很嚴，很難直接往外送情報，就想從北平繞。地下同志給我的任務就是到北平以后想辦法建立一個聯絡點，接應從太原來的同志回解放區，所以我就轉到北平來找地下關系。我們地下同志收集到閻錫山的軍事情報，就是他的碉堡、重要軍事設施的部署等，我就幫他把情報（太 原城防圖）藏好，送他回山西解放區，把情報送出去。太原的同志把軍事情報縫在布襪子底里面，用細線縫好，將布襪子帶出來。帶來以后，我想辦法先藏到我的住處、藏到枕頭里，然后再找關系幫他送到解放區。這個對解放太原起了很大作用。我們還把一些從太原來的同學送回解放區，并成立了“山西學生流平同學會”，爭取成立了“山西臨中”。總之，這個時期，我做了一些工作。
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

　　1948 年11月4日，我與孟沚蘩同志一起回到解放區，先到正定，進入華北大學。我到華北大學的過程是這樣的：先經滄縣“平教會”（黨的接待機構）到泊頭鎮，在泊 頭鎮（城工部）住了幾天又到石家莊，在石家莊見到了石璜。本來想回山西解放區，但火車不通。石璜是從北京來的大學生，來到解放區，任石家莊市市長柯慶施 （柯慶施，1902—1965，安徽歙縣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河北省委軍委書記、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部長、石家莊市市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南京市市長、上海市市長、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同志的秘書。我們之所以見到石璜，是因在北平華光女中上學的他的女朋友托我們帶他一封信。石璜建議我們先去華北大學學習，他請柯慶施寫了介紹信給當時華北大學的副校長成仿吾。憑此介紹信，我與孟沚蘩就進入了華北大學，在一部19班學習，宋濤同志是我們的區隊長。在那里學習了一段時間后，我們就回山西參加了解放太原。太原解放以后我又回到北平，繼續在華北大學二部教育系學習。那時華大二部在先農壇，后來搬進了城里。華北大學后來設立俄文大隊，我又到俄文大隊學俄文。成立中國人民大學以后，我就到經濟系去學習，宋濤同志是系主任，徐禾同志是秘書。 1950年的8月，成立政治經濟教研室，蘇聯專家來了，要培養研究生，我就從經濟系學生里被選拔到政治經濟教研室當研究生。那個時候也不考試，就是選拔的。1952年畢業后就留校當老師了。

　　從華北大學教育系到俄文大隊、從俄文大隊到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本科，再調到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當研究生，全是組織上調配的。組織上安排我搞經濟學，我就努力鉆研。從小學到中學，我都是喜歡文學的。上中學時，我就在太原發表了不少的文章，包括散文、雜文、 報道，還發表過打油詩，有的報紙還連載過我的中篇小說。我還擔任過太原《青年導報》的特約通訊員。《青年導報》名義上是閻錫山“民族革命同志會”太原市分會的機關刊物，但實際上是我們地下的同志在辦刊物。曾經請我做特約撰稿人的《工作與學習》也是他們辦的。我還擔任過山西最大報紙——《復興日報》的特約記者。我們的校領導趙宗復和《復興日報》的社長劉士毅（字志弘）很熟，就為我弄了一個特約記者證，這樣從事地下活動比較方便。我在這些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文 章。我參加革命工作以后，一切服從于革命的需要，到了解放區，更不考慮自己的志愿。那個時候，組織上也不征求每個人的志愿，就是統一分配。我們那一代的觀念和現在的青年人不一樣的，就是組織上讓我們干什么，我們就干什么，一切服從組織分配。

　　組織上分配我去政治經濟教研室做研究生，可“政治經濟學”這個詞我都沒有聽說過，非常生疏。蘇聯專家一開始就讓我們閱讀《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和《資本論》。由于沒有基礎，看起來很費勁。過去不像現在，大學生、研究生有自由空間，可選擇一些輔導教材，當時一開始就叫我們硬啃，啃不動，怎么辦？老百姓有句土話叫“笨鳥先飛”，別人用一遍能看過來的， 我用十遍，人家用十遍能看懂的，我用一百遍。人家用一倍的力量，我用十倍的力量，人家用十倍的力量，我用一百倍的力量。所謂“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那兩年的學習，就是靠的勤奮，幾乎沒有任何節假日，全部用來看書了。上課、看書、做筆記，中午吃了飯就趴在那兒學習了。那個時候也不像現在外面花花綠綠的事那么多，生活非常艱苦，經濟上很困難，吃飯也吃得很簡單，買菜買的都是五分錢的菜，最便宜的菜。

　　運動中的坎坷經歷

　　我的命運是和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走曲折道路的時候，我的命運也是曲折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黨的許多領導干部受到迫害，作為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一個普通的教師，我也是受迫害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和國家走上了改革開放的正確道路，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逐步發展繁榮，我的命運也逐步好轉。

　　我是在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中走過來的，幾乎每次“左”的政治運動我都是挨整的對象。改革開放以前，整個政治空氣 是比較“左”的，我自己又喜歡獨立思考，跟不上“左”的那一套。我1947年入黨，后來被捕，出來以后，我不能再直接去解放區。1955年“肅反”，當時被捕以后的是非沒有結論，是審查的對象。1957年“反右”的時候，我差一點被劃成“右派”，最后劃了一個“中右”。為什么呢？那個時候我給學校個別領導提意見，說他缺乏科學態度、缺乏民主作風。我講了些例子，主要是指校方組織批評我校歷史學家尚鉞教授關于我國奴隸制與封建制的歷史分期問題，它與毛主席著作中所采取的范文瀾的西周封建論不同。其實，郭沫若也不贊同西周封建論，主張春秋戰國之交的歷史分期，毛主席是允許百家爭鳴的。我提出這是一個科學、民主的問題，要講科學、講民主。人家就說我是在提五四運動的口號，說你在向誰要科學要民主呢？這不是說黨不民主，黨不科學嗎？這不是反黨嗎？因此，我被劃成 “中右”，被打入另冊了！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為“叛徒”、“特務”，被群眾專政，受沖擊也很大。那時凡是坐過牢的全是叛徒，包括劉少奇、薄一波等，我也不例外。他們的道理是：敵人寧可錯殺一千，不能放走一個。怎么把你放出來的？肯定是從狗洞里爬出來的叛徒；我們地下工作者死了很多人， 那還不是你們出賣了同志，靠出賣同志不就是從狗洞里爬出來的嗎？我說如果說我是“叛徒”，你們應該查一下我是怎么叛變的，查一下報上登過我什么嘛。他們說要害就在這里。如果報紙上登了你寫的自白書、自首書，你就當不成特務了；把你放出來，報上不登什么，那正好讓你當“特務”。在這種邏輯下，我就成了“叛徒”和“特務”。我被抓到地下室，就是中國人民大學現在教學二樓的地下室，嚴刑拷打，不僅拳打腳踢，還用木棍打。打夠了、打累了，就把我押到一個小屋里， 水泥地上鋪點稻草。我的生命也沒有保障，但我的信念是：第一不能自殺，第二不能被殺。那時候經常抓你，放出來以后，過兩天再把你抓起來打一頓，逼著你交代。沒有的事情，我怎么交代？生命沒有保障了，實在沒有辦法，我就想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就趕快走掉了。因為檔案里都有我老家的地址，我沒敢回家，就跑到一個遠方本家的哥哥那里，他在大同口泉煤礦當工人。我在大同口泉躲了二十多天。后來就回了老家，又躲了一個多月。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軍宣隊、 工宣隊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我覺得生命有保障了，就回校了。

　　回來以后，我、宋濤、吳大琨、項沖、徐禾、李光宇等十幾人都被關到“專政隊”挨批挨斗。那時，我是“叛徒”，吳大琨是“反革命”，宋濤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都受到監管，失去了自由。我和宋濤是被關押時間最長的，1968年過春節也被關著。

　　1975 年，我恢復了教學工作。由于中國人民大學被解散，經濟學系并入北京師范大學，我參加開門辦學。我系師生到李瑞環同志任黨委書記的東郊木材廠邊勞動邊教學。 粉碎“四人幫”以后，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同時政治空氣慢慢轉變，歷史是非才搞清楚。在1984年我當經濟學系主任的時候，才徹底地把最后一些歷史問題搞清楚。1984年10月18日的組織結論是“衛在敵人審訊時沒有暴露黨的機密和個人身份”，并肯定我由太原到北平后，“參加組織了山西流平學生的反閻活動， 包圍前門外憲兵隊，保存了地下工作人員所寄存的太原城防圖，還介紹過進步學生去解放區。”按照中央文件復查，恢復了我的組織生活。黨籍恢復到1947年8 月，參加革命工作從1946年算起。

　　我覺得，“文化大革命”是很壞的事情，但對我來說壞事也變成了好事。為什么呢？“文革”中“左”的那一套，不僅僅是我們一般的下層人員受到迫害，包括像鄧小平、彭真他們這些高層都受到迫害。他們就會知道，過去“左”的一套，害死了多少人啊，政策就慢慢地轉過來，平反昭雪。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的政策、文件一個個地出來了，冤假錯案慢慢地平反了。有些歷史問題，認真搞調查，原來造反派搞調查是想把我打成“叛徒”、“特務”，大搞“逼供信”，后來實事求是地調查之后沒有這回事，反而對我有利了。他們把正面、反面人物都找了，最后才把我的問題徹底搞清楚了。
理論研究：泥沙俱下中堅持自己

　　我的治學態度是：不唯上，不唯書，不唯風，不唯眾，求真求實，追求真理，走自己的路，由他人去評說。搞研究也好、講課也好，我從來不會隨風跑，也不喜歡那些風派理論家，東風來了往西倒，西風來了往東倒。我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第一屆研究生于1952年畢業后，一直在本校從事政治經濟學專業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在 “左”風盛行的年代，我深受其害。我的經濟學研究不愿隨風轉，沒有寫過宣傳“大躍進”、人民公社之類的東西，也沒有參與寫過“大批判”的文章。又想搞點學術研究，只好選擇一些與“左”的理論和實踐較遠的題目。寫文章應有感而發，言之有物。我常提出一些與流行的理論觀點不同的意見，進行學術探討和爭鳴。盡管有些文章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所寫，但至今我仍堅持其中的觀點。20世紀50年代，我對當時在國內流行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材中的一些觀點，提出了不同意見。例如，蘇聯教材中講，貨幣具有階級性，抽象勞動是商品經濟范疇，我國的有關論著中也跟著講。我于1958年在《新建設》刊物發表文章，否定貨幣有階級 性。在1957年《讀書月報》第1期發表文章，否定抽象勞動是商品經濟范疇。在蘇聯和我國的經濟學教材中，我發現對有關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理論闡述及其加總計算的方法存在紕誤，于是在《經濟研究》1956年第1期發表了《關于資本主義地租理論中的一些問題》，指出其紕誤所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發表的論著是與當時“左”的政治氛圍保持了距離的，沒有為“左”的理論和政策進行過論述和宣傳。

　　粉碎“四人幫”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有一種理論精神上的解放感，積極參與了理論工作中的撥亂反正。針對批判所謂“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及宣傳上層建筑決定論、生產關系論決定論，我在《光明日報》1978年4月10日和6月19日先后發表了《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和《略論生產力發展的連續性》，并在《哲學研究》1980年第8期發表 了《關于生產力的內容和發展生產力的問題》。此文超越了生產力二要素、三要素的框框和爭論，提出生產力多要素論。并且說明：長期以來，“把生產力的內容理解得很狹隘，它的許多因素曾在長時期中被忽視了。如，片面強調人的因素而忽視物的因素；在物的因素中片面強調生產工具的作用而忽視原材料、電力和其他能源等的作用，對自然資源和生態平衡沒有加以很好的保護和利用；強調群眾運動，而忽視甚至鄙棄科學技術和科技人員的作用，還不斷批判‘技術至上’、‘專家路 線’；強調政治的決定作用，而忽視生產組織和經營管理的作用。”

　　針對當時流行的關于“過渡時期”的“新”理論，將馬克思所講的“過渡時期” 錯解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過渡時期，宣傳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都是過渡時期，據此再把列寧關于過渡時期階級斗爭更加尖銳一類話加之于社會主義，我在《教學與研究》1980年第1期發表了《我對馬克思“過渡時期”理論的理解》，肯定“過渡時期”只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的 歷史時期。針對在我國長期盛行的“唯成分論”，我在《經濟問題》1983年第3期發表了《馬克思怎樣看待資本家和地主個人》一文，闡述了馬克思不要資本家和地主個人對資本主義關系負責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針對引證列寧關于“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的論斷，作為搞階級斗爭的理論論據，我在《經濟學動態》1982年第3期發表了《怎樣理解列寧關于小生產的一個論斷?》一文，以澄清對列寧論斷的誤解和誤導。針對為生產而生產、忽視人民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問題，我在《經濟研究》1979年第1期發表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物質利益關系》，還在《光明日報》1980年 7月5日和《教學與研究》1980年第1期以及其他刊物上先后發表了幾篇有關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論文，并提出了“社會全部實際需要的滿足程度”的計算公式。針對理論界和教科書中多年流行的一個論點——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之所以還沒有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是因為勞動者的思想覺悟水平還不夠高，并且受剝削階級好逸惡勞、輕視勞動思想的影響，我在《光明日報》1978年11月11日發表了《為什么勞動還沒有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一文，指出這是歷史唯心主義觀點。社會主義社會勞動還沒有成為生活的一個需要，是因為“生產力的水平還不夠高，從而舊的社會分工還存在，人們還不能獲得全面發展，勞動時間還比較長、比較繁重”等。

　　改革開放以后，許多經濟問題需要進一步的研究，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實際經濟問題，或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都是需要進行深入研究的。這些問題的研究都是和我們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緊密相連的。我是搞理論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當然不是簡單地照搬馬克思的著作。我們必須深刻地學習領會、把握馬克思主義原著的精髓，在理論上進行創新和發展，把它與我們的國情和實踐相結合，與我們的改革開放相結合，與我們的經濟發展相結合，這是我們國家的需要，也是我自己研究的領域。改革開放30年來，我從事教學與研究的主要方向有三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經濟改革與發展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面，我既根據教學與研究的需要，力求較深入地闡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有關經濟理論，又經常針對我認為是顯然錯解和誤解了經典作家的東西進行討論與爭鳴；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方面，我既從正面探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與實踐問題，又針對我認為是不正確的見解提出質疑和辯駁；關于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研究，我在如何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國有企業改革、收入分配以及經濟發展 增長與發展方式轉變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我始終認為，要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與國家的需要結合起來、與為國家培養高級的經濟人才結合起 來。基于這種理念，我兢兢業業地工作，盡量對我的事業負責、對學生負責、對學校負責、對國家負責，盡量做一個合格的教師。我現在年齡大了，過80歲了，但 我覺得我頭腦還沒有老化，還沒有糊涂，我還可以繼續帶博士生，學校經濟學院還繼續聘請我。我是2004年5月，79歲才辦離休的。離休后還繼續工作，帶博 士生。有些朋友勸我說年紀大了，用不著還寫那么多東西，還費那么大的勁，更多的應該安排好自己的晚年，享受生活。我覺得他們說的都有道理，但從我自己的角度看，我已經習慣了，覺得把日子白白浪費過去太可惜。有些青年學者還希望能夠讀博士，跟我學習，我覺得這也是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所以我還在繼續帶博士生， 進行教學，并參加校內外的學術活動。只要在北京，我每周都會和博士生一起討論學術問題，講一些理論上的體會。

　　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的學術空氣 比較寬松了，百家爭鳴，學術自由，比過去環境好得多了。但是現在理論思想有點亂了，說得好聽一點，就是百家爭鳴、各抒己見；但是在理論工作上，泥沙俱下。 改革開放以前，一股勁地反“右”，以“左”反“右”；改革開放以來，又多年反“左”，理論界包括經濟學界，“右”的東西也大量冒了出來。是以“右”反 “左”，以反“左”的名義連不帶引號的左即進步的、革命的左也去反。一般我寫文章不愿意用“左”呀“右”呀的詞句，但事實上有些人是用“右”的東西來反 “左”，把馬克思主義、把科學社會主義也當“左”來反；誰堅持馬克思主義，誰堅持社會主義，就被認為是“左”，是保守。這個東西也不行，這一套我也不認 可。我覺得目前有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就是怎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怎么樣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在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在正確的路線方針指導下進行改革開放？而不是像有些人要把我們的公有制經濟完全變成私有制，搞私有化；要把社會主義轉變成資本主義。有這么一股勢力，我是不贊成的。所以這些年來我不斷地寫文章，從正面闡述和力求創新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和闡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澄清一些理論是非。現在我還照樣在做。我最近還寫了一篇文章，標題就是《警惕“公有制為主體”流于空談》（《經濟學動態》，2005（11））。如果公有制沒有了，公有制企業垮了，全是私有企業，私有化了，那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就不存在了。西方通過各種渠道對我們進行“和平演變”。我們的革命斗爭犧牲了兩千萬人，周圍犧牲了一大批的朋友，所換來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最后就可能像西方所希望的那樣，逐步和平演變。蘇聯東歐是劇變，社會主義垮臺了，弄不好我們中國不是劇變，而是漸變。

　　1983 年到1986年學校讓我擔任經濟學系主任，干了三年我就向學校申請不干了。一是快到60歲了，也因為要干得太認真的話，也太費事，那個時候系里有什么事都找我，子女就業、夫妻吵架也來找我。我還是想搞好教學與研究工作。后來退下來，學校同意了，又讓到《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工作，當了幾年的總編輯。我還當過多年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校學位委員會委員和理論經濟學分會主席。
寄望于青年一代：走出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

　　我 們這一代和現在年輕的一代在許多方面不完全一樣。當然也不能要求現在的年輕人和我們完全一樣，因為社會在發展變化，時代在發展變化，人們的思想意識和觀點也在發展變化。我們那個時候很艱苦，思想上沒有節假日，整天埋頭讀書、上課、開會，沒有自己的娛樂活動，沒有現在的電視機、電腦，連電話也沒有，圈子比較 小。我1952年研究生畢業當老師時，連手表都沒有。上課要看時間，只好借別人的手表用。直到1955年中國人民大學俄語競賽，我得了80塊錢的獎勵，才買了塊手表。沒有收音機，小孩想聽小喇叭廣播，還要跑到有收音機的別人家里去聽。1958年“大躍進”發了躍進獎，我才拿獎金買了一個大殼的收音機，當時覺得挺“享受”的。1952年開始當老師到1958年，六年才買了個收音機，1964年才買了輛自行車。那個時候生活很困難。做研究生時，我到食堂看菜牌子，看最后五分錢的菜。不像現在我們的孫子輩都有手機，方便聯系，外面活動多、知識面廣，看電視、聽廣播、上網站，四方八面的知識很多。年輕人現在的生活比我們豐富多了，這是他們的優勢，不能按照我們過去的模式套他們。但我覺得有些原則性的東西還是應該要保留下來，如艱苦樸素、勤奮學習、深入鉆研、不急功 近利、不浮躁等。

　　我們這一代人，都已經七老八十了，我都八十多歲了，未來只能寄希望于青年一代了！我們的青年教師、青年學生應該比我們更 強。在國內，我們可以關起門來說你是經濟學泰斗呀，是經濟學大師呀，但是世界級的經濟學泰斗、經濟學大師，可以說還沒有出現。有些人在國內可以說是著名學者、著名經濟學家，但是好像還沒有哪一個學者在國際上很有名、著作翻譯到許多國家去、在世界上能夠起到領先的作用。希望我們的青年教師、青年學生能夠出世界級的經濟學泰斗、經濟學大師。但只有愿望不行，需要一步一個腳印地去走。希望我們的青年教師和青年學生們能夠真正刻苦學習、刻苦鉆研，能夠像過去講的 “為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埃及金字塔又博大又高、基礎深厚。要理論功底扎實、知識面宏厚。這就要自己努力了，而且需要人品和文品都達到一個比 較高的境界，因為人品和文品是統一的。不能投機取巧、急功近利、唯利是圖。

　　我覺得現在的青年教師、青年學生追求商業化的東西過多了。現在搞市場經濟，想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寬裕一點，考慮個人利益無可厚非，這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過分的商業化。比如外面請我們出去講學、作報告，我從來不 講價錢。他們問需要多少報酬，我說我不講這個。一次他們通過經濟學院的行政人員請我，問衛老師報酬該給多少。我對學院行政人員說千萬別跟人家講價錢，可對他們說：“衛老師從來不講這個，給不給都可以。”我最初到外校講學，給我報酬我都不要。后來其他人都要我不要，好像這個并不見得效果好，畢竟這已經成為一 種慣例。但是我不喜歡有些人那樣子，首先開價錢。有的胃口很大，前兩年的時候，國內有的學者開價：沒有五千塊錢報酬“免開尊口”，要價上萬的都有。我覺得 這樣是過分的商業炒作，不好。講學、出去作報告，是應該給人家更多的思想啟發、更多的精神食糧、精神財富，給一定的報酬也可以，但不要過分地追求這個，要能夠安心治學，不要浮躁，不要急于求成，要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走。

　　人總要樸素一點，學風也要樸素一點，不能夸夸其談，特別是我們的青年學生。我覺得現在這一代在關心國家的富強發展這一方面和我們那一代比起來就有差距。我們那一代，確實是一腔革命熱情，拋頭顱灑熱血也在所不惜，參加革命就是要付出，不求回報，要有犧牲精神的。我們學習也是為了振興國家，當然個人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要結合起來。我們這一代，更不用說老一代，首先考慮國家的利益、民族的需要，服從分配，讓干什么就干什么，從不講價錢。集體主義、愛國主義比較強，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歷史感比較強。現在新的一代，包括我們青年的教師、青年學生，受外界的影響更多，心態有些浮躁，作風也浮躁。接觸外界多，獲取的知識面廣，這對他們有好處；但是外面接觸的多，有時候受負面的影響也多，或者是考慮個人的東西過多，不能專心致志地學習和給社會作貢獻、給國家作貢獻、關心人民的疾苦。各種力量、各種思潮都在影響著他們， 他們應該有一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應該在行動上更多地考慮弱勢群體的利益，更多地考慮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為他們做一些工作，為他們服務。我們在行動時應該時時有這樣一個信念：怎么把我們國家的經濟工作搞得更好，怎么使我們的民族更加強盛。不應該眼界太狹小，僅僅只看到自己鼻子下面的東西，僅僅關心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的利益，那樣的話，往往也可以獲得一定的學術地位，或者有一點點聲譽，但是我們應該獲得更多人民對你的正面評價。不然講一些不負責任的話，講一些傷害人民利益的話，只追求自己的利益，老百姓就會罵你。我們應該成為人民的經濟學家，應該成為人民擁護的經濟學家，替老百姓、替人民說話的經濟學家。

　　中國人民大學是新中國建立的第一所新型的正規大學。那個時候新聞媒體的宣傳與報道中，中國人民大學都排在第一位，中國人民大學在全國的影響是很大的。因為解放初期的幾年中，我們是向蘇聯學習的，蘇聯派了很多專家來辦學、搞教學。在那個背景下，中國人民大學在全國高校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大家都來中國人民大學取經學習。那時我們中國人民大學是艱苦樸素的，學風很好。我們的校舍也能看出來，沒有追求過分的豪華，也限于當時的條件，雖然艱 苦，但是學風正，欣欣向榮。

　　經過“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大學解散了，受到了很大損失。剛復校的時候，我們有一段時間青黃不接，有一些老教師或青年教師調走了。復校以后，應該說我們中國人民大學在全國的高校中仍有重要的地位，教育部評選中，我們許多學科，包括理論經濟學，都是居全國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因此而自滿，應該看到我們的優點，也要看到我們的不足，要看到其他許多的兄弟院校的發展很快，高校系統也在競爭，許多院校在迎頭趕上。從經濟學科來講，我們中國人民大學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在這一方面應該是比別的學校更有學術地位。目前，在馬克思主義被某些人淡化、邊緣化的情況下，我們中國人民大學應該在這方面更好地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更好地發揮我們的帶頭作用。

　　怎么樣使我們的校領導和教師上下溝通、相互了解、相互支持。更緊密地溝通將有利于我們學校的發展。另外，我覺得學校領導應該重視學校的一些有造詣的、有學術成就的、在社會上有學術影響的教師。我們學校已經有三十多位教師獲得了榮譽教授稱號，還發了金質的獎章，這是很有意義的，希望再做更多的工作。同時，也要關心培養和重用中青年一代中有學術造詣和社會影響的教師，要善于發現人才、愛護人才、培養人才、使用人才。

　　人物簡介

　　衛興華（1925— )，山西省五臺縣人。中共黨員，教授，經濟學家。

　　衛興華1952年于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1981年被評為北京市勞動模范，1984年被評為博士生導師。歷任經濟學系系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理論經濟學分會主席、《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總編等職。1991年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2004、2005年分別被聘為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政治經濟學教材編寫組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課題組主要成員。200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教授稱號，2009年被授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一級教授稱號。曾任第三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濟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經濟學科規劃小組成員、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等。現兼任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黑龍江大學、南京大學等30余所高校的特聘教授等職。

　　衛興華著有《衛興華經濟學文集》（三卷）、《政治經濟學研究》（二卷）、《我國新經濟體制的構造》、《市場功能與政府功能組合論》、《衛興華自選集》等著作40余部（含主 編、合著），主編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教材是全國影響力、發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人民日報》理論版、《光明日報》理論版等國家權威報刊上發表論文、文章700余篇，許多論文被《新華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馬克思主義文摘》等文獻轉載。曾榮獲國家級教學成 果一等獎，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教育部第一、二、三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三等獎等20余項重要獎勵。部分論著榮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第一、二屆論 文獎，第四屆中國圖書獎一等獎。

　　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衛興華被譽為中國《資本論》研究權威，在經濟理論和經濟改革研究方面成果顯著。 1956年，他糾正了蘇聯和我國經濟學界在資本主義級差地租與絕對地租加總計算上普遍存在的紕誤。20世紀50年代，在全民所有制內部非商品經濟論和生產資料商品外殼論等觀點流行的時代，他明確肯定了全民所有制內生產資料的商品性質。1980年突破流行的生產力二要素或三要素論，提出了在經濟學界影響廣泛的生產力多要素論。1983年系統點評了學術界探討馬克思生產勞動的各種觀點，澄清了一些理論是非，闡釋了馬克思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理論。1986年 明確提出了“計劃調節市場，市場調節企業”的經濟運行模式，最早系統研究經濟運行機制的理論，還突出提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問題。近些年在深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收入分配以及社會主義所有制等問題的研究上，成果頗豐。

(編輯：王寶奎 呂媛媛；核稿：丁凱)